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联是曲江即景。“苑外江头坐不归”，“坐不归”，表明诗人已在江头多时。这个“不”字很有讲究，如用“坐未归”，只反映客观现象，没有回去；“坐不归”，则突出了诗人的主观意愿，不想回去，可见他心中的情绪。这就为三、四联的述怀作了垫笔。
以下三句，接写坐时所见。“水精宫殿转霏微”，在“宫殿”、“霏微”间，又着一“转”字，突出了景物的变化。这表面上是承“坐不归”而来的：久坐不归，时间已经快到晚上，所以宫殿霏微。但是，下面的描写中，却没有日暮的景象，这就透露了诗人另有笔意。浦起龙《读杜心解》曾将诗人这一时期所写的《曲江二首》、《曲江对酒》、《曲江对雨》，跟作于安史之乱以前的《丽人行》作过比较，指出：“此处曲江诗，所言皆‘花’、‘鸟’、‘蜻’、‘蝶’。一及宫苑，则云‘巢翡翠’，‘转霏微’，‘云覆’，‘晚静’而已。视前此所咏‘云幕’，‘御厨’，觉盛衰在目，彼此一时。”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水精宫殿转霏微”所显示的，即是一种虚空寥落的情景，这个“转”字，则有时过境迁的意味。
与此刚好成对照的，是如期而至的自然界的春色：“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短短一联，形、神、声、色、香俱备。“细逐”、“时兼”四字，极写落花轻盈无声，飞鸟欢跃和鸣，生动而传神。两句衬托出诗人的此时的心绪：久坐江头，空闲无聊，因而才这样留意于花落鸟飞。“桃花细逐杨花落”一句，原作“桃花欲共杨花语”，后杜甫“自以淡笔改三字”（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由拟人法改为描写法。之所以这样改，是因为“桃花欲共杨花语”显得过于恬适而富有情趣，跟诗人当时仕途失意，懒散无聊的心情不相吻合。
这一联用“自对格”，两句不仅上下对仗，而且这一句的某些字词也相对。此处“桃”对“杨”，“黄”对“白”。鸟分黄白，这是明点，桃杨之色则是暗点：桃花红而杨花白。这般色彩又随着花的“细逐”和鸟的“兼飞”而呈现出上下飘舞的动人景象，把一派春色渲染得异常绚丽。
风景虽好，却是暮春落花时节。落英缤纷，固然赏心悦目，但也很容易勾起伤春之情，于是三、四联对酒述怀，转写心中的牢骚和愁绪。
先写牢骚：“纵饮久判人共弃，懒朝真与世相违。”这两句的意思是：“我整日纵酒，早就甘愿被人嫌弃；我懒于朝参，的确有违世情。”这是诗人的牢骚话，实际是说：“既然人家嫌弃我，不如借酒自遣；既然我不被世用，何苦恭勤朝参？”正话反说，更显其牢愁之盛，又妙在含蓄委婉。这里所说的“人”和“世”，不光指朝廷碌碌无为之辈，牢骚已经发到了唐肃宗李亨的头上。诗人素以“忠君”为怀，但失望过多的时候，也禁不住口出微辞。以此二句，足见诗人的愤懑不平之气。
最后抒发愁绪：“吏情更觉沧洲远，老大徒伤未拂衣。”这一联是说：只因为微官缚身，不能解脱，故而虽老大伤悲，也无可奈何，终未拂衣而去。这里，以“沧洲远”、“未拂衣”，和上联的“纵饮”、“懒朝”形成对照，显示一种欲进既不能，欲退又不得的两难境地。杜甫虽然仕途失意，毕生坎坷，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始终如一，直至逝世的前一年（769年），他还勉励友人“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希望以国事为己任。可见诗人之所以纵饮懒朝，是因为抱负难展，理想落空；他把自己的失望和忧愤托于花鸟清樽，正反映出诗人报国无门的苦痛。
首联中“鸟道”，写山之高峻；“登顿”，上下意，诗中指翻山越岭。“几登顿”“无暂闲”，概括地描述了行人马不停蹄．在崇山峻岭中奔走的情景。以“几”修饰“登顿”，可见行人已走的路程之长。这两句落笔“山行”，既点题，也为后文作了铺垫。
颔联写行人在鸟道上跋涉已久，一定非常疲惫，走出漫长崎岖的山坡，满以为山路已尽，展现在面前的将是一望无际的平川，谁知起伏的山峦又如刚才走过的山一样横亘在面前。用一“出”字、一“犹”字，生动地显示了行人错以为山路已尽的兴奋，以及看到眼前横亘的山峦后失望、厌烦的情绪。两句诗一扬一抑，既写山路，又写行人；写山路回应“几登顿”，写行人回应“无暂闲”；写山行非常真切，写行人十分细腻。
颈联描写山间的具体景物。水石相激。湍奔而去，耐寒的松树，树色苍凉，令人顿生寒意。诗人驱马赶路，走出长坂，又入群山，“山行”的辛苦、乏味自在不言之中。现在又要过激流，穿寒松，荒寒的景象使山行之人不能不生孤寂、厌倦之感。
尾联诗人在自觉厌倦之时，马上自激自励：王事未尽，不当思归。“王程”二字总管“山行”，点明了此次”山行”的意义。“顾刀环”句用汉朝李陵的典故。李陵留匈奴后，汉使任立政等见到他，难以私下说话，便向他使眼色，井屡屡抚摸刀环，“环”与“还”谐音，示意其归还汉朝。在这里，诗人说“且莫顾刀环”，就是提醒自己“王程”未尽，公事未了，决不能中途而止。诗人以明确的尽职意识，战胜了“山行”的疲倦、孤寂，诗的情调也为之一振，表现出盛唐边塞生活中所洋溢的进取精神。
这首诗在剪裁上舍因去果，直截“山行”中的一段，以少总多，富于典型性。全诗八句，以“山行”为线索，前六句与山行之所见，意境真切，使人如临其境；后两句写山行之所想，情绪昂扬，一派盛唐风调。
此词偏于实叙，用移步换形之笔，写登上南天门的观感。词原注云：“南天门尤陡峻，人多凿窑而居。”全词就在这“陡峻”二字上落墨。
形容山之高峻，前有李白的名句：“扪参历井仰胁息，以乎抚膺坐长叹。”(《蜀道难》)此词起句“引手摘星辰”，就其夸张笔法而言，显然脱胎于李诗。但李白重在写“畏途巉岩”之不可攀，渲染了人对自然的恐惧心理，此句情致则异，一“引”一“摘”两个动作，表现的是身临奇境的惊喜感，其中还颇有点欣然自得的意味呢！但既属夸张想象之笔，句意毕竟偏虚，故次句必以实写济之：“云气扑衣如湿。”用人行山中时的真切感受，来突出山的高峻。唐人有句：“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张旭《山中留客》)“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山中》)境界差近，而此句写“云气扑衣”，便富动感，再加“如湿”二字，更有触感。以上两句虽写得语工意足，其实都不过是陪衬之笔。接着再作衬垫——“前望翠屏无路”，见得山路百折千回，盘曲异常；经这一句延岩、顿挫，突如其来地推出全篇景物中心——“忽天门中辟”。在那云气晻霭之上，忽见天门矗立眼前，犹如横亘天半，其奇峻何如？名曰“天门”，真不虚也！
下片观察景物的视点，由仰视转为俯瞰，由“天上”下观“人间”。于是，新异的情境出现了：寻常的鸡鸣狗吠声，竟从“下方”传上天来，循声望去，发现了“人住半山侧”的奇特景象。因山民凿窑而居，人行山上，窑洞的檐宇都在脚下，故曰“行踏千家檐宇”。“看炊烟斜出”一句，最为传神，依依墟里之烟，俱从窑洞中斜着飘出，这种平地罕见的生活情景，摄入词中，倒也别有一种情趣。
此词并不以赏心悦目的情景取胜，但写出身历其境的新奇感受，同样有动人的效果。这端有赖于作者选择最佳视角、捕捉特征性景物和准确传达自我心理感受的功力。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就会闹出笑话，被人耻笑。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个人的学识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虚心潜学，才能得到真知。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则小故事不仅在情节构思上遵循了生活的真实，更在于北人强不知以为知的做法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极具普遍性与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