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钵罗花即岑参所认定的印度梵语中的雪莲花，按照作者在序言中的说法，优钵罗花这个名字他最早是从佛经里读到的。唐代的西域居民多把优钵罗花想象成神山圣域里罩有灵光圈的小佛像。
“白山南，赤山北，其间有花人不识，绿茎碧叶好颜色。”四句写在天山南部、火山北部，一种人未曾识的奇花异草生长于其间，其茎干、叶片皆晶莹玉润，浓绿如翡翠，亭亭匀秀，美丽婀娜。
“叶六瓣，花九房，夜掩朝开多异香，何不生彼中国兮生西方。”四句写此花碧叶六片，翦翦如齐，花瓣有及，色如凝脂，夜晚掩合如羞，清晨幽心静放，笑对骄阳，其香清幽淡雅，沁人心脾，叹此花为何生于寒荒西域，而不生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中原大地，使有道之士、高洁君子但有知音之赏、惺惺相惜，而不能植于静室，相濡以沫。
“移根在庭，媚我公堂，耻与众草之为伍，何亭亭而独芳？何不为人之所赏兮，深山穷谷委严霜。”这几句写将此花移于官署，使其高情逸态、淡放幽香涤尽官署锈染浊蚀的纷纭伧俗气，增其恬淡，秀其玉色，也使诗人日日得以耳濡目染，声气相求。叹此花高洁秀逸，幽香独放，亭亭静植，不蔓不枝，有君子澹泊明净之心，有贞女沉静清淑之态。耻于与众草为伍，择地而居，深山幽谷，冰霜侵逼，抱寒寂对幽冷亦淡定自若，无怨无艾，不因无人而不芳，不为孤影而自怜。如握瑾怀瑜的君子啸傲林薮，抱道自持，也绝不同流合污，和光同尘。
“吾窃悲阳关道路长，曾不得献于君王”二句写诗人叹此花清雅高洁，如高尚其志的隐士，定是佐王的股肱大才，必当献于君王以其光明和德化布于天下，怎奈山长水阔，阳关路远，君王难致。
此诗长短不拘，随情感的波动而蜿蜒前进，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文学技巧和精湛的表现手法。全诗以花自喻，以花独居僻壤，喻自己穷居塞外；以花种类奇特，喻自己胸怀大略；以花的独自开放，喻自己的洁身自好、特立独行；以花的罕为人知，喻自己的怀才不遇；以花因路途遥远无法上闻帝王，喻自己远戍边塞，晋身无阶。古人以物喻人者为数不少，但像此诗这样切合得丝丝入扣，以至有花与诗人简直融为一体、难分彼此之感的则并不多见。这首诗堪称唐代以物咏志的边塞诗中物我融合较为完美的一首。
此诗为歌行体，形式灵活自如，多用散句，穿插变化，以韵调、用意来调节字句，流畅和谐，调如辘轳，而圆转自如。词不妩媚，而清秀淡朴、婉转有致，也颇合于诗的内容和格调。
此诗的开头很有特色。它描写丰收，纯以静态：许许多多的粮食谷物（黍、稌），贮藏粮食的高大仓廪，再加上抽象的难以计算的数字（万、亿、秭）。这些静态汇成一片壮观的丰收景象，自然是为显示西周王朝国势的强盛，而透过静态，表现出后面亿万农夫长年辛劳的动态。寓动于静之中，写来笔墨十分经济，又给读者留下思想驰骋的广阔天地。不过，在周王室看来，来之不易的丰收既是人事，更是天意，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丰收归根结底是上天的恩赐，所以诗的后半部分就是感谢上天。
因丰收而致谢，以丰收的果实祭祀最为恰当，故而诗中写道：“为酒为醴（用丰收的粮食制成），烝畀祖妣。”祭享“祖妣”，是通过先祖之灵实现天人之沟通。也由于丰收，祭品丰盛，能够“以洽百礼”，面面俱到。“降福孔皆”既是对神灵已赐恩泽的赞颂，也是对神灵进一步普遍赐福的祈求。身处难以驾驭大自然、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人们祈求神灵保佑的愿望尤其强烈，《周颂·丰年》既着眼于现 在，更着眼于未来，与其说是周人善于深谋远虑，不如说是他们深感缺乏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无奈。
“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四句，在周颂的另一篇作品《周颂·载芟》中也一字不易地出现，其情况与颂诗中某些重复出现的套话有所不同。在《周颂·丰年》中，前两句是实写丰收与祭品（用丰收果实制成），后两句则是祭祀的实写；《周颂·载芟》中用此四句，却是对于丰年的祈求和向往。可见《周颂·载芟》是把《周颂·丰年》中所写的现实移植为理想，这恰恰可以反映当时丰年的难逢。
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抗金杀敌、气吞云汉的英雄。诗中先写英雄的外貌与志向，展现英雄叱咤风云的气概；再写英雄与金人作战的情景，表达了这位英雄的勇敢；最后写敌人投降，讴歌胜利，是对英雄的赞赏，也是自我表白。诗长短间用，节奏高昂，用语毫无雕琢，始终贯串着“气夫吞匈奴”般的豪壮。
诗用乐府旧题，首先便在题“胡无人”上做文章。要使“胡无人”，就必须宋有人，所以诗人用浪漫主义手法，塑造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抗金杀敌、气吞云汉的英雄。这一想象，正是他一向感叹的“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的表现。
开头四句，写这位英雄的外貌与志向。诗描绘他胡须如同刺猬刺一样直竖，面如紫石，刚毅强健，直接把他叱咤风云的气概展示出来。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在这里是借用了桓温的形象，而桓温是晋朝北伐的英雄，由此夫见诗人所塑造的英雄所包含的寄托。接着，诗把英雄的大志与时运相结合，说他志在立功异域，驰骋万里，又逢国家多事，君王求贤，所以立时际会风云，大展身手。这样一起，雄健排挞，为下文铺叙打好了基础。
“追奔露宿”以下四句，写这位英雄与金人作战的情景。诗写他在万里青海头，月夜追逐敌人，踏着黄河坚冰，夺取敌人的城市，身穿铁甲，不管风吹雨打，奋勇战斗，与敌对垒，战鼓如雷。诗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战争片段，凝练地表达了这位英雄的勇敢，把场面描绘得高昂激烈。读这些诗句，不由使人想起唐人的边塞诗，如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卢纶《塞下曲六首》：“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陆游诗中所写的战斗场面，与唐人这些边塞诗十分接近，而在诗意上更具有积极的意义，杀气腾出纸上。
“三更穷虏”以下六句，写敌人投降，讴歌胜利。诗从各方面来反映战争的结果———敌人送降表、缴获衣甲堆积如山，汗血马、霜毛鹰入贡，诗以热情洋溢的笔墨予以一一拈出，充满了喜悦之情。随后，诗转入赞叹，说宋朝如同太阳，扫除了阴翳，胡无人，宋中兴，写得十分酣畅。这样，逼出了总的议论：大丈夫就应该这样，为国立功，永垂青史，不能白首蓬窗，一事无成。末两句是对英雄的赞赏，也是自我表白。陆游一生，无时无刻不在希望驰骋疆场，手刃敌寇，也无时无刻不为自己没有立功的机会而悲慨失望。因此，诗中所写的理想化的英雄，实际上正是陆游在把自己理想化，企图通过理想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得到暂时的满足。
诗长短间用，节奏高昂，用语毫无雕琢，始终贯串着“气夫吞匈奴”（《三江舟中大醉作》）般的豪壮，这就是陆游“六十年间万首诗”的主旋律。
第一句和第二句，作者在开头一句就用了古代的典故以赞美对方的手艺并略免轻供保薄之嫌。洁净如玉的盘中摆着又白又嫩的葱段儿，首先就给人一种精雅漂亮的印象；“寸断葱芽”令人联想到女性做事之有规矩、有尺度。细切“羊肩”，体现了女主人礼貌待客之道。
第三句和第四句，进餐中带有情义，寄情于伊人之“亲手”，突出了对女主人的尊敬之意。
第五、六句，写当炉喝酒进餐的豪情，体现了词人晚餐的愉快和宾主间的融洽，人物刻画细致，见神态。简体字中将“面”、“麺”并为一“面”字，在表述和传达方面造成许多误会和混淆，实甚不当。此处“素面”因“红炉”而微微泛红（“赪”），越发显得娇媚。此处只是表达了作者吃得高兴的意思。
最后两句写“归路”兴且不浅。从那个“馀”字可以看出，作者所要强调的还不是归路上的狂而是酒宴上的狂；这个“狂”字，暗地里有一种模仿魏晋士人那种不拘礼法的作风之意。从“红炉”的室内走上“踏霜”的“天街”，这里边便有了一种从暖到寒、从醉到醒的感觉，而这种寒冷与清醒的感觉，正好成了刚才晚餐时那种耽溺与任纵之情绪的一个反衬。
词中作者欲为男子制作一幅风俗素描，便借女子的双眼作为观察点，串起所要表达的景象，这叫爱情线索，符合作者那瑰丽温馨的词风要求。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