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三句既以玉箫声断喻与恋人的分别，也以凤凰双栖、弄玉萧史的美满婚姻反衬自己的孤独。首句“玉箫声断凤凰楼”，可看做写实，但联系其中暗含的典故，更能体味作者用此句作为开篇的深意。“玉箫声断”这一典故，其中隐含着“人去楼空”的惆怅意味。曲中的女主人公并未如弄玉一般，与丈夫一起随凤凰仙去，从“憔悴人别后”一句即可看出，“玉箫声”其实是指代女子的心上人。“留得”紧接“别后”二字，文字上衔接得很细密，情感上则造成一种回环和转折。人既已离去，留下来的只是女子的空守、苦盼，以及“啼痕满罗袖”。作者没有直接写女子如何想念，而是通过袖上泪痕这个细节，将她的黯然神伤，以及难以自制的思念和孤独表现出来。
最后几句女子又迁恨于烟柳无情，不知当初留系行舟，不让其离去，更道出了女子的无奈痴情。“去来休，楼前留景浑依旧”，这两句以人的“去来”与“留景”的“依旧”进行对比，这就使“离别”的主题得到了深化。留景不解人心，不管人间如何生离死别，它都只是一如既往地存在着，所以才使古往今来许多人发出“物是人非”的沉重慨叹。这首曲子中的女主人公也不例外。楼前浑然不变的景色，使她一次又一次地忆起离别之前和离别之时的情形，不断重温着伤心往事。女子记起心上人当初离开时，江岸边的“无情烟柳”兀自苍翠，却不懂得伸出青青枝条，留住远行人的脚步。一个“恨”字，点出女主人公的怨情和无奈。她不说恨自己留不住情人，只将这种悔恨托付于“烟柳”。这一方面是因为青翠如初的烟柳引起了她的离愁；另一方面，将人的心思投射于“无情”之物，也是古典诗词中常用的手法。短短数句，写得景物凄迷，深致有情。
此曲构思独特，角度新颖层层展开，把一个“情”字表现得极为丰富、深刻。旧地重游、物是人非，最令人伤感，作者把当前的景和以前的情巧妙地联结在一起，以追忆的方式抒发对恋人的深情。
陆游与韩元吉在镇江相聚两月，登临金、焦、北固，观江景、 饮美酒的机会一定是很多的，在即将离别之际，更感到相聚时间的宝贵，多在一起说说话，比什么都强，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才会有“懒向沙头醉玉瓶”一句。这一句是有所本的，杜甫的《醉歌行》有句云：“酒尽沙头双玉瓶，众宾皆醉我独醒。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踯躅涕泪零。”这首词的头一句即由此而来，不但词语极相近似，而且透露了分手离别的含意。既然懒得再去观景饮酒，那么，更好的选择就是“唤君同赏小窗明，夕阳吹角最关情”了。夕阳引发依恋之情，暮角引发凄凉之感，此情此感共同组成了一种适于促膝倾谈的环境气氛，所以说它“最关情”。但此时的“情”究竟是什么，却因为它的千头万绪而难以表述得清晰具体。
《浣溪沙》的下片头两句，大都要求对偶，故而往往是作者最着力的地方。陆游写在这儿的对联虽然浅显如同白话，但其说忙说愁仍是概括笼统，并不得其具体要领。写到最后“客中无伴怕君行”一句，则以其直言无隐、真情流露打动读者，并将依依惜别之情和盘托出。
以论入词而又形象感人，是此篇又一重要特色。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说：“南师之不出，于今几年矣！河洛腥膻，而天地之正气抑郁而不得泄，岂以堂堂中国，而五十年之间无一豪杰之能自奋哉？”在《与章德茂侍郎》信中说：“主上有北向争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磈而未释，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愿侍郎为君父自厚，为四海自振！”这首《水调歌头》便是他这些政治言论的艺术概括。叶适《书龙川集后》说陈亮填词“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可见他以政论入词，不是虚情造作或抽象说教，而是他“平生经济之怀”的自觉袒露，是他火一般政治热情的自然喷发。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认为这类作品“都是情感突变，一烧烧到白热度，便一毫不隐瞒，一毫不修饰，照那情感的原样子，迸裂到字句上。我们既承认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讲真，没有真得过这一类了。这类文学，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开！”这些话，可能有过甚其辞之处，但对理解和欣赏这首词还是有启发的。陈亮此词正是他鲜明个性的化身，是他自我形象的一种表现。
在抒发爱国豪情壮志、促进词体发展的大合唱中，陈亮高亢雄壮的歌喉征服了千百年来的“听众”。在陈亮所有的爱国词中，这首送章德茂的《水调歌头》独树一帜，写得颇具特色。整篇立意深远，章法整饬，同时体现了南宋抗金派词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的特点。这种词使人振奋，使人鼓舞，带有积极浪漫主义的气息。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