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喜欢在诗中臧否人物。王象春这首诗，就对项羽、刘邦这两位大人物作了一番评说。
项羽、刘邦当初并不是什么大人物，不过都是有野心的人。照司马迁的记载，他俩都见过秦始皇。项羽见了说：“彼可取而代也！”刘邦见了说：“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一个藐视，一个艳羡，目标却都是自己想当皇帝。后来果然为了天下，龙争虎斗，打得个昏天黑地，野心得遂，小人物也就进入了“大人物”的圈子。在这场争夺中，刘邦胜了，项羽败了。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中国，自然会为胜者送上无量赞歌，对失败者则大抵少有好话，能像司马迁那样把项羽列入《本纪》，还有不少赞许之辞，就算很不容易了。王象春从功业的成就来观察，以为刘邦能去秦苛法，约法三章，如天降甘霖，深得民心，可谓真龙；项羽勇可称虎，但入关后只知掮枪绰棒、纵火劫掠，不懂收拾人心，只是一介莽夫，终较刘邦逊色。
这一评论虽很简洁，但未有新意。不过，王象春的刘项比较论还有后面两层意思，读来就颇不俗了。
一层是从人格上比较。鸿门宴上，范增三房玉玦，暗示项羽起伏兵杀掉刘邦以除后患，但“项王默然不应”。他堂堂做人，宁可一刀一枪在战场决胜负，不愿意在背后搞阴谋诡计。刘邦不同，当项羽把刘邦他爹绑在砧板上，威胁刘邦退军时，刘邦竟完全不以老子的安危为念，嬉皮笑脸地对项羽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老子就是你老子。如果你想把你老子煮来吃，请分一碗肉羹给我尝尝。完全是一副泼皮无赖的样子。两相比较，论人格，王象春以为“项王真龙汉王鼠”。中外历史上，政治家都是玩弄诡计的高手，翻云覆雨、朝令夕改、弄虚作假、背信弃义，是家常便饭。成功了，这一切都可以当作灵活的手腕儿载入经典。如果失败，自然另作别论。项羽勇猛，不擅诡计，终于失败，但王象春以为项羽的人格高于刘邦。这样的评论，就有点意思了。做人，总要讲点人格，如果不讲人格，整日玩弄些阴谋阳谋，虽然得了天下，可称枭雄，也难得到人们心底的尊敬。
再一层是从人性的层面作比较。他选择的切入点是刘、项同自己心爱女人的关系。男女的情爱，应当是人性的至洁至纯。汤显祖《牡丹亭》题词中所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正是说的从情爱之深浅可以窥探人性的真伪。一个人如果为物欲、权欲所迷，便不会有真正的男女情爱。即或他们养小妾、包二奶也曾信誓旦旦，一朝同物欲、权欲的利益相左，山盟海誓的女人便被弃如敝屣，成为他们的攫取私欲的牺牲。“垓下美人泣楚歌”是说虞姬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京剧《霸王别姬》中项王不舍，虞姬自尽，被梅兰芳演得缠绵悱恻。但在《史记》中只说项王“悲歌忼慨”，“美人和之”，然后项王“泣下数行”。“虞兮虞兮奈若何”——译成白话，就是“虞啊虞啊，怎么来安顿你呢？”怎么安顿？没见记述，只说他带着八百从骑突围走了，看来是把虞姬丢下没管。后来的《楚汉春秋》说虞姬有和歌道：“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看来是出于假托，就像京戏里写虞姬自刎在先，项王突围在后一样，不过是后人以为应当如此罢了。“定陶美人泣楚舞”，是说刘邦的宠姬戚夫人的。戚夫人是定陶人，恃宠固位是这类女人的毛病，戚夫人也不能免，所以缠着刘邦要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太子。刘邦也曾答应过，但因张良设计，为太子找了几个出色的保护人，使刘邦不敢另行废立。于是，对戚夫人说，太子羽翼已成，动不了了。吕后真是你的主子了。刘邦是否真是因为有了商山四皓辅佐太子，就不敢有所动作，姑置勿论。他的这一举动是否有利汉室也暂不讨论，但明知吕后狠辣，戚姬命运堪忧，却不做任何安排，只是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戚夫人“嘘唏流涕”他也不管，自顾自走了，那薄情也同项羽差不多了。后来戚夫人母子都惨死于吕后之手，刘邦是不能辞其咎的。从人性的角度看刘、项，王象春以为二人都是“鼠”。
诗人黄昏时分行走在街上，忽然听到路边有人在卖唱，声音纡徐婉转，可是诗人从中品出了某种不平的感慨。于是他停下来打量了一下歌者，只见他面黄肌瘦，在这日暮时分还不得不忍着饥饿高歌，以求行人布施。诗写得音调和谐，起句以问句形式，为下句作铺垫，次句自答，补足题目，写出歌者的心声。三、四句使用流水对，进一步阐述歌者的歌声中何以有不平的音符，从对音乐的感受转移到直接的描述，通过“日晏”、“忍饥”、“强作”三个词，把歌者内心的惨痛与生活的艰难完全表现出来，诗又以“可怜”二字领句，表明自己同情的立场。
范成大晚年退职家居后，写了很多描写下层百姓痛苦的诗歌，诗风朴实自然，带有乐府民歌的特性，同时往往学民歌用双关、谐音词等手法，使诗活泼生动。如此诗末句，用《诗经》典故，一方面切合歌者身份，回照他歌声的美妙；另一方面又暗喻他处境困难，渴望人们同情与施舍。
关心民瘼的人一般都很富有同情心，范成大就很富有同情心，苦难人的悲声常常使他产生感伤。像这首诗写到听人卖唱一样，他有次在寒冷的夜晚，听到门外有人喊叫卖卜，他就满怀伤悲地写下这么一首诗：“静夜家家闭户眠，满城风雨骤寒天。号呼卖卜谁家子？想歉明朝籴米钱。”（《夜坐有感》）又有一次，他听到卖菜人在大雪天吆喝卖菜，他便作诗说：“饭箩驱出敢偷闲？雪胫冰须惯忍寒。岂是不能扃户坐？忍寒犹可忍饥难。”（《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这三首诗，写的都是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苦命人，诗的句法与结构也很接近，合在一起，可全面地理解范成大诗作的内容与思想状况。
这是一首咏物言志诗。杜甫本来善于骑马，也很爱马，写过不少咏马诗。此诗的风格超迈遒劲，凛凛有生气，反映了青年杜甫锐于进取的精神。
诗分前后两部分。前面四句正面写马，是实写。诗人恰似一位丹青妙手，用传神之笔为我们描画了一匹神清骨峻的“胡马”。它来自大宛（汉代西域的国名，素以产“汗血马”著称），自然非凡马可比。接着，对马作了形象的刻画。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提出“六法”，第一为“气韵生动”，第二即是“骨法用笔”，这是作为气韵生动的首要条件提出来的。所谓“骨法”，就是要写出对象的风度、气格。杜甫写马的骨相：嶙峋耸峙，状如锋棱，勾勒出神峻的轮廓。接着写马耳如刀削斧劈一般锐利劲挺，这也是良马的一个特征。至此，骏马的昂藏不凡已跃然纸上了，我们似见其咴咴喷气、跃跃欲试的情状，下面顺势写其四蹄腾空、凌厉奔驰的雄姿就十分自然。“批”和“入”两个动词极其传神。前者写双耳直竖，有一种挺拔的力度；后者不写四蹄生风，而写风入四蹄，别具神韵。从骑者的感受说，当其风驰电掣之时，好像马是不动的，两旁的景物飞速后闪，风也向蹄间呼啸而入。诗人刻画细致，唯妙逼真。颔联两句以“二二一”的节奏，突出每句的最后一字：“峻”写马的气概，“轻”写它的疾驰，都显示出诗人的匠心。这一部分写马的风骨，用的是大笔勾勒的方法，不必要的细节一概略去，只写其骨相、双耳和奔驰之态，因为这三者最能体现马的特色。正如张彦远评画所云：“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落，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历代名画记》这就是所谓“写意传神”。
诗的前四句写马的外形动态，后四句转写马的品格，用虚写手法，由咏物转入了抒情。颈联承上奔马而来，写它纵横驰骋，历块过都，有着无穷广阔的活动天地；它能逾越一切险阻的能力就足以使人信赖。这里看似写马，实是写人，这其实就是一个忠实的朋友、勇敢的将士、侠义的豪杰的形象。尾联先用“骁腾有如此”总挽上文，对马作概括，最后宕开一句：“万里可横行”，包含着无尽的期望和抱负，将意境开拓得非常深远。这一联收得拢，也放得开，它既是写马驰骋万里，也是期望房兵曹为国立功，更是诗人自己志向的写照。盛唐时代国力的强盛，疆土的开拓，激发了民众的豪情，书生寒士都渴望建功立业，封侯万里。这种蓬勃向上的精神用骏马来表现确是最合适不过了。这和后期杜甫通过对病马的悲悯来表现忧国之情，真不可同日而语。
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这首咏物诗它做到了既在物之内，又出于物之外，全诗看似写马，但通过赞马却表达了作者的胸襟和抱负。
南朝宋人宗炳的《画山水序》认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的道理。如果一个艺术形象不能“畅神”，即传达作者的情志，那么再酷肖也是无生命的。杜甫此诗将状物和抒情结合得自然无间。在写马中也写人，写人又离不开写马，这样一方面赋予马以活的灵魂，用人的精神进一步将马写活；另一方面写人有马的品格，人的情志也有了形象的表现。前人讲“咏物诗最难工，太切题则粘皮带骨，不切题则捕风捉影，须在不即不离之间”钱泳《履园谈诗》，这个要求杜甫是做到了。
本文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轼在湖州任上为学生王巩家中“三槐堂”提写的铭词。三槐堂，是北宋初年兵部侍郎王佑家的祠堂，因王佑手植三棵槐树于庭而得名。古代传说，三槐象征朝廷官吏中职位最高的三公。而王佑正是王巩的曾祖父。
文章主题在于歌颂王佑的品德和功业，分五段进行。第一二两段，从天命的有常立论，肯定了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提出“仁者必有后”的观点，为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三四五层，记叙了王佑手植三槐的经过和期待，以及王佑子孙后代多有仁德贤能者的事实，说明王佑仁爱厚施、积善成德，因此才子孙多贤，福祚绵绵不绝，从而论证了观点，突出了主旨。
全文贯穿着天命有常、因果报应思想，崇尚仁厚忠恕的德行。认为“善恶之报，至于子孙”，显然带有惩创人心、引为鉴诫的良苦用心。文章叙议兼行，挥洒如意。文字简洁，自然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