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谢灵运一首典型的山水诗。山水诗大抵有两种写法。作者以某一风景胜地为据点，静观周围山水景物，这是一种写法；另一种，则是作者本人在旅途之中，边行路边观赏，所见之景物是不断变化的。此诗即属于后者。
谢灵运本身写过一篇《游名山志》，文中提到“斤竹涧”。后人或据今绍兴东南有斤竹岭，去浦阳江约十里，以为斤竹涧即在其附近；近人余冠英先生在其所注《汉魏六朝诗选》中则以为此涧在今浙江乐清县东，而乐清是在永嘉附近的。谢灵运在永嘉太守任上的时间是公元422至423年，而长住会稽（今绍兴市）则是公元428年（元嘉五年）以后的事。由于地点的说法不一，这首诗的写作时间因之也较难判定。好在这诗以写景为主，对写作时间不妨存疑。
此诗共二十二句，可分为五节。第一节“猿鸣”四句，写清晨动身出游时情景。第二节“逶迤”四句，写沿山路前行而越岭过涧。第三节“川渚”四句，点出溪行。以上缴足诗题全部内容，概括而精炼。第四节自“企石”以下凡六句，由景及情，联想到深山中幽居避世之人，心虽向往而无由达己之精愫。最后“情用”四句为第五节，以抽象议论作结。全诗结构严密，用词准确，是山水诗之正格。这种凝炼精致的写法极见功力，其源悉来自汉赋。窃以为大谢之山水诗乃以赋为诗的典型之作，此诗自是其代表作之一。
开头“猿鸣”二句，从听觉写起。既听到猿猴鸣叫，便知天已达曙，旅行者应该启程了。但因所居在幽谷，四面为高山所蔽，不易为日照所及，故曙光并不明显。三四句写动身上路，乃看到岩下云层密集，而花上犹有露珠流转，确是晨景。第二节，“逶迤”，指沿着曲折的小路前行。“迢递”，指山遥路远，前面似无尽头。“隈”者，山边之转弯处；“隩”（音郁）者，水涯之曲折处。“逶迤”句是说这是一条依山傍水的斜曲小径，诗人沿此路弯弯曲曲地行进。小路走完，开始登山了，翻过一蛉，须再登一岭（二岭之间山脉中断，故曰“陉”；“岘”，指小山峰），绵延不断。“过涧”句，写越岭后涉涧前行；“登栈”句，写涉涧后再走山间栈道。牵衣涉水为“厉”，“厉急”，涉过急流。“陵缅”，上升到高远处。以上四句详细摹写了自己登山过涧的行程，以下“川渚”四句转入行于溪上的描述。由于川中有渚，故溪路时直时曲。由于溪路千回百转，曲折多变，行人不能预测前面究竟应怎样走，因而一面走一面悬揣，捉摸不定。“苹萍”二句，写溪行所见。大大小小的浮萍都浮贴在水的表层，看不出下面的溪水究竟有多深，仿佛萍下乃莫测的深潭。而菰蒲则挺生于水上，从茎叶中间望下去，能清晰地看到它们的根部插在水底泥中，所以显得水很清浅。
值得研究的是第四节的六句。“企石”句，是说在石上提起脚跟，用脚趾做为全身的力点，去挹取飞溅的泉水；“攀林”句，是说高攀丛林中的树枝，去摘取那还没有舒展开的初生卷叶。“想见”二句，用《九歌·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二句的语意。下面的“握兰”，暗用《山鬼》“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二句语意；“折麻”，又用《九歌·大司命》“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二句语意。这里的“山阿人”，乃借喻避居山林与世隔绝的高人隐士，他们的高尚品质为诗人所敬慕，而他们所生活的自由天地则更为作者所向往。可是这样的人只存在于诗人的理想或幻想之中，因此作者所向往和歆慕的那种超脱尘世的生活也就无从成为现实。所以作者说，虽有“握兰”、“折麻”以赠知音的殷勤美意，却只能空空郁结在心中而无由展现出来。基于这四句诗的涵义，可知上面的“企石”二句，并不是作者本人去“挹飞泉”和“摘叶卷”，而是写那位“被薜荔”而“带女萝”的“山阿人”当寻取生活资料时在深山中的具体行动——以泉水为饮，以嫩叶为食：这同样是诗人想像中的产物。如果说“企石”二句只是写实，是诗人本身的行动，那么“挹飞泉”犹可说也；“摘叶卷”又有什么意义呢？谢灵运虽以游山玩水名噪一时，却未必攀摘初生的嫩树叶来果腹充饥。所以应该把这两句看成倒装句式，它们同样是“想见”的宾语。所谓“若在眼”，并不仅是“山阿人”以薜萝为衣而已，还包括了“企石”、“攀林”等等活动。这样，诗境才更活，诗人丰富的想像才体现得更为生动。
最末四句，就沿途所见景物及所产生的种种思想感情略抒己见，结束全篇。“用”，因，由于。意思说：人的感情是由于观赏景物而得到美的享受的，至于深山密林中是否有“山鬼”那样的幽人，则蒙昧难知。不过就眼前所见而言，已足遗忘身外之虑；只要对大自然有一点领悟，便可把内心的忧闷排遣出去了。四句议论虽近玄言，也还是一波三折，以回旋之笔出之，并非一竿子插到底的直说。
前人评谢灵运诗，多讥其写山水景物之后每拖上一条“玄言”的尾巴。这一首也不例外。但如果设身处地为诗人着想，用这样的手法来写诗原是符合人的思维逻辑的。人们总是在接受大量感性事物之后才上升到理性思维加以整理分析，把所见所闻清出一个头绪来，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判断，或就自己的身世发出感慨。后人写山水诗亦大都如此，如韩愈的《山石》便是最明显的一例。这并非由谢灵运作俑，而是出自人们思维逻辑的必然。不过谢诗在结尾处所发的议论，往往雷同无新意，是其病耳。
这首词，写都城开封元宵节盛况。开头以节令之变换，点出帝京新春和暖。接着写天气晴朗更使气候宜人．“庆嘉节、当三五”，实写具体的佳节之欢。十五元宵，实际上是灯节，“晴华灯”三句，铺写家家张灯结彩，而赏灯人之众之多，却是暗写，以“罗绮”“香风”代替男女人群。“九陌”“十里”说明其广。“十里”三句，再写灯张挂在高高低低，错落有致，“萧鼓”在热闹场中吹打着。美丽的花灯配合着音乐演奏。上片大部分是写元宵的气候、灯景、乐器，而人只是在这环境中以衣锦飘香、若隐若现地浮动着，虚中有实，似少实多，以某些特征而代表全人，而人又是“遍九陌”之多的。
下片以“天”接“天”，从“喧天箫鼓”过渡到“渐天如水”，一个“渐”字，拉开了时间的线索。时候不早了，“天如水”，天清而静。“素月当午”，月照正中。人自赏灯来，又转入各自寻觅所欢。“绝缨掷果无数”，用了两个典故，这里说此二艳遇故事，但已非一人之艳遇，而是“无数”之多。“更阑”二句，写景极美，写事动人。“烛影花阴”，明明暗暗，朦朦胧胧，“少年人、往往奇遇”，有多少风流韵事，然而乐而不淫，就此煞住。“太平”二句，推广开来，写当时承平气象。词的最后，对景“争忍独醒归去”，是乐而忘返了。
这首词，以铺叙见长，气象渲染，浓淡适宜。写景则时疏时密，用典则结合时宜。人物都是在良辰美景中出现而又活跃着的，呈现出太平景象，结合起来含有欢乐常保的意义。
诗篇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作者鲁迅以戏谑的笔法，把麦氏描绘成乘云车的“飞仙”，突然降临，而且携着“灵童”。构成“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的奇异境界。这两句诗，描绘的是麦氏为寻丈夫，突然出现在姚蓬子家的情景。因她是从碧空突然而降的飞仙，所以所带之子，也便为“灵童”。这是取前后形象的一致性，其戏谑的因素也就由此而生。
然而主要的戏谑之笔，还在后两句：“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后两句诗是说，麦氏为寻丈夫穆木天突然来到姚蓬子家，可怜的是这里并没有穆木天，只有姚蓬子，所以还得迎风东奔西逃再去寻找。这是诗篇的本意，但是作者却采取了夸张的写法，使之更增加一层趣味。这里的“天子”是用了《穆天子传》中驾八骏之车往昆仑山会西王母的周天子周穆王的故事。由于麦氏要寻的丈夫是“穆木天”，既同于穆王的穆字，又有“天子”的“天”字，就构成了“天子”。“可怜蓬子非天子”两个“子”字恰好相对，中间加一“非”字自然成章，又合事实，遂成自然佳句。
“逃去逃来吸北风”，解释不一，有说是写蓬子，有说是写麦氏。据锡金先生所说当时的情景，应是写麦氏。锡金说，当时的情况是，麦德广到了姚蓬子家以后，不见穆木天，盲然无措，无处投奔，于是向姚蓬子提出请求，暂住他家，一面再去寻找丈夫。但是姚蓬子没有答应，说他自己还要出去借宿，不能留人。结果麦氏只好再出去奔走，所以才有“逃去逃来吸北风”的描写。这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由于诗句是概括的语言，“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顺读下去，似乎“逃去逃来”句的主语是姚蓬子，所以便生歧义。而当时姚蓬子也确有为避战火出去借宿的事。由此歧义，便又引起对“吸北风”的解释。从麦氏来说，找不到穆木天，又不能在姚蓬子家留宿，必然还要出去奔波，在“逃去逃来”之中，自然要喝风了。但从姚蓬子来说，他的外逃借宿也会喝风，况且姚蓬子又长了一对朝天的鼻孔，岂不更要吸风。而从事件本身和整个诗意来看，主要写的是麦德广。诗篇从开始的“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到最后的“可怜蓬子非天子，逃去逃来吸北风”，都是以麦氏为主体。诗题虽然是《赠蓬子》，但描写的事件和人物却不是姚蓬子。诗的第三句出现“蓬子”二字；在于说明此地只有蓬子，没有天子，而不是去直接写“蓬子”。因而最后“逃去逃来”句，也就与“蓬子”没有关系。
这首诗虽为戏谑，却反映出“一·二八”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生活波荡。围绕这个事件，表现出上海闸北地区的惶乱和不安。
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当时的豪门，特别是贵族人士，在精神上也日益空虚，做诗成了一种消磨时光和精力的娱乐。他们既然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可写，也就只得从限题、限韵等文字技巧方面去斗智逞能。小说中已换过几次花样，这里每人分得某字为韵，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唱和形式。描写这种诗风结习，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这一阶层人物的无聊的精神状态。
从人物描绘上说，邢岫烟、李纹、薛宝琴都是初出场的角色，应该有些渲染。但她们刚到贾府，与众姊妹联句作诗不应喧宾夺主，所以芦雪庵联句除薛宝琴所作尚多外，仍只突出史湘云。众人接着要她们再赋红梅诗，是作者的补笔，借此机会对她们的身份特点再作一些提示，而且是通过诗句来暗示的。李纹姊妺是李纨的寡婶的女儿，从诗中泪痕皆血、酸心成灰等语来看，可能也有不幸遭遇，或是表达丧父之痛。“寄言蜂蝶”莫作轻狂之态，可见其自恃节操，性格上颇有与李纨相似之处，大概是注重儒家“德教”的李守中一族中共同的环境教养所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