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片写春天让人寂寥落寞，情思涌起，于是慨然高歌，暗自垂泪。词以疑问语气开篇，“那能寂寞芳菲节，欲话生平”。在芳菲时节，姹紫嫣红、满城春色的胜景。但是此篇中，词人的心情似与佳景甚不相合一“寂寞芳菲节”。一边是莺啼燕语、百花盛开，—边是茕然独处，形影相吊，两相比衬之下，词人的内心确实是寂寞惆怅。因此，在这个时候，“欲话生平”自然是再也不能了。词人自二十二岁起，便担任康熙侍卫，扈从銮驾南巡北征。侍卫一职十分辛劳，容若“性耐劳苦”，恪尽职守旦夕不懈，但是让词人痛苦的并不是辛劳，而是违背理想和本性。他在八年的光阴中，熟练的弓马只能用于担任警卫和奉陪狩猎，杰出的诗才也只能用于涂写那些言不由衷的应制篇章。值此如水春夜，他却独自不成寐，想到这乏味的人生唯有“泪暗零”而已。

　　下片写秋日落叶春日繁花年复一年地催促着人逐步迈向衰老，抒发世俗的感慨。“须知秋叶春华促，点鬓星星。”词人风华之年，尽在枯燥的鞍马间度过，然而时光荏苒，秋叶飘零，春花盛开，年复一年地催促着人由少到老，除了徒增白发之外，了无生趣。“遇酒须倾．莫问千秋万岁名。”结篇处，词人宕开一笔，说遇到美酒当前，就应该一醉方休，不要戮力去追求千秋万岁的俗世功名。既然理想渺茫，人世如风，等不到“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的时候，那么何妨有酒就干，任诞放达，身后名定不如生前一杯酒。结处化李白《行路难》中名句： “且乐生前酒一杯，何须身后干载名。”颇得太白逍遥超脱之风。

　　全词虽写春，感慨人生，轻叹岁月，但意境苍凉，抒发了人生无常，转瞬即逝，年华似水，不胜今昔的慨叹。

　　诗前六句怀念过去，回视今日。诗说前些年在白浪如山的东海中遨游，把鲸鱼肉切细了做鱼羹；去年在南山射虎，晚上归来，雪满貂裘。这回忆过去的四句，脍鲸事是虚写，打虎事是实写，句子十分豪壮，气魄很雄伟。写白浪、急雪，都寄托了自己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这样的胸襟气魄，与他志灭金虏、向往收复失土紧密相连，读后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辛弃疾所赋的“壮词”《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那样雄壮的场面。陆游与辛弃疾表达的都是实施报国杀敌行动的热忱，也都流露时光流逝，一事无成的感慨。正因为前年、去年的生活都过得很有意义，尤其是去年在南郑，地处前沿，更符合他杀敌立功的抱负，此较下来，更加显得今年的不堪。他想到自己已年近五十，容颜苍老，颓唐失意，感到非常愁闷。“最堪笑”、“羞自照”是自我解嘲，中间埋藏着无限的不平与感伤。祖国的前途如何？自己的前途又如何？他痛苦地求索着。

　　于是，诗人借酒消愁，醉后，满腔的疾愤都喷发了出来。表面上，他惊诧自己居然酒后能狂，脱略形骸，然而透视他的内心，这不是醉醺醺的狂态。其实诗人是在凭藉醉酒，抒发心中强烈的不平，痛恨国家恢复无策，坐失良机，正如下面所说的，是“逆胡未灭心未平”，自己也同“孤剑床头铿有声”。这两句正面的叙述，正是诗人慷慨的誓词，与他在《长歌行》中所说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相同，都表现了赴沙场杀敌的渴望及蹉跎岁月的苦闷。

　　最后，诗人酒醒了，身在破败的驿站里，梦觉后，眼前是黯淡的灯光，窗外是风声雨声。这两句写得低沉郁闷，是写景，也是抒情。那昏昏灯火，那凄厉的风雨声，更使诗人心中扰乱不堪，更何况，这半夜的风雨，在诗人刚才的梦中，正像他在《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所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这首诗充分反映了陆游胸中所存的一段不可磨灭的杀敌锐气，以及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伤悲，因此诗写得跌宕奇崛，似狂似悲。忽而豪气奋发，如江水流入三峡，气势雄伟；忽而忧愁苦闷，如寡妇夜哭，哀哀欲绝。诗在用韵上也与内容密切配合，十二句诗换了四个韵，节奏感很强。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首词写的是一位貌美的舞女和她轻盈的舞姿，主要描写其舞姿。

　　上阙起首二句“有个人人，飞燕精神”，人人”二字传达出了词人对她的喜爱之情，然后词人将舞女比作赵飞燕，简练而直接，说明她既有美丽的容貌，又善于舞蹈。

　　接下来，词人对舞女及舞姿进行了具体的描绘：“急锵环佩上华裀。促拍尽随红袖举，风柳腰身”三句写舞女的舞姿，在叮叮当当的环佩撞击声中，她疾步踏上华丽的地毯，伴随着音乐的节奏尽情地甩动红袖，那舞动的身躯如同轻盈的柳枝在风中摇曳。

　　下阙紧接上片，继续描绘舞女，“簌簌轻裙，妙尽尖新”二句写舞女的装束，她美丽的衣裙飘动起来，发出簌簌的声响。

　　“曲终独立敛香尘”一句，舞女停止了舞步，词人没有直接描写舞女亭亭玉立的静态美，而是从旁着笔，写她舞步惹起的香尘的凝结。香尘似是随着她的静立而凝住，这本是观赏者的一种错觉。词人的词笔将错就错，用来衬托舞者独立之时雕塑般美丽的造型。

　　“应是西施娇困也，眉黛双颦”二句显示了柳永对她的爱怜之意，并且词人将舞女皱眉的样子比做西施，用来回应开头，首尾呼应。另外词人并没有解释舞女为何“眉黛双颦”，这又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空间。

　　此词如同几幅速写画，短小而精致，简单而传神。词人抓住了舞女神韵和体态，用了“飞燕”、“急锵环佩”、“促拍”、“红袖”、“风柳腰身”、“簌簌轻裙”、“独立”、“香尘”、“眉黛双颦”等字词，既有神态的表露，又有音响地描绘；既有体态的描写，又有内心的刻画。将一位风尘舞女的形象准确而生动地描绘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