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卧闻岳阳城里钟，系舟岳阳城下树”，点染停舟的地点及周围的氛围。先用倒装句写出，因“系舟岳阳城下树”，才有“卧闻岳阳城里钟”的意境。诗人先以“岳阳城下树”做为定点，然后，才移动他的视点，从上下、左右把握舟系城外的佳景，写听觉的远闻、近闻，视觉的远观、近观，从左右远近俯仰的转向，描摹岳阳城外的月光城色，倾听城内的晚钟和城上的晚唱，这一切都显得洒脱，旷达，毫无贬途中的黯然神伤之情。诗人先从钟声写起，钟声唤起了诗人的遐想，他是在贬谪途中于城外闻城内的“钟声”，这“钟声”令诗人无法闲卧孤舟，那么诗笔就自然移到舟外江面上的天。
颔联“正见空江明月来，云城苍茫失江路”。“空江”二字，固然指洞庭湖口空旷开阔的景象，也暗示了诗人刚从遐想中醒来时的一片茫然之情,天地的空阔正显出了孤舟（即诗人）的渺小孤独无助。但月亮却是有情有义的，能及时而来，与诗人默然相对，为诗人排解贬谪夷陵的失意情怀。“空江明月”正是为写“失江路”做好了铺垫。诗人似乎想到了王勃的“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面对皎皎明月，面对“云城苍茫”的大江，诗人情不自禁要发出“路在何方”的疑问和叹惋。
继而颔联描绘月下晚唱：“夜深江月弄清辉，城上人歌月下归。诗人的注意力重返现实时，已是夜深月上，眼前呈现一片“江月弄清辉"的美景，令人想起唐代张若虚的诗句，“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月似乎看出了诗人心中的迷茫，于是故弄清辉，照明诗人高洁澄清的本心，提示诗人要坚守超拔脱俗的人生志趣。忽然城上传来舟子的渔歌，声音嘹亮悠远，这歌声与城里钟声又互相融合在一起，晚钟与晚唱，在浩渺江面上弥漫无际。
结联的“一阕声长听不尽，轻舟短楫去如飞”句，勾画了诗人被触动的心绪，当他蓦然听到归舟晚唱时，不禁在寂寞的旅途中获得一丝心灵的慰藉，陶醉于清辉江月及城上歌声之中。但是，由于轻舟短楫，疾去如飞，这一阕歌声还没听完，已经远逝了，岳阳城外的一切又归于宁静。诗人运用交错的声色描绘，以江面的歌声听不尽和轻舟疾行如飞的动态意象，给读者留下绵绵不尽的情思。诗人也以交错呼应之美，在实景的摹写中灵动地寄寓他旷达、孤寂的矛盾心境。
此诗写旅中思归，深藏不露；只是句句写景，然景中自有缕缕情思。以“城里钟”起，以月下歌止，拓前展后，留下足以使人驰骋想象的空间，同时以有意之“听”照应无意之“闻”，表现了感情的变化。全诗语句平易流畅，情意深婉曲折。
泥牛鞭散六街尘。“泥牛”即春牛，旧时打春仪式上所用的土牛。在立春前一日，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官府打春牛迎春，以催耕迎春，祈求丰收。“六街”指唐宋京都宫门外左右边各三条的中心大街，后来泛指京城的大街和闹市。立春日各官府要奉上肉果食品于芒神土牛前，在正午时举行隆重的打牛仪式，吏民击鼓，由官员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有的是用棍子打，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在诗中，我们的劳动人民硬是把一头庞大的“泥牛”抽打成了弥漫街道的尘土，可见他们对春天是如何的充满了期待啊。
生菜挑来叶叶春。旧时习俗在立春日做春饼、生菜，称之为“春盘”。吃着美食，春暖花开，枝条上的片片树叶焕发着勃勃生机，春天真的来了，所以说“生菜挑来叶叶春”。从此雪消风自软。春天来了，冰雪融化，风儿也不在夹杂着烈列寒气，而是变得温柔起来，“吹面不寒杨柳风”，
梅花合让柳条新。合，应当，理所当然；让，谦让，闪避。古谚有“五九、六九沿河看柳”的说法，柳树是最早知道春天的，柳树也是属于春天的。“凌寒独自开”的梅花属于已经过去的严冬，面对春天款款的脚步，梅花还是悄然避让，把这生机盎然的春天拱手让给绿意盈盈的柳树吧。鞭春：打掉身上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在祈福祭祀的活动完成后，迎春中的一项重要仪式——打春牛，就开始了。打春牛即鞭春，亦称“鞭春牛”“鞭土牛”，立春日将泥塑春牛打碎，这是农耕文明时代的遗风。“打春是春耕开始，打春把鞭打在牛身上、目的是打掉人身上的懒惰，望来年勤奋努力耕作，喜获丰收，这也是千百年来的习俗。”刘孝昌描述到，古时在司仪执事的主持下，知县率春官下属及乡绅人等，先围绕春牛一周，再由知县或春官执春鞭，猛抽春牛，边打边高声唱：“一打春牛头，国泰民安；二打春牛腰，风顺雨顺；三打春牛尾，五谷丰登。”
古时候劳动人民每到立春时节，就要举行“打春牛”习俗，又称为“鞭春”。所谓的“春牛”，又称“土牛”，也就是这首诗中的“泥牛”，是用土、芦苇或纸做成。在立春前一天，百姓设坛祭祀，抽着彩鞭赶着“春牛”回到县衙门，县衙设好酒水以作供奉。老百姓则牵着“春牛”载歌载舞，祈求丰收。立春日正午时分，县衙官员要手执红绿鞭或柳枝鞭打土牛三下，然后交给属吏与农民轮流鞭打，把“牛”打得越碎越好，代表来年丰收。
这是一首吊古伤今、借景抒怀的词作。大约作于诗人抗清失败、削发为僧之后。
唐末的黄巢，曾率领义军转战南北，先后渡过长江、黄河、湘江、北江等许多江河。黄巢矶当是他曾经渡过的一个险渡，故得此名。但是由于黄巢一生中经过的险渡很多，故现在已难以知道“黄巢矶”究在何处。黄巢，在封建时代中，当然是一个“逆贼”，而“黄巢矶”也就成为一个恶名。古人重名，所以当他们路经一些有“恶名”的地方时，往往会表示憎恶。传说“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对这种地方连经过都不愿意，更不用说作诗吟咏了。“黄巢矶”这样一个地方，谁愿意为它而动吟兴呢？然而世上本有非常之人，能作非常之诗，金堡就是一位非常之词人！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南明永历政权中受党人倾轧，谪戍清浪卫。桂林失陷，遂绝世事，削发为僧，法名今释，号澹归。他坚持气节决不向清统治者屈服，实乃一位身披袈裟的奇士。当他路经黄巢矶时，其反映就不同流俗了。在他看来，此矶既是自然界的天险，又是历史上的古战场，面对着江中兼天的激浪和江边高耸的绝壁，思念起古代曾在此地叱咤风云的豪杰，不由得热血沸腾，奇情壮思奔涌而出。“激浪输风”、“滩声战、冰霜竞冷，雷霆失壮”，大风狂浪，挟带着愤怒的感情和不屈的斗志，这究竟是江面上的壮观，还是心海中的波澜呢？“鹿角声头”用杜诗“鹿角真走险，声头如跋胡”(《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之意，指山势险峻。“龙蟠虎踞”乃用诸葛亮语，指地形雄奇。如此险要之地，竟然说是“休地险”、“无天相”，意谓若无天时，则地险实不足恃。这是否指明代的江山终于亡于异族之手，虽有天险也无济于事呢？我们不能肯定，但诗人心头的愤懑之意却是可以感受到的。正因如此，诗人对天发问：把此地唤作“黄巢矶”，是真实还是诽谤？
下片由怀古转入抒情。风雨难止，江海相激，这种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正是世事沧桑的象征。对于诗人这种曾经沧海的人来说，世事沧桑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纵然面对大风巨浪，又何足道哉！更何足惧哉！据说黄巢兵败之后，避难隐居于雪窦寺为僧，曾作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阑看落晖。”(原载陶谷《五代乱纪》)其实此诗是后人据元稹的《智度师》诗二首改写而成以嫁名于黄巢的，但是流传很广，词人也以之为黄巢诗。“铁衣着尽着僧衣”，这与他本人的经历是何等相似！“堪相傍”，这是说堪与“黄巢矶”相傍，还是说堪与黄巢相傍呢？这两种解读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反正与黄巢这个人物有关。读到这里，我们才能给上片末句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诗人对黄巢是持肯定态度的，所以在他看来，把这个雄伟奇险的江矶称作黄巢矶，实在是名符其实的，这并不是诽谤。这种写法不但做到了前后的呼应，而且把当时不宜直接说出的意思蕴含在字里行间，相当巧妙。
最后，此词题作“大风泊黄巢矶下”，意即因大风不能行舟而停泊于此。首句中“偏绝分、乘风破浪”即从侧面写出此意；“绝分”，犹无缘。然而这显然又有人生壮志不得实现一层意思在内，而这与下片中故作淡泊，似乎已忘却乘风破浪之志的表白互为表里。这样，题目自身的本意与所寓之深层意蕴融合无痕，这也是我们读此词时应该注意的。
这首诗首联写湘山景色，颈联和颔联写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尾联写时事之感，融入景物之中。全诗借景抒情，语言简练，抒发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前途而忧虑之情。
首联从写景叙事起，但意不在景；诗人整天徜徉山水，沉溺酒乡，显然有满腹心事。此联起笔即微逗诗题“感事”二字，空灵而不粘滞。既然少年科场得意，选官在即，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不高兴的事情发生，这里也不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通过二联即通过议论朝政大事传出诗人满腹心事的具体内容。万历后期，明王朝内外交困，危象毕露。帝王昏庸。阉竖专权，贤良惨遭杀戮，内里已被蛀空，边患四起，倭寇严重骚扰于东南沿海。这一年，日本丰臣秀吉又发动了侵朝战争，游击史儒战死于平壤，副总兵袒承训统兵渡鸭绿江援救失败，仅以身免，中朝震动；宁夏哱承恩等作乱，杀巡抚和兵备副使；朝臣们对一些重大政事议论纷纭，意见尖锐对立，甚至有人因此而获罪。
颔联用了两个典故，边关不见战斗捷报，朝廷未闻无为之治。实情是边关告急文书雪片似飞来。败耗频传，朝廷上君昏臣奸，政治腐败黑暗至极。诗句用“不见”“尚闻”，避免直率浅露，写得颇为深婉曲折。这首诗是袁宏道的早期作品，并不能代表他“独抒性灵”，率意而为，任情挥洒的独特风格。颈联写诗人表示对朝堂政事极为不满。边防政策自古以来就不用消极抵御、被动应战、处处挨打的中下之策，而是采取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积极抵御的上策；朝臣们议论国是，提出不同意见，批评执宰大臣本是忠于职守的表现，可是明神宗却反其道而行之：“谕廷臣，国是纷纭，致大臣争欲乞身，此后有肆行诬蔑者重治！”可是，诗人此时在家乡候选，“居石浦之上，偕外祖父龚容卿及舅惟学，惟长辈，终日以论学为乐”。无权无力来过问政治，所以诗的尾联写他面对着长满秋草的平原，在暮色苍茫中，目送一对白鸟，避人远远飞去。也许“避人飞”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从这形象中不仅使人感受到诗人忧心国事的满腔怅恨之情，还使人觉得诗人仿佛又在庆幸自己没有卷入这场政治漩涡，能像这对白鸟一样，自由自在地避人远去。此联以景结情，又与首联取得呼应，使结构更为严密。
这首诗一反向来律诗喜好堆垛典故的习惯，能于平易中见蕴藉，正体现了袁宏道论诗的主张：“性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所偶触，心能摄之心所欲吐，腕能运之。”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他的诗能“变极重为轻巧。”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