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写闺中怀人的小词。此词上阕写户外：雨后斜阳照着枝上残花，游蜂窃得花香，飞进蜂窝酿蜜。下阕写户内：闺房之内，悄无一人，只见窗外春风掠过，竹影斑驳映地，香炉内的水沉香料，整天吐着轻微的氤氲。此词通体停匀，轻重平衡，尤以两结轻灵蕴藉，如一足亭亭玉立，饶有无穷情致。
上片写屋外景物。这是一个暮春的傍晚，一场春雨刚过，枝头的几朵残红被雨水沾湿了，还没有随风飞散凋落；一带疏篱，透过了星星点点的斜晖。“残红”点明春暮，“斜晖”点明日暮。春残、日幕，再加上暂留枝头的残红、转瞬即逝的斜晖，这一切物象，对于一个在怀人的寂寞期待中消逝着青春岁月的闺中人，自会引起很深的怅触。
上两句写静物，接下来一句转写活动中的事物：“游蜂酿蜜窃香归。”游蜂采花酿蜜，本身就标志着春天的活泼生机和散发着欢乐的青春气息，它在傍晚时分窃香满载而归，更标志着春天的收获和美好的归宿。这对于向往着青春欢乐的女主人公来说，又是一种撩拨和刺激。“窃香”二字，还包蕴着某种爱情上的暗示。如果说，前两句是用春残、日暮的景象正面烘托，那么这一句便是用富于活力的物象反面衬托。手法不同，目的却是一致的。
“金屋无人风竹乱，衣篝尽日水沉微。”从屋外过渡到屋内。“金屋”暗用金屋藏娇的典故，暗示女主人公的身份可能是贵家姬妾一流。傍晚时分，整个屋宇庭院，空寂无人，唯见微风起处，竹影参差摇曳。这静中之动，越发衬托出了金屋的静悄与寂寞。屋子里面，燃着沉水香的熏笼，因为已经熏燃了一整天，只剩下了一丝丝似有若无的香烟。这景象，透出了金屋永日的寂静和女主人公意绪的索寞无聊。“乱”字，“微”字，还让人联想到女主人公心情的不宁和思绪的涩滞。
前面五句，从屋外到屋内，通过层层铺叙渲染，已经创造出一个充满寂寞无聊、空虚怅惘气氛的环境，困居金屋的女主人公的伤春意绪也隐然可触，结句势必要归结到女主人公身上，而且似乎必用重笔方能有力地收住。但出乎意料的是，作者在这里并没有直接让女主人公出现，只用作者的口吻侧面虚点，还采用了“一春须有忆人时”这种带有猜度意味的轻软笔意，仿佛说：处在这样空寂的环境里，金屋中人在整个春天总该会有怀人的时候吧。明明是必然会有，却故意用或然的口吻；重意轻点，内容与形式似乎不协调，却反而更加让人感觉到这轻点所蕴含的感情容量。微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在这里得到了重笔直抒所不能得到的效果。这一收束，与前面的含蓄笔法也构成了和谐的统一。
这首词情景相分，又交融无间。表达上文从字顺，选用意象清丽流畅。下片写人情，亦从自然中流露，不显伤感、不表怨怒，一气呵成。
词写春夜怀人，深情款款，摇曳多姿。上阕写一见钟情的感动。“太妖娆”，足见倾心爱慕之甚。歇拍两句又是极限化的描写，强调极端的陶醉之情和拼死拼活的行为。下阕写别后的思念和渴望。春夜悄悄且迢迢，夜空高深莫测，美人是仙女，遥不可及，现实中不能相会，只好付诸一梦了，梦虽虚幻，但却是自由的，可以任情任性，无拘无束地爱。
起句写酒筵初遇。“尊前”点相遇之地。唐范摅《云溪友议》载有韦皋与姜辅家侍婢玉箫的恋情故事。韦皋少寓姜氏府，与玉箫有情。韦皋辞归，留一玉指环，相约七年来娶，及逾期不来，玉箫绝食而死，后韦皋忆旧，玉箫转世与韦聚合。玉箫韦郎两世姻缘的故事，成为古代盛传的风流佳话。这里以“玉箫”代指伊人，或许双方当时心许神会，有一段情缘。“银灯”，表明这是一次灯火辉煌的宵宴。“一曲太妖娆”，写出伊人色艺出众，也体现了词人对之由衷的倾倒和加意的颂美。“歌中”两句紧承“一曲”而来，写宵宴尽欢而散。“歌中醉倒”，见出陶醉之深，“唱罢归来”见出流连之久。拼上“醉倒”而无遗憾，夜深“归来”而醉意尚浓．充分表现出词人兴致的高昂。那么词人不仅陶醉于醇酒，陶醉于妙曲，更为丽人娇艳的仪容和温馨的柔情蜜意所醉倒，也就不言而喻了。
如果说上阕是写歌筵艳遇之乐．那么下阕则是写归来相思之苦。前三句从两人时空的阻隔处着笔，春光是那么寂静，黑夜是那么漫长，虽然同戴一个碧澄澄的天字，然而伊人的闺阁却无比遥远。“楚宫”在此借指玉箫居处，也暗示其人飘然消逝。两人形迹阻隔，蓬山万里，无缘相遇。佳会难再。人世间的肉体形骸，难以超越时间、空间、社会、物质、礼俗等等条件的制约，而神魂梦思则可以自由地翱翔。人们现实中无法重温的感情满足，难以实现的精神追求。却可以在梦幻中求得某种补偿。“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就是以梦会故人来弥合现实的憾恨。梦魂是向来不受管束的，今夜又踏着杨花走过谢桥与伊人相会。“踏杨花”、“过谢桥”显示梦境的迷离缥缈，极有意趣。相思难逢，寤寐思服，形之梦境，非只一次，可见小晏的钟情，离思的沈挚。
全词两种场景，两种气氛，由宴集之酣畅到孤眠之清寂，以温馨的现实比衬飘忽的梦幻，先实后虚，结拍出语新警，意趣幽缈，余味不尽。
袁枚是“性灵说”的倡导者，主张为文要有“真情”。其文别具特色，善于描写景物，叙事记人。
祭文通常有固定的格式，其内容和形式都容易公式化，为后人传诵的不多。但袁枚的《祭妹文》却不拘格式，写得情真意切，生动感人，为后人传诵。
袁素文名机，素文是她的字，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生。她容貌出众，“最是风华质，还兼窈窕姿”，“端丽为女兄弟冠”，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袁素文又“幼好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因此很会作诗。在她未满一周岁时，其父曾仗义救助亡友衡阳县令高清的妻儿，为高清平反了其生前一起因库亏而入狱的冤案。高清的胞弟高八为此感激涕零，表示自己即将出生的孩子若系男儿，就与袁素文婚配，以示报答袁家大恩。不久高八生了个儿子，于是送来金锁作为聘礼，这场指腹婚事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可是当双方成年后，男方却只字不提嫁娶之事，直到1742年（乾隆七年）袁素文二十三岁时，高八突然捎来书信说，因为儿子有病不宜结婚，希望解除婚约。由于袁素文自幼深受封建礼教毒害，“一闻婚早定，万死誓相随”，所以听到男方要解除婚约，就手持金锁哭泣不止，终日绝食。不久高八病死，高清的儿子高继祖特来说明真相，原来高八之子高绎祖并非有病，而是“有禽兽行”，并且屡教不改，其父怕以怨报德，才托言儿子有病解约。可是袁素文为了固守旧礼教的“一念之贞”，竟不顾日后痛苦，仍坚持嫁给高八之子，一时被誉为所谓“贞妇”。
袁家家境虽然一般，但因为家学渊源，注重读书，请了教师在家指导袁枚，对待女儿也一样，所以素文自幼随哥哥上课。她很喜爱读书，针线旁边常放着书卷，很会作诗，琴棋书画也样样精通。她容貌出众，是袁家姐妹中长得最漂亮端庄的；尤其是她的脾性温柔，待人贤淑有礼，是出名的淑女。
二十五岁时，才貌双全的素文嫁到了如皋高家。婚后，素文孝敬公婆，深得公婆喜爱。可是高八之子绎祖，个头矮小，驼背斜眼，长相十分丑陋，而且品行极为恶劣。他性情暴戾，行为轻佻，整天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他看到书卷就发怒，把她的诗稿烧毁，不准妻子读书和做针线，袁素文从此不再敢作诗，也不敢缝纫。他为了外出嫖妓，卖尽家产后又向袁素文逼索嫁妆，不答应就拳打脚踢，有时还用火烧灼袁素文，婆婆前来救护，他连母亲一起殴打，甚至把他母亲的牙齿都打下来了。就这样的虐待，素文还是一一忍受下来，在高家委曲求全，恪守妇道。后来，高绎祖聚赌输了很多钱，竟要卖掉袁素文抵债。她被逼无奈，逃到尼姑庵，看到无路可走了，才请人通知了娘家。袁父接到书信，心痛欲裂，当即赶到如皋告到官府，判决离婚后，他把女儿和她的女儿阿印领回了杭州老家。那年素文二十九岁，结婚才不过四年。
袁素文回到娘家以后，一方面悉心侍奉父母兄长，另一方面还惦念着婆母，经常寄赠衣食问安。三年后袁枚定居南京随园，素文也随着全家一起迁徙。由于婚姻极不美满，心灵上受到的创伤，她除了读书作诗自我安慰外，终日都闷闷不乐，生了病也不愿求医，终于在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病死，年仅39岁。
袁枚在《哭三妹五十韵》里写道：“彩凤从鸦逐，红兰受雪欺。”“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生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
袁素文这位贤淑的才女，由于受封建礼教毒害太深，所以导致了这场催人下泪的婚姻悲剧。她从“淑女”到“贤妇”，结果却差一点成了被卖掉的“弃妇”，并因此过早离开人世，这是与她自幼深受封建礼教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袁枚作为她的兄长，也看出了这一点。他在《祭妹文》中说：“呜呼！使汝不识诗书，或未必艰贞若是！”这种无可奈何的叹息，正是一种既沉痛又委婉的控诉。 袁素文留在人间的，除了一个悲婉的故事，还有就是一本著作《素文女子遗稿》。
《祭妹文》构思精巧，别巨匠心，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从素文墓地入笔到病根祸源的交代，从野外同捉蟋蟀到书斋共读诗经，从胞妹送哥眼泪流到把盏喜迎兄长归，从离家出嫁到中道归返，从侍奉母亲以示其德到关爱长兄以显其情，从素文之死到后事料理，情节层层推进，感情波起浪涌，叙事历历可见，抒情句句见心，文情并茂，浑然一体。
文章起笔交待亡妹所葬之地、祭奠时间，祭者身份等，紧接着“呜呼”一转，直呼亡妹，为全文奠定了凄切哀婉的悲怆基调。接着，简洁叙述妹妹的死因：“以一念之贞，遇人仳离，致孤危托落。”意为素文早亡其根源是少年时常听先生授经，“爱听古人节义事”，说明是封建诗书的腐朽观念侵害了素文，使她饱受苦难，英年早逝。
接下来，作者追忆与素文共度的难忘时光。童年相伴读书，“差肩而坐”，温馨之情溢于言表；同捉蟋蟀，同葬蟋蟀，则体现了妹妹性情温厚善良。其描述真实生动，一个天真活泼善良的孩童突现于眼前。这原本不为奇，妙就妙在作者把追忆与现实联系起来，当年兄妹同葬蟋蟀，后来孤兄独葬亡妹，物换星移，昨是今非，让作者潸然泪下。年长些时，袁枚远行广西，妹妹不忍哥哥分离，掎裳拽衣，放声大哭。当年有妹送兄行，后来唯独兄送妹归，令作者十分伤痛。袁枚考中进士，衣锦还家，妹妹惊喜万分，扶案而出，家人瞠视而笑。妹妹为哥哥中考得官而欣喜之情，和盘托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往日种种琐事，历历如在作者眼前。“然而汝已不在人间，则虽年光倒流，几时可再，而亦无与为证印者矣。”时光不可倒流，昔日也不再重来了。
随后，记妹妹归返母家的种种情形：服侍母亲；治办文墨；袁枚染病在床，妹妹终宵刺探，还想方设法让哥哥高兴，兄妹感情深厚。
而后，记妹妹病危和亡逝的情况。素文病入膏肓，大限将至，但不让人给哥哥报信，以宽兄长之心。忍死待兄归，然而终等不及哥哥归来含憾而终，死不瞑目。“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袁枚已预感不祥，急赶归家，在妹妹逝去几小时后才赶到家中，其时素文四肢尚温，却未能与妹妹说上一句心中话，只怪自己轻信医言，远吊扬州，自责之情溢于言表。一句“呜呼痛哉”，把对亡妹的思念、同情、内疚、哀痛统统浓缩在伤心欲绝的悲叹中。
最后，简述妹妹亡后料理事宜。并随感而发：“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末段，作者把视线拉回到眼前，回到祭奠的暮地。“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逝者已逝，生者十分凄切哀伤。“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对妹妹的怀念和挚爱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袁枚将整篇文章写得有灵性又不事雕琢。作者在回忆童年与妹妹同度的琐事时，信手拈来，清灵隽妙；悲悼亲人的遽然长逝时，又字字玑珠，句句血泪，真挚动人，感人肺腑。他在叙事中寄寓哀痛，行文中饱含真情，同时还穿插些许景物描绘，从而使痛惜、哀伤、悔恨、无可奈何之情有机地揉和在一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采桑子》第十首，与前九首仁要写景物、叙游赏不同，这一首主要是抒情，而且抒发的感情已不限于“西湖”它既像是颖州西湖组词的抒情总结，又蕴含着更大范围的人生感慨。
词的开头两句，就是追述往年知颍州的这段经历。这里特意将“拥朱轮”知颍州和“爱西湖”联系起来，是为了突出自己对西湖的爱早有渊源，故老而弥笃；也是为了表现自己淡泊名利、寄情山水的夙志。
“富贵浮云，俯仰流年二十春”，突然从过去“来拥朱轮”一下子拉回到眼前。这二十来年中，他从被贬谪外郡到重新起用、历任要职（担任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高级军政、行政职务），到再度受黜，最后退居颍州，不但个人在政治上屡经升沉，而且整个政局也有很大变化，因此他不免深感功名富贵正如浮云变幻，既难长久，也不必看重了。“富贵浮云”用孔子“富贵于我如浮云”之语，这里兼含变幻不常与视同身外之物两层意思。从“ 来拥朱轮”到“俯仰流年二十春”，时间跨度很大，中间种种，都只用“富贵浮云”一语带过，许多难以明言也难以尽言之意尽在其中了。
“归来恰似辽东鹤。”过片点明视富贵如浮云以后的“归来”，与上片起首“来拥朱轮”恰成对照。“辽东鹤”用丁令威化鹤归来的传说，事见《搜神后记》。
“城郭人民，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这三句紧承上句，一气直下，尽情抒发世事沧桑之感。这里活用典故，改成“城郭人民，触目皆新”与刘禹锡贬外郡二十余年后再至长安时诗句“不改南山色，其余事事新”用意相同，以突出世情变化，从而逼出末句“谁识当年旧主人”。欧阳修自己，是把颍州当作第二故乡的。但人事多变，包括退居颍州后“谁识当年旧主人”的情景，又不免使他产生一种怅惘与悲凉之感。
此词以清新质朴、自然流畅的诗化语言和清疏隽朗的风格，抒写了词人二十年前知颍州及归颍州而引发的人生感慨。但这词在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中，却几乎是绝响。因为欧阳修的这首词，可以说是完全诗化了。特别是下片，运用故典。化用成语，一气蝉联，略无停顿，完全是清新朴素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这种清i疏隽朗的风格、对后来的苏词有明显影响。
词一起两句如高山坠石，劈空而来，力贯全篇。《晋书》卷六《元帝纪》载：西晋亡，晋元帝司马睿偕西阳、汝南、南顿、彭城四王南渡，在建康建立东晋王朝，做了皇帝。时童谣云：“五马浮渡江，一马化为龙。”此借指宋高宗南渡。“经纶”，整理丝缕，理出丝绪叫经，编丝成绳叫缕。引申为筹划治理国家。王安石《祭范颍州文》：“盖公之才，犹不尽试。肆其经纶，功孰与计？”南渡以来，朝廷中缺乏整顿乾坤的能手，以致偏安一隅，朝政腐败。此二句为全篇之冒，后面的议论抒情全由此而发。
接“长安父老，新亭风景”，连用两典：一见《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桓温率军北征，路经长安市东（古称霸上，即咸阳），“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中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此指金人统治下的中原人民。一见《世说新语·言语篇》：东晋初年，“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北宋沦亡，中原父老盼望北伐；南渡的士大夫们，感叹山河变异“可怜依旧”。这就是宋室南迁近六十年来的社会现实！宋高宗在位三十五年，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文征明《满江红》）。任何屈膝叩头的事都做得出来，只求保住自己的小朝廷皇位。宋孝宗初年还有些作为，后来又走上老路。
继指责朝廷中一些大臣清谈误国：“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夷甫即王衍，西晋大臣，曾任宰相。“衍将死，顾而言曰：……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十三《王戎传》附王衍）。后桓温自江陵北伐，“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晋书》卷九十八《桓温传》）。这里借桓温对王夷甫的批评，斥责南宋当权者使中原沦陷，不思恢复。
通过上述种种有力的议论，于是指出：“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公知否。”“戎”，我国古代少数民族泛称之一。这里指金人。辛弃疾在带湖闲居，提出“平戎万里”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既是对韩南涧的期望，更表现出他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对国事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