元稹此诗描写樱桃花，就全诗来看，意境生动活泼，给人一种明艳、清晰的视觉感官体会，描写静景，却能给人以动态的体验感。另外全诗不过寥寥几句，但简明凝练，描景抒情，实在让人叹为观止。
第一句“樱桃花”开门见山的推出所要描写的景物。第二句马上承接上一句并运用一系列的量词由一到二到千万，恰似人的视线般由远及近，由一处及整体。这样的描写手法立马使静默沉寂的樱桃花有了一种爆发般活泼、热闹的气氛，恰拟于宋子京“红杏枝头春意闹”一句，却又比宋句写的更含蓄，若绵酒般可令人回味无穷。第三句笔锋一转却是睹物思人，“花砖曾立摘花人”便是物是人非，然而无论作者或读者却都能将摘花人的形象还原回樱桃花枝下的花砖上面。于是便有了最后一句：一袭罗裙，红艳似火，花衬人娇，人比花灿。素手若玉，皓腕凝霜，折花微扬，婷婷玉立，回眸嫣然一笑，热情似火，瞬间黯淡了周围。
然而片刻的恍惚过后呢？却是油然而至的失落。譬若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那喧闹开着的花儿，那一池的活泼美丽，终却只化作了一句叹息：“那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又譬若六一居士的《元夕》“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一句。“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那如火般的樱桃花渲染出来的热闹却愈发衬出一份斯人不再的惆怅与落寞来。写乐景，喻哀情，恰似我们读完这首诗后没由来的失落一样，我们不知何时，似也陷入了无尽的回忆之中。
这首词为写景词。发端一韵“霓节飞琼”化用神话传说，比喻雪之将落未落。扣词题“催雪”。“霓节”二句此借用“琼”“玉”二字之白色来比喻雪，借“霓节”“鸾驾”喻雪之飞。如此拟人手法，不仅色彩素雅，而且将雪写得意态优美而飘逸。一开章就创造了一个神话般的意境。“杳隔平云弱水”，化用“弱水之隔”的典故，言其远隔难以到达，此句一个转笔，写雪之不降，为“催”字伏根。“倩皓鹤传书”一韵，正面写“催”字，词人进一步展开想像，此处设想奇特，造词新颖。“鹤书”本是古代一种专门书写征召贤士诏书的一种书体，词中将白雪比拟为贤士，用鹤书传之，并在“鹤”之前加一个“皓”字，与“雪”相比，而且把“鹤书”也变成白鹤。成了能飞能传书的飞禽了，这里将无生命物变成有生命物，显得更加生动传神。词中的玉壶冰比拟白雪。“传书”“呼起”正面写“催”字。“莫待粉河凝晓”一韵，“莫待” 有恳切之意。“瑶笙飞环佩”与开头的“飞琼”“弄玉”相呼应，依然以仙女比拟雪。想像仙女们在月夜之下，飞入人间，吹奏笙乐如环佩玉饰之声。此处不仅将无生命物比拟为人，而且有声有色，形象空灵。“正蹇驴吟影”一韵，又化用与雪有关的典故，赋予雪以内在的高雅、洁白的社会本质。此韵言雪之降落。“蹇驴”句， 化用孙光宪《北梦琐言》中所记郑綮的故事。有人问相国郑綮：“相国近有新诗否？”曰：“诗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何以得之。”言在风雪中骑驴才有诗思，在朝中任官那有诗情。“茶烟灶冷” 二句，化用袁安未达之前，一次大雪封门，烟却灶冷，在家中僵卧，以清贫自守的故事。杨铁夫评此二韵说：“为下文作反挑。”（《梦窗词选笺释》）
过片，“歌丽”二韵，杨铁夫评此韵说：“又换一热闹境界。” （《梦窗词选笺释》）词人换此热闹境界，用以反衬白雪降落时的静谧安宁。“放绣帘半钩”过片三韵，都是从侧面写出“催”字。“要须借东君”一韵，正面写“催”字，要借东风春意以催雪。“灞陵春意” 再次用郑綮所言“诗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一语，将雪与诗情联系起来，为雪涂上了诗意的色彩。“晓梦先迷梦蝶” 一韵，化用庄子梦中化蝶，醒后不知自己是蝴蝶所化，还是自己化为蝴蝶的故事，极写在迷离的睡梦中，风声凄厉，白雪纷飞，重重的寒气侵人衾帐，此言雪已落下，完成了词题“催”字。最后以“还怕掩深院梨花”一韵为题后语，将雪换一意境，创造了梨花带雨，美人落泪的凄婉境界。杨铁夫言：“亦跌进一层法。”（《梦窗词选笺释》）
此词构思巧妙，设辞造语奇丽。如将飞雪比拟为“飞琼”“弄玉”两仙女驾鸾而至，以“琼”“玉”之白比雪贴切，而且用仙女比拟。形象生动富有空灵飘逸的美感。正面写“催雪”时，用专写诏书的鹤体及卫姨的玉壶冰体比拟，既庄重又美丽。写待雪时，则日“放绣帘半钩，宝台临砌”，词语艳丽，颇有闺中佳人等待意中人的情韵。写盼雪又怕雪大的心理，却言“还怕掩深院梨花，又作故人清泪”创造了“雨打梨花深闭门”“梨花一枝春带雨”的美丽意象。其用辞既密且丽，正如况周颐所说：“梦窗密处，能无数丽字，一生动飞舞，如万花为春。”（《蕙风词话》）
首联从梅蕊初绽到梅花盛开，从腊前到年后，写了时序变化，让作者似乎看到了春姗姗来迟的脚步；写了梅花的开放过程，又好似体现了诗人天天看花，关注盼望的心情。从梅花次第之中表现的是诗人盼春惜春之情。
颔联承首联写春意浓，然再好的春光春色也无法排遣“客愁”。这是见江梅而有感所写的诗，形容梅、描写春不是诗人的目的，借以抒情才是真正目的。因此仇兆鳌《杜诗详注》认为“客愁”二字，是这首诗的诗眼。越是深知春意盎然，越是对客愁无可奈何。以美景写哀情，倍增其哀。这里利用情与景的反差，造成了强烈的艺术效果。
颈联又稍一停顿，不顺势抒情而写景。梅花满树与雪同一颜色，春风拂煦，春江微波正与岸边梅花相漾发。江中波映江边梅，岸上梅逐水中波。江水岸花一派融融乐乐的春景。何义门说：“破题二句，已非‘江梅’不可。”（引自《瀛奎律髓汇评》）未免过早，“江梅”之意至此才补足。
在此大好春光之中却不能尽情享受，其中原因在尾联道出。尾联将“客愁”之意重申。春水春花，春光春色，虽然赏心悦目，但“都非故园春色，是以对巫岫而添愁耳。”（仇兆鳌《杜诗详注》）杜甫出川早有计划，刚刚听说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就有过返乡路线的草图：“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滞留夔州实属不得已。夔州是杜甫居川的最后一站，出三峡就可北上回故园了。越是要回故乡越是思念故乡；越是不能返故乡也越发思念故乡。“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之一）秋思是故乡，春思也是故乡。故乡情也是爱国情，因为是动荡的时局，血腥的战争逼得他背井离乡漂泊西南。带来希望与生机的春天又来了，可是却不能见到可爱的故乡。面对巫山峰峦，更觉其高峻险恶，也更觉故乡山水可爱可亲。
这首诗一、三联相连，以景为主，二、四联相连，以情为主，既有江梅的婀娜美丽，也有作者凄凉落寞之情，很有法度。纪昀说此诗不出色，未免过苛。
这首诗写的是在寂静的月夜思念家乡的感受。
诗的前两句，是写诗人在作客他乡的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一个独处他乡的人，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然而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心头就难免泛起阵阵思念故乡的波澜。何况是在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月色如霜的秋夜。“疑是地上霜”中的“疑”字，生动地表达了诗人睡梦初醒，迷离恍惚中将照射在床前的清冷月光误作铺在地面的浓霜。而“霜”字用得更妙，既形容了月光的皎洁，又表达了季节的寒冷，还烘托出诗人飘泊他乡的孤寂凄凉之情。
诗的后两句，则是通过动作神态的刻画，深化思乡之情。“望”字照应了前句的“疑”字，表明诗人已从迷朦转为清醒，他翘首凝望着月亮，不禁想起，此刻他的故乡也正处在这轮明月的照耀下。于是自然引出了“低头思故乡”的结句。“低头”这一动作描画出诗人完全处于沉思之中。而“思”字又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那家乡的父老兄弟、亲朋好友，那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那逝去的年华与往事……无不在思念之中。一个“思”字所包涵的内容实在太丰富了。
明人胡应麟说：“太白诸绝句，信口而成，所谓无意于工而无不工者。”（《诗薮·内编》卷六）王世懋认为：“（绝句）盛唐惟青莲（李白）、龙标（王昌龄）二家诣极。李更自然，故居王上。”（《艺圃撷馀》）怎样才算“自然”，才是“无意于工而无不工”呢？这首《静夜思》就是个样榜。所以胡氏特地把它提出来，说是“妙绝古今”。
这首小诗，既没有奇特新颖的想象，更没有精工华美的辞藻；它只是用叙述的语气，写远客思乡之情，然而它却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千百年来，如此广泛地吸引着读者。
一个作客他乡的人，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吧：白天倒还罢了，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何况是月明之夜，更何况是明月如霜的秋夜！
月白霜清，是清秋夜景；以霜色形容月光，也是古典诗歌中所经常看到的。例如梁简文帝萧纲《玄圃纳凉》诗中就有“夜月似秋霜”之句；而稍早于李白的唐代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用“空里流霜不觉飞”来写空明澄澈的月光，给人以立体感，尤见构思之妙。可是这些都是作为一种修辞的手段而在诗中出现的。这诗的“疑是地上霜”，是叙述，而非摹形拟象的状物之辞，是诗人在特定环境中一刹那间所产生的错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呢？不难想象，这两句所描写的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诗人朦胧地乍一望去，在迷离恍惚的心情中，真好象是地上铺了一层白皑皑的浓霜；可是再定神一看，四周围的环境告诉他，这不是霜痕而是月色。月色不免吸引着他抬头一看，一轮娟娟素魄正挂在窗前，秋夜的太空是如此的明净！这时，他完全清醒了。
秋月是分外光明的，然而它又是清冷的。对孤身远客来说，最容易触动旅思秋怀，使人感到客况萧条，年华易逝。凝望着月亮，也最容易使人产生遐想，想到故乡的一切，想到家里的亲人。想着，想着，头渐渐地低了下去，完全浸入于沉思之中。
从“疑”到“举头”，从“举头”到“低头”，形象地揭示了诗人内心活动，鲜明地勾勒出一幅生动形象的月夜思乡图。
短短四句诗，写得清新朴素，明白如话。它的内容是单纯的，但同时却又是丰富的。它是容易理解的，却又是体味不尽的。诗人所没有说的比他已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它的构思是细致而深曲的，但却又是脱口吟成、浑然无迹的。从这里，读者不难领会到李白绝句的“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的妙境。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