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高鹗作的词只有几十首，以稿本流传。这首《金缕曲》是真实地抒写其私人生活中一件感人的事，亦可见出作者杰出的艺术才能和极其放宕的个性。戊申为乾隆五十三年（1788），高鹗正是盛年，又过后七年才考中进士。关于畹君，从高鹗戊申同时作的《南乡子》，可知道属于“杨枝”（即柳枝）一类人物。当是风尘中女子；“今日方教花并蒂”，显然这次相会已了却宿愿。然而他们很快就分别了。所以写《金如火缕曲》时感到无比的辛酸，而让真情直率地流露，完全不计工拙，却成了至情的文字。

　　词写当晚与畹君相会的情形，他们已三年不见，偶然重逢时惊喜不已，抑止不住心情的激动。作者起笔直接写出“相对如梦寐”的感慨。“春梦”是美好而成空的，三年来不知有过几多的春梦，而且已经习惯。这说明别后的绵绵相思之情。偶然的重逢使人怀疑用如一场春梦。为了证实并非梦境，首先是亲自相问，再挑灯携手，仔细地辨认故人妆面。正如宋人晏几道所写的“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他们相见时“携素手”，说明曾经是很亲密的；“细认梅花妆面”暗示畹君依然妩媚姣好。“罗浮”，山名，在广东境内，风景优美，为道家第七洞天。南朝谢灵运《罗浮山赋》云：“客夜梦见延陵茅山，在京之东南，明旦得《洞经》，所载罗浮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罗浮。正与梦中之意相会。”后遂以罗浮借指意中之梦境。体察的结果，完全证实了并非虚幻之梦。既非梦境，而现实的场面更是难堪的，别后的许多事情的变化，一时难以诉说。词意发展到对现实情景的描述。“一部相思”表现别后复杂情形的出现，也许需要用一部长篇小说才能写清楚的，太多了，太复杂了，因而无从说起。双方似乎都能理解这点，没有必要从头到尾再说下去。畹君更是“低鬟默坐空长叹”，这很生动地表现了她当时的痛苦，悔恨与内疚的难言之情。缅怀往事，使她柔肠寸断，难以控制内心的悲痛。这间接反映了风尘女子不幸的命运。
　　
　　词的下阙继续描述畹君复杂的精神状态。她不愿再去追溯往事，当时是谁的过错很难说清，也无法挽回，因而在尊前努力克制悲伤的情绪。她大胆而真切地表示：“从今新欢有日，旧盟须践”。显然别后变化很大，高鄂已别娶妻而有新欢了，但他又曾和畹君有过山盟海誓。可以理解，封建婚姻不是建筑在双方的爱情基础上，婚姻的缔结总是由于各种社会利益的考虑，而真正的爱情是在合法的婚姻之外的。作者在词里更多的是描写畹君的心情，以表现她的一片真情和他们之间的相互知心。既然他与新欢的日子会很长的，但也应该实践旧盟，以了却一段相思之债，这个愿望由畹君提出是十分不容易的，表现了她勇敢地追求幸福，为此愿付出牺牲，而且义无返顾。畹君的形象在我国诗词中确属罕见的，其热情直率是很可贵的，尤其是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她当晚意绪纷乱，情感复杂。作者以“欲笑欲歌还欲哭，刚喜翻悲又怨”极其细致生动地表述了她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情感了，让它充分地发泄，在知己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纯真的个性。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有春蚕到死丝方尽之句，以表现真挚缠绵的爱情，作者借用“未死蚕丝”以喻难忘的旧情，它而今全被牵动了。古代多以珍珠比喻女性晶莹的眼泪，珠泪成串则极言流泪之多，如敦煌曲子词《天仙子》“泪珠或得似真珠，拈不散，知何限，串向红丝应百万”。畹君终于忍不住满眼泪水，似落下串串珍珠。这晶莹的泪是因悲伤还是幸福而落，很难判断，而确是发自内心的真情，人在过分幸福欢悦时也会流泪的，何况他们相聚之不易，而后会则更难期了。这次的相会虽然幸福，结果必然留下新愁。斛为古代量器，十头为斛，南宋以来改为五斗为斛。“愁万斛”极言愁之多而难以衡量，尤其是难以忘掉，上下两阙的结尾，互相呼应，很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辛酸和痛苦。

　　高鄂以辛酸之情写下此词，整个情事都充满了悲伤的气氛，表现了情事的不幸，尤其是畹君的不幸，作者顺着当时意思的流程，采取线型的叙述方式，写得真情感人，描摹女性特定环境下的心理状态非常细致而真实。词中叙述角度的反复转换，自然工巧，体现出作者高度的艺术表现能力，文字不求工而达到了极工的境地。词中的情事反映了作者无视封建礼法的束缚，大胆地追求爱情幸福，而且也暗示了各种传统社会力量给这情事笼罩着的阴云，因而在欢聚时总是有痛苦辛酸之感。在词中，作者有意省去了某些艳情的描述，达到了艳而不亵的境界，保持了基本情调的统一，艺术效果非常突出。

　　《辛卯除夕》清·黄景仁倏忽流光吹剑过，年年此夕费吟哦。历穷讵有绳堪续，面改难如镜可磨。廿载偏忧来日促，一身但觉负恩多。遥知慈母尊前意，念子今宵定若何。

　　胡曾用四句诗概括了当年项羽乌江自刎的情景表达着对他无限的敬仰与同情，分析了项羽当时耻于过江的心理活动，展现了项羽义重如山，视名节重于生命的人格之美。他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信条。他宁死不屈、义重如山的精神品格感动着无数的后人。

　　人们在诗歌中表达着对他深深的敬仰与感动。 胡曾能以浅近之辞，表达历史上可歌可泣之事，为的是颇能谐合一般民众的口味，故得以传诵不休。胡曾的咏史诗虽然不像杜牧那么别出新意，也没有李商隐的隐然寄托，但是因为通俗易懂，加上概括史事性强，所以从唐五代至明清，被作为儿童训蒙读物，影响广泛。

　　这首词写得宛转轻灵，工于寄托，于淡淡的语气中寄寓词人曲折蕴藉的情感，仍然具有自己新颖的角度和鲜明的个性。

　　上片写水仙。开端三句：“楚江湄，湘娥乍见，无言洒清泪。”词人把水仙观照为湘娥，用风神清洁、凝眸含泪的湘水之掩辣趁动人的情状笼罩全仙徒然伫立着，无人爱怜，美好情思无所寄托，而一个“空”字则把词人失意、怅惘、落寞的情绪流礴尽了，抒发出人品高洁而难有知音的慨叹，于咏物中写出了词人的心、情。“凌波路冷秋无际，香云随步起”是由春入秋，秋是虚写，是词人的心理感受，散发出无边萦瑟轻冷的寒意。“香云随步起”描写水仙之娜香缭绕上升，仪态袅娜。此词写到这里，于淡淡的动人哀思的春意中给人增添了一份冷寂的秋感。读者可体会得到这是词人心境凄黯的写照。上片结句“漫记得、汉宫仙掌，亭亭明月底”，当是由眼前景物水仙联想到汉宫前捧承露盘的金铜仙人在明月下的亭亭玉影。词人所感，与所谓“感时花溅泪”者同一苦衷。“漫”与上文的“空”字照应，宛转地抒发了词人对宋室的眷念但却无所作为的怅惘之怀。

　　下片写人惜水仙，进一步写情思。“冰弦写怨更多情，骚人恨，枉赋芳兰幽芷”，“怨”字道出了全词主题。这几句词人命意用辞很有独到之处：以有声的冰弦比无声的水仙，把视觉感受错置为听觉感受，于视觉之外再获得听觉上的美感。下二句“春思远，谁叹赏、国香风味”，传统诗词中常以兰为国香，这里词人则以水仙为国香，认为它春思悠远，韵味深长，感慨此国香风味不为世人欣赏、怜爱，这与黄庭坚《次韵中玉水仙花》中的“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至此，词笔一转，着重写到自身，“相将共、岁寒伴侣”写水仙与人相亲相伴，共作岁寒之友。因水仙冬生，“岁寒”二字正切其性。在词人看来，水仙丝毫不逊色于松、竹、梅岁寒三友。“小窗净、沉烟熏翠袂”，写在惜花者所居处，水仙摆放在明净的小窗前，沉水香的缕缕轻烟缭绕着水仙抽出的绿叶。描写得极其淡雅而意境清幽。结语“幽梦觉，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写惜花者一觉幽梦醒来时，灯影中目光迅速地被一枝身上带着涓涓清露的水仙吸引住，语气极淡，然清逸之韵使人回味无穷。

　　这首词借湘妃、洛神来写水仙的芳魂玉魄，极力突出水仙飘逸高洁的品性。综观全词，咏物凝神观照、摆脱凡思，抒情宛转轻灵、淡雅清幽，引事用典十分贴切，又注意到处处照应。作者的才情与功力由此篇可见一斑。

　　文章对月夜景色作了美妙描绘，真实地记录了作者被贬黄州的一个生活片段，也体现了他与张怀民的深厚友谊与对知音甚少的无限感慨，同时表达了他壮志难酬的苦闷及自我排遣，表现了他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全文情感真挚，言简义丰，起于当起，止于当止，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本文可分为三层来赏析

　　第一层叙事：交待了时间，地点和夜游原因

　　首句即点明事件时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为团练副使已经四年了。这天夜里，月光照入他的房间，作者本欲就寝，怎奈被这美好的月色所迷，顿起雅兴，但想到没有同乐之人，遂动身去不远的承天寺寻张怀民。张怀民和苏轼一样，亦是被贬至黄州来的贬官，他和苏轼的友谊相当笃厚。当晚，张怀民也还未睡，于是二人一起来到院子中间散步。这一层叙事，朴素、淡泊而又自然流畅。(寻友夜游)

　　第二层写景：描绘庭中夜色

　　作者惜墨如金，只用十八个字，就营造出一个月光澄碧、竹影斑驳、幽静迷人的夜景。读者自可以发挥想象：月光清朗，洒落庭中，那一片清辉白茫茫一片好似积水空潭一般，更妙的是，“水”中还有水草漂浮，游荡，于是乎恍恍然便如仙境一般了。作者的高妙之处在于，以竹柏之影与月光两种事物互相映衬、比拟、比喻手法精当，新颖，恰如其分地渲染了景色的幽美肃穆。更体现出了月光清凉明净的特点，衬托出作者闲适的心境。

　　第三层：惋惜无人赏月

　　便转入议论。作者感慨到，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可是有此闲情雅致来欣赏这番景色的，除了他与张怀民外，恐怕就不多了，整篇的点睛之笔是“闲人”二字，苏轼谪居黄州，“不得签书公事”，所担任的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官，与儒家的“经世济民”之理想相去甚远，即所谓“闲人”之表层意义，它委婉地反映了苏轼宦途失意的苦闷；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月光至美，竹柏影至丽，而人不能识，唯此二人能有幸领略，岂非快事！苏轼的思想横跨儒释道三家，这便使他的处世态度有极大的包容性，可以说是宠辱不惊，进退自如。当然，他在逆境中的篇章更能折射出他的人格魅力！

　　文章中的“美”首先来自内容的“真”。东月朗照，激发了作者的游兴，想到没有“与乐者”，未免美中不足，因而寻伴，这时错觉生趣，情感触动，于是记下此景此情，顺理成章，一切是那么的和谐自然，毫无雕饰造作之感。这“美”来自语言的“纯”。笔记如同拉家常，娓娓叙来。虽然没有奇景之处，但却不能增删或改动什么字眼儿。点明日期，是笔记体游记所必须的，“月色入户”与“欣然起行”互为因果，寥寥数字，何其洗练！写庭下景色，用“空明”一词，不枝不蔓，体现出空灵、坦荡的意境，将竹柏影子比作水中藻荇，已然十分贴切，“交横”一词更准确地表现了藻荇姿态，仿佛触手可及。接着，作者笔锋陡转，连发二问，既亲切自然，富于韵律，又拓展时空，发人思绪。《记承天寺夜游》表达的感情是微妙而复杂的

　　这“美”来自结尾的“精”。从文章结构看，结句属“合”，就此打住。从语意上看，它包蕴丰富。“闲人”一词，表面上是自嘲地说自己和张怀民是清闲的人，闲来无事才出来赏月的，实际上却为自己的行为而自豪——月夜处处都有，却是只有情趣高雅的人能欣赏的，有了人的欣赏才有美，只有此时此地的月夜才是最幸运的，因为有情趣高雅的人来欣赏它。其次，“闲人”包含了作者郁郁不得志的悲凉心境，作者在政治上有远大的抱负，却被贬流落黄州，在内心深处，他又何尝愿做一个“闲人”呢？赏月“闲人”的自得只不过是被贬“闲人”的自慰罢了。

　　总之，游记以真情实感为依托，信笔写来，起于当起，止于当止，犹如行云流水，于无技巧中见技巧，达到了“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纯”的境界。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