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人虞集生长于江南，但仕宦生涯又使得他不得不留在北方的大都（今北京）。他在晚年曾屡次请求回到南方，但终不获允许，乡关之思由此而愈加浓烈。此诗正反映他的这种乡愁和苦楚的心理。
“何处它年寄此生”，来自于诗人凄楚的内心深处。他在经历了难熬的宫廷生计，又久羁京师不得南归之后，自然便产生了人生如寄的悲凉念头。人生如寄、人生如梦及人生如戏的思想都源自佛教，反映的是人生的虚幻不真，认为人生不过是暂时寄寓于世界上的空皮囊而已。虞集的发问并非懵懂，而是十分清醒的明知故问，这种人生如寄的观念已深深扎根于他的心上，所以他做官虽然官至翰林院学士、国子祭酒也坚决地要求回归江南的家乡。
“山中江上总关情”，指的是哪怕是隐居山中或是浪迹江湖寄此余生，都不能忘却魂牵梦绕的乡关之情。当然，这“山中江上”也代指江南的青山绿水，在那里有杂花生树，草长莺飞，画舟横笛，酒旗招摇，家乡的一草一木总让诗人牵挂着哩。“总关情”指的是无时无刻不在关注，乡关之思的落脚点总是倾注在江南故土之上。
“无端绕屋长松树，尽把风声作雨声”，传达的是诗人那种无法排遣的乡愁。诗人在院中独坐而思、而愁，竟然会埋怨起那绕屋而长的高高松树身上来了。绕屋的松树长而高，表明诗人居京师此屋已多年了，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岁月的流逝更加重诗人乡思的凝重。不仅如此，这松树又毫无理由的总是迎风发声，诗人每每听来仿佛又回到了江南的雨声里。
“尽把风声作雨声”的不是松，而是诗人的内心错觉，这种错觉恰恰真切地反映出了诗人愁情的深植与难以驱除。诗人不仅对江南的江山景物关情，即使是北方的草木入眼入耳作声都会使他联想到江南的江涛雨声。可见诗人的乡关之思已使他进入痴迷的状态，成了他的心病。“尽把风声作雨声”也是诗人的愤激之语，独坐而思又难解乡愁之时，就连呜咽的松风也被牵连进来，成为诗人的怪罪对象。
诗题为《院中独坐》，含有深刻的孤独和寂寞的意思，他的这种乡关之思实际上是在内心深处所藏的家国意识，故借院中的松树来宣泄心中的不满。大诗人李白有《独坐敬亭山》一诗，是借孤云寄托自己的孤独，虞集《院中独坐》亦从松风中找到寄托的对象，并从风声的倾听中听出江南春雨的消息，其内心的痛楚也超越他个人内心的疆域成为世人可以共鸣的故土家园意识，从而传达出“独坐”的神髓。
按传统赠序的写法，开头都要说送行的话。而这篇序文却以“阳山，天下之穷处也”起首，起势突兀，先声夺人，然后紧紧围绕“穷”字，用从高处向下鸟瞰的俯视角度“拍摄”阳山，气势一泻而下，使人驰骋想象；仿佛看到了阳山峰险崖陡，虎豹出没；江流滩高峡险，船翻人亡的惨景；看到城郊荒凉寂寥，县衙破败简陋；人们相貌诡秘，文化落后。在这段中，韩愈到阳山之后的心情并未直接流露出来，但从篇首“天下”这夸大之辞中，从对阳山之“穷”的极力夸张渲染中，从段尾“待罪’这含有不满和讥讽意味的反语中，已使人深深感到韩愈贬到阳山后失意、落寞、孤寂的处境与心情。
第二段写韩愈与区册相处的欣喜之情。同是阳山，这时使人感到，作者笔下的阳山再不是险恶丛生，惊心动魄的了，而是树木葱翠，百鸟和鸣，江水清悠，两岸如画，令人感到亲切愉快和心旷神怡了。
这篇文章以扬为抑，褒中有贬，在探究北宋立国以来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原因的同时，剖析了宋仁宗统治时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与主张。文章条理清晰，措辞委婉，情感恳切坦诚，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山中雪后》描绘了一幅冬日山居雪景图。
“晨起开门雪满山，雪晴云淡日光寒。”是说清晨，诗人推开门，外面天寒地冻、银装素裹，刚刚升起的太阳也显得没有活力。院子里，屋檐下长长的冰溜子没有融化的迹象，墙角的梅花也好像被冻住了，迟迟没有开放的意思。诗歌前两句描绘了一幅清晨，雪后大地银装素裹，旭日东升，云彩淡淡；雪后初晴、天寒地冻的景象的画面。
“檐流未滴梅花冻，一种清孤不等闲”运用了衬托的手法“檐流未滴”“梅花冻”突出了天气的寒冷，“清孤不等闲”则是突出了梅花坚强不屈的性格，作者托物言志，含蓄地表现了作者清高坚韧的性格和洁身自好的品质。
在这首诗歌中，郑板桥由大雪之后的寒冷，写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凄凉，看似写景状物，实则见景生情，将景和物交融一起，对历经苦难的身世发出深深的感叹。
这是一首寄赠词。词作上片写苏昆生的沦落及节概，凛凛动人语意极为沉痛；下片写左良玉军容之盛，气势雄壮，写苏昆生凄凉晚景，凄恻生悲。词采用倒叙手法，表达对苏昆生的深切关注和同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的凄凉怀抱。
词作上片描绘苏昆生沦落半生的遭际。首句“吴苑春如绣”，点明时令和地点，这为反跌下面描述苏昆生的坎坷遭遇作了铺垫。接写“笑野老、花颠酒恼，百无不有”，句首用一“笑”字，表明作者对此持不以为然、冷眼旁观的态度。先以“野老”作陪衬，下面写苏昆生：“沦落半生知己少，除却吹箫屠狗。算此外、谁欤吾友？”正面直叙苏昆生半生沦落失意，在那些“花颠、“酒恼”人中，他找不到知己，只与吹箫者屠狗者等市井辈为友。伍子胥与高渐离，皆身处下层，隐于市井是有节概的豪侠之士；且二人一吹箫、一击筑，都精于乐器，由此见出苏昆生不同于寻常艺人。这里以问句加以强调，起到赞扬的作用；亦暗示左良玉一死，苏昆生失去知己。
结末：“忽听一声《河满子》。也非关、泪湿青衫透。是鹃血，凝罗袖”。这三句写作者听了苏昆生悲壮的歌声，感动得泪流满面。这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悲，更有故国黍离之悲“河满子”。“泪湿青衫透”，化用了白居易《琵琶行》的诗句。但作者的泪与白居易的泪，两者有明显的不同，白居易的“青衫湿”是因为自感和弹琵琶的商妇“同是天涯沦落人”从而引起了共鸣；而作者今日听到苏昆生的歌唱落泪，却是因南明覆灭的亡国之恨而引起，这里的“非关”二字，可谓沉重至极。“是鹃血，凝罗袖”将无限的亡国之痛，深蕴其中。由此收束上片，转入下片。
词作下片从回忆当年左良玉军容盛况，转到苏昆生当前的凄凉暮年。开首三句：“武昌万叠戈船吼。记当日、征帆一片，乱遮樊口”，描绘当年左良玉正要发兵东下，讨伐奸党马士英时的军容盛况。从用词“吼”、“征帆”看出，左良玉的军队正有所行动——东下讨伐。这里作者以夸张手法，以声音“吼”、动作“乱遮”制造了声势和气氛，写出左良玉军容所不可阻挡的势概。这实也是侧写苏昆生，当时他正在左良玉幕中，获得知己之时。然而“隐隐柁楼歌吹响，月下六军骚首。正乌鹊南飞时候”，“隐隐”句为过渡“月下”句，隐喻左良玉之死，“正乌鹊”句喻苏昆生沦落无依。“正乌鹊”与前面“沧落半生知己少”相应。可见，前面竭力写左良玉军容之盛，正为了反跌苏昆生目前之凄凉。接写目前：“今日华清风景换，剩凄凉、鹤发开元叟。”前句暗喻改朝换代一明亡后句以唐代著名乐师李龟年比苏昆生，用“开元”表明他为前朝旧人。“风景换”，喻江山易主。结末：“我亦是，中年后。”言外之意，作者自己也是“开元鹤发叟”。这是安慰苏昆生，也是写自己的沦落之悲与故国之思。语意表面看来是以淡笔出之，然内涵丰富，感情沉重。
整篇词在写作上，用喻贴切，以李龟年喻苏昆生，二人在特长、思想、节概、遭际及所处时代特点都极其相似；运用夸张手法，写左良玉军容之盛，而以反跌手法，写苏昆生暮年之凄凉，均收到极好的艺术效果。歇拍二句，转述自己，看似平淡，实蕴含了词人无限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