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
现代的读者接触古诗，常常认为具有现实批判性的作品名篇很多，而“颂”体诗歌难得佳作。杜甫《洗兵马》是个例外。诗中有句说“词人解撰河清颂”（424—453年期间，即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河、济俱清，鲍照作《河清颂》赞美），这首诗本身就可说是热情洋溢的《河清颂》。
第一段（从“中兴诸将收山东”至“万国军前草木风”）以歌颂战局的神变开端。唐室在中兴诸将的努力下，已光复华山以东包括河北大片土地，捷报昼夜频传。三句借用以说克敌极易，安史乱军的覆灭已成“破竹”之势。当时，安庆绪困守邺城，所以说“祗残邺城不日得”。复兴大业与善任将帅关系很大，“独任朔方无限功”既是肯定与赞扬当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在平叛战争中的地位和功绩，又是表达一种意愿，希望朝廷信赖诸将，以奏光复无限之功。以上有很多叙述的地方，“京师”二句则描绘了两个显示胜利喜庆气氛的画面：长安街上出入的官员们，都骑着产于边地的名马，春风得意；助战有功的回纥兵则在“蒲萄宫”备受款待，大吃大喝。“餧（喂）肉”二字描状生动，客观铺写中略微寓含讽意。从“捷书夜报”句至此，句句申明战争克捷的意思，节奏急促，几乎使读者应接不暇，也犹如带有破竹之势。以下意思略微转折，“已喜皇威清海岱”一句结束上面的意思，当时河北尚未完全克复，说“清海岱”显得用词有分寸；“常思仙仗过崆峒”一句启下，意在警告唐肃宗居安思危，勿忘当初“銮舆播迁”、往来于崆峒山的艰难日子。紧接以“三年笛里”一联，极概括地写出战争带来的创伤。安史之乱三年来，笛咽关山，兵惊草木，人民饱受乱离的痛苦。此联连同上联，抚今追昔，痛定思痛，淋漓悲壮，在欢快的用词中小作波折，而不一味流走，极尽抑扬顿挫的情致，将作者激动而复杂的心情写出。
第二段（从“成王功大心转小”到“鸡鸣问寝龙楼晓”）逆接开篇“中兴诸将”四字，以铺张排比句式，对李豫、郭子仪等人致词赞美。“成王”收复两京时为天下兵马元帅，“功大心转小”，赞颂其成大功后更加小心谨慎。随后盛赞郭子仪的谋略、司徒李光弼的明察、尚书王思礼的高远气度。四句中，前两句平直叙来，后两句略作譬喻，铺述排比中有变化。赞语既切合各人身份事迹，又表达出对光复大业卓有贡献的“豪俊”的钦仰。“二三豪俊为时出”，总束前意，说他们本来就是为重整乾坤，应运而生的。“东走无复”以下六句承接“整顿乾坤济时了”而展开描写，从普天下的喜庆写到宫禁中的新气象，调子轻快：做官的人弹冠庆贺，不必弃官避乱；平民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如鸟归巢；春天的繁华景象正随朝仪之再整而重新回到宫禁，天子与上皇也能实施“昏定晨省”的宫廷故事。上上下下都是一派熙洽气象。
第三段（从“攀龙附凤势莫当”至“后汉今周喜再昌”）一开头就揭示一种政治弊端：朝廷赏爵太滥，许多投机者无功受禄，一时有“天下尽化为侯王”之虞。“汝等”二句即对此辈作申斥语，声调一变而为愤激。继而又将张镐、房琯等作为上述腐朽势力的对立面来歌颂，声调复转为轻快，这样一张一弛，极富擒纵唱叹之致。“青袍白马”句以南朝北来降将侯景来对比安史之乱中的叛将，说明叛将不堪一击；“后汉今周”句则以周、汉的中兴比喻时局。当时，房琯、张镐都已经罢相，诗人希望朝廷能复用他们，所以特加表彰，与赞扬“中兴诸将”互为表里。张镐于758年（乾元元年）五月罢相，改任荆王府长史。这里说“幕下复用”，措意深婉。这一段表明杜甫的政治眼光。
第四段（从“寸地尺天皆入贡”到篇终）先用六句申明“后汉今周喜再昌”之意，说四方皆来入贡，海内遍呈祥瑞，举国称贺。以下继续说：隐士们也不必再避乱遁世，文人们都在大写歌颂诗文。至此，诗人是“颂其已然”，同时他又并未忘记民生忧患，从而又“祷其将然”：时值春耕逢旱，农夫盼雨；而“健儿”、“思妇”还未得团圆，社会的安定，生产的恢复，均有赖战争的最后胜利。诗人勉励围困邺城的“淇上健儿”要“归莫懒”，寄托着希望他们早日成功的殷勤之意。这几句话虽不多，却唱出诗人对人民的关切，表明他是把战争胜利作为安定社会与发展生产的重要前提来歌颂的。正由于这样，诗人在篇末唱出了他的强烈愿望和诗章的最强音：“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
这首诗的基调是歌颂祝愿性的，热烈欢畅，兴致淋漓，将诗人那种热切关怀国家命运、充满乐观信念的感情传达出来了，是一曲展望胜利的颂歌。诗中对大好形势下出现的某些不良现象也有批评和忧虑，但并不影响诗人对整体形势的兴奋与乐观。诗章以宏亮的声调，壮丽的词句，浪漫夸张的语气，表达了极大的喜悦和歌颂。杜甫的诗原本以“沉郁”的诗风见称，而此篇是杜甫古风中的别调。
从艺术形式看，采用了华丽严整、兼有古近体之长的“四杰体”。词藻富赡，对偶工整，用典精切，气势雄浑阔大，与诗歌表达的喜庆内容完全相宜。诗的韵脚，逐段平仄互换；声调上忽疾忽徐，忽翕忽张，热情奔放中富有顿挫之致，词句清丽而能有苍劲之气，诗句跌宕生姿，大大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感染力。
这是一首借喻明月来倾诉别离之情的词。全词纯用白描手法写出，颇有民歌风味，情感真挚，朴实自然。结构上采取重章复沓的形式，深得回环跌宕、一唱三叹的妙处。上下片主体相同，只是稍加变化，形成鲜明的对比，匠心独具。
上片指出他行踪不定，在南北东西漂泊，在漂泊中经常在月下怀念他的妻子，因此感叹他的妻子不能像月亮那样跟他在一起。下片写他同妻子分离的时候多，难得团圆。这首词的特色，是文人词而富有民歌风味。民歌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不用典故，是白描。这首词也是真情的自然流露，也是白描，很亲切。民歌往往采取重复歌唱的形式，这首词也一样。不仅由于《采桑子》这个词调的特点，像“南北东西”，“暂满还亏”两句是重复的；就是上下两片，也有重复而稍加以变化的句子，如“恨君不似江楼月”与“恨君却似江楼月”，只有一字之差，民歌中的复叠也往往是这样的。还有，民歌也往往用比喻，这首词的“江楼月”，正是比喻，这个比喻亲切而贴切。
这首词用“江楼月”作比，在上片里赞美“江楼月”“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是到处漂泊，永不分离的赞词。
下片里写“江楼月”，“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是难得团圆的恨词。同样用“江楼月”作比，一赞一恨，是在一篇中用同一个比喻而具有二柄。还有，上片的“江楼月”，比“只有相随无别离”，是永不分离；下片的“江楼月”，比“待得团圆是几时”，是难得团圆。命意不同。同用一个比喻，在一首词里，所比不同，构成多边。像这样，同一个比喻，在一首词里，既有二柄，复具多边，这是很难找的。因此，这首词里用的比喻，在修辞学上是非常突出的。这样的比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不是有意造作，用得又非常贴切，这是更为难能可贵的。作者经常在月下怀念妻子，所以产生上片的比喻；作者感叹与妻子难得团圆，所以产生下片的比喻。这些是作者独具的感情，所以写得那样真实而独具特色。
此词从江楼月联想到人生的聚散离合。月的阴晴圆缺，却又不分南北东西，而与人相随。词人取喻新巧，正反成理。以“不似”与“却似”隐喻朋友的聚与散，反映出聚暂离长之恨。具有鲜明的民歌色彩。全词明白易晓，流转自如。风格和婉，含蕴无限。曾季狸《艇斋诗话》：本中长短句，浑然天成，不减唐、《花间》之作。《啸翁词评》：居仁直忤柄臣，深居讲道。而小词乃工稳清润至此。
这首诗写的是山野秋景。全诗于萧瑟怡静的景色描写中流露出孤独抑郁的心情，抒发了惆怅、孤寂的情怀。
首联，景中含情，景中有人。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幅图景：傍晚时分，夕阳西下，天边满是烟霞，诗人独自一人登上东皋极目远望，左右徘徊不已，心里默默念着曹操《短歌行》中的诗句——“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薄暮”交代时间，渲染气氛，“东皋”点明地点，“徙倚欲何依”表明心态，复杂抑郁。这两句看似平平淡淡的叙述，却把作者的心绪交代的一清二楚，奠定了整首诗的基调。
颔联，写秋天山林之静景，从正面进一步渲染作者的孤寂苦闷的心绪。诗人从眼见所见，给我们勾勒了一幅秋之晚景图。一望无际的树林都染上了暮秋时分憔悴枯黄的颜色，连绵起伏的群山在夕阳的映照下都染上了萧瑟的暮光。看似安静开阔的景象，却给人一种荒凉落暮之感。
颈联，写傍晚时分人的活动，从反面衬托诗人的郁闷孤单的心境。诗人给我们描绘了一幅乡野之人放牧归来的动态场景。放牛的牧童唱着山歌，欢快的赶着牛儿返回家中，猎人骑着骏马，大声吆喝着，带着猎物满意而归，多么安逸的场景，多么令人陶醉的画面啊。但是这些热闹是他们的，诗人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寂寞和孤寂。
尾联，终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情感了，直抒胸臆。诗人从美好而热闹的场景中回过神，又回到了起始的心境之中了，更加平添了一种茫然若失、孤独无依、苦闷惆怅的心绪。诗人身边没有一个相识的熟人和朋友，没有人能够分担这份寂寥，只好拉来已经远去的伯夷、叔齐了。诗人唱着《采薇》之歌，抒发自己隐逸山林之志。
读熟了唐诗的人，也许并不觉得这首诗有什么特别的好处。可是，如果沿着诗歌史的顺序，从南朝的宋、齐、梁、陈一路读下来，忽然读到这首《野望》，便会为它的朴素而叫好。南朝诗风大多华靡艳丽，好像浑身裹着绸缎的珠光宝气的贵妇。从贵妇堆里走出来，忽然遇见一位荆钗布裙的村姑，她那不施脂粉的朴素美就会产生特别的魅力。王绩的《野望》便有这样一种朴素的好处。
这首诗的体裁是五言四韵。自从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将声律的知识运用到诗歌创作当中，律诗这种新的体裁就已酝酿着了。到初唐的沈佺期、宋之问手里律诗遂定型化，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体裁。而早于沈、宋六十余年的王绩，已经能写出《野望》这样的五言四韵，说明他是一个勇于尝试新形式的人。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言事，中间两联写景，经过情──景──情这一反复，诗的意思更深化了一层。这正符合律诗的一种基本章法。
这首诗是辽道宗耶律洪基为了回丞相李俨《菊花赋》而作。此诗通过巧妙的联想，写出秋菊独傲风寒的异质，并以此抒发诗人的敬慕之情，极富韵致。
首句破题，点出《黄菊赋》；次句即缘《黄菊赋》意脉拓展，对《黄菊赋》进行品评。
“金英”即黄菊，南朝梁王筠《摘园菊赠谢仆射举诗》“菊花偏可喜，碧叶媚金英”，唐陈叔达《咏菊》霜间开紫蒂，露下发贪英”，其中的“金英”皆指黄菊花而言。“碎剪”，犹言“细细地剪裁”。剪裁金英，斟酌词句，而组成一篇《黄菊赋》，由此可见李俨写作态度的认真和此赋辞藻的华美。不过，这还只是对《黄菊赋》表面辞藻形式的品评，
三、四两句便进入神髓的品评：诗作者从读过此赋之后的感觉入笔，突出表现了黄菊亦即《黄菊赋》品格中固有的清香与贞傲。这首诗的脉络是这样：其第一句无疑是写《黄菊赋》，第二句用“金英”由《黄菊赋》切入到菊，到了三、四两，更深一层着笔，从形到神，专写留在袖中的“余香”，而且是“冷落西风吹不去”的“余香”，这是写菊，也是写赋，是借赋写菊，更是为写赋而写菊，两者兼写，相得益彰。
这首诗的一、二两句，是用“赋”的笔法，即直陈其辞，未见其长，能见其韵味者全在三、四两句，第四句尤为神来之笔。诗家作诗，要求留好字以助警策，留好韵以助精神。这首诗的好字好韵皆在结句，因而警策，精神亦在结句，短短七个字，毫不见刀斧浪，却把全诗的精神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从诗的结构看，结句的“冷落西风”不仅用节候特征呼应和回扣首句点出的黄菊——这正是菊花开放的季节，如《礼记》所云：“季秋之月，菊有黄华”，更重要的是为黄菊渲染了环境气氛，并借以深刻地表现了黄菊的品格：“涉变节而不伤，凌九秋以愈馥。”这是作者对黄菊的赞颂，也包含着对李俨的勉励，同时，从中也表现了作者的志趣取向和审美理想。这种志趣、理想的萌动，自然应是受了李俨《黄菊赋》的启迪（李俨作《黄菊赋》“献其主”，也可能有此讽谏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