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咏梅诗的佳作很多，如唐代崔道融、齐己的咏梅之作，都深得沈德潜的喜欢；而沈德潜对梅花似乎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老年时曾写过一首梅花诗，即上面的这首七律。
定此诗为沈德潜老年所作，是从此诗末联的“催人老”、“扶杖”等词汇来推断的。因沈德潜的寿命很长，《清史稿·本传》谓其“卒，年九十七。”王昶《湖海诗传》则谓其“九十八岁而终”。但他早年则仕途坎坷，屡试不第，直到六十七岁才考中进士，自此便深得乾隆皇帝的赏识，与乾隆皇帝诗交甚厚，荣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袁枚曾感慨地说：“古来诗人受遇之隆者，未如沈归愚尚书也。”然从此诗的情调和“偕隐”二字来看，此诗当作于他尚未考中进士时，故口气与他考中进士后的飞黄腾达截然不同。
中国古代咏物诗的开端一般并不马上触及所咏对象，而往往喜欢采用渐进的方法，由外及里，由远及近，慢慢进入正题，但又始终围绕所咏对象。就此诗来说，作者采用的实际上就是由远及近的渐进方法。他先从“残雪初消”、天将黄昏的气候环境着笔，作了一番渲染与烘托之后，再转到对梅花的直接描写。而梅花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气氛中，尽压群芳，独破春妍。“无枝冷艳”四字虽是正面描写，但也说不上浓笔重墨，唯“冷艳”二字，倒的确是把梅花而寒斗雪，越冷越艳的特点给写出来了。
作者在首联中刚刚由远及近地涉及到了对梅花的正面描写，到了颌联，作者一下又把笔墨拉开，由近及远，转到了对初春梅花的整体描写。只见山边、村落、涧边，篱笆外、竹林外，处处都有冷艳的棉花暗示着春天的到来，处处都有梅花的幽香如烟雾般地散发和弥漫着，给人以不尽的遐想。至此，梅花的个体与整体形象都有了，于是，作者的笔墨又开始转了。
如果说首联与颌联都是咏物，那么自颈联以下，便都是言志了。颈联当头的“自我”二字便是符号，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从我相信梅花虽然仅过了一年，但我与你共同隐居却已有多年了。在古代，松、竹、梅多被一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学士标为“岁寒三友”，沈德潜这里的“与君偕隐”，显然有与梅为伴、共同隐逸的清高思想。
至于尾联的“惜花”二字，显然是从颈联的“相思”、“与君偕隐”等词而来，进一步表明他对梅花的喜欢。但后面紧跟着的“兼怕”二字，显然又说明此联又多了一个意思：即人生的短暂与岁月的无情。因古人常喜以花开花落来暗示人生的变化，如“幽闺儿女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等都是这个意思。正是带着“惜花”而又怕见花的复杂心情，才使诗人彻夜不眠，不惜扶杖而行，特在更深之际来观赏梅花。
众所周知，沈德潜是继王士禛之后而主盟清代诗坛的，论诗主“格调说”。“格调说”中有一点很重要，即：作诗要“言之有物”，符合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而沈德潜的这首《梅花》诗，的确是很能够体现其“格调说”在这方面所提出的创作要求的。在沈德潜看来，“诗言志”，咏物诗决不能为咏物而咏物，咏物必须言志；如果仅咏物而不言志，那就没有意义，不能算好诗。就他的这首《梅花》诗来说，前四句是咏梅，后四句虽不脱咏梅，显然是以言志为主，全诗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的旨意是很明显的。再就温柔敦厚这一点来说，沈德潜勤奋攻读，到六十岁仍考不中进士，在一般人早就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尽泄于纸上为快。而沈德潜虽也是满腹感慨，却“怨而不怒”，毫无剑拔弩张之势，借着对梅花的吟咏，以“扶杖更深看不眠”七字，悄悄地发泄掉了。但这七字中，却蕴含着诗人对自己一生的无限感慨，可以给人以许多的回味。当然，沈德潜未必每首诗都体现其“格调说”的创作原则，如他的“儿童喧闹各纷纷”一诗因直抒性灵而甚得袁枚的赞赏，但我们从他的这首诗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提倡“格调说”的一些创作要求的。
中国历代咏梅诗的佳作很多，如唐代崔道融、齐己的咏梅之作，都深得沈德潜的喜欢；而沈德潜对梅花似乎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老年时曾写过一首梅花诗，即上面的这首七律。
定此诗为沈德潜老年所作，是从此诗末联的“催人老”、“扶杖”等词汇来推断的。因沈德潜的寿命很长，《清史稿·本传》谓其“卒，年九十七。”王昶《湖海诗传》则谓其“九十八岁而终”。但他早年则仕途坎坷，屡试不第，直到六十七岁才考中进士，自此便深得乾隆皇帝的赏识，与乾隆皇帝诗交甚厚，荣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袁枚曾感慨地说：“古来诗人受遇之隆者，未如沈归愚尚书也。”然从此诗的情调和“偕隐”二字来看，此诗当作于他尚未考中进士时，故口气与他考中进士后的飞黄腾达截然不同。
中国古代咏物诗的开端一般并不马上触及所咏对象，而往往喜欢采用渐进的方法，由外及里，由远及近，慢慢进入正题，但又始终围绕所咏对象。就此诗来说，作者采用的实际上就是由远及近的渐进方法。他先从“残雪初消”、天将黄昏的气候环境着笔，作了一番渲染与烘托之后，再转到对梅花的直接描写。而梅花也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环境气氛中，尽压群芳，独破春妍。“无枝冷艳”四字虽是正面描写，但也说不上浓笔重墨，唯“冷艳”二字，倒的确是把梅花而寒斗雪，越冷越艳的特点给写出来了。
作者在首联中刚刚由远及近地涉及到了对梅花的正面描写，到了颌联，作者一下又把笔墨拉开，由近及远，转到了对初春梅花的整体描写。只见山边、村落、涧边，篱笆外、竹林外，处处都有冷艳的棉花暗示着春天的到来，处处都有梅花的幽香如烟雾般地散发和弥漫着，给人以不尽的遐想。至此，梅花的个体与整体形象都有了，于是，作者的笔墨又开始转了。
如果说首联与颌联都是咏物，那么自颈联以下，便都是言志了。颈联当头的“自我”二字便是符号，这两句的意思是说，自从我相信梅花虽然仅过了一年，但我与你共同隐居却已有多年了。在古代，松、竹、梅多被一些自命清高的文人学士标为“岁寒三友”，沈德潜这里的“与君偕隐”，显然有与梅为伴、共同隐逸的清高思想。
至于尾联的“惜花”二字，显然是从颈联的“相思”、“与君偕隐”等词而来，进一步表明他对梅花的喜欢。但后面紧跟着的“兼怕”二字，显然又说明此联又多了一个意思：即人生的短暂与岁月的无情。因古人常喜以花开花落来暗示人生的变化，如“幽闺儿女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等都是这个意思。正是带着“惜花”而又怕见花的复杂心情，才使诗人彻夜不眠，不惜扶杖而行，特在更深之际来观赏梅花。
众所周知，沈德潜是继王士禛之后而主盟清代诗坛的，论诗主“格调说”。“格调说”中有一点很重要，即：作诗要“言之有物”，符合儒家所提倡的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念。而沈德潜的这首《梅花》诗，的确是很能够体现其“格调说”在这方面所提出的创作要求的。在沈德潜看来，“诗言志”，咏物诗决不能为咏物而咏物，咏物必须言志；如果仅咏物而不言志，那就没有意义，不能算好诗。就他的这首《梅花》诗来说，前四句是咏梅，后四句虽不脱咏梅，显然是以言志为主，全诗托物言志，借物抒怀的旨意是很明显的。再就温柔敦厚这一点来说，沈德潜勤奋攻读，到六十岁仍考不中进士，在一般人早就怨天尤人，牢骚满腹，尽泄于纸上为快。而沈德潜虽也是满腹感慨，却“怨而不怒”，毫无剑拔弩张之势，借着对梅花的吟咏，以“扶杖更深看不眠”七字，悄悄地发泄掉了。但这七字中，却蕴含着诗人对自己一生的无限感慨，可以给人以许多的回味。当然，沈德潜未必每首诗都体现其“格调说”的创作原则，如他的“儿童喧闹各纷纷”一诗因直抒性灵而甚得袁枚的赞赏，但我们从他的这首诗中，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提倡“格调说”的一些创作要求的。
这首抒情诗抓住了人生片断中富有戏剧性的一刹那，用白描的手法，寥寥几笔，就使人物、场景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诗歌在语言上平白如话。从字面上看一览无余，是一个女子同一个男子江上偶遇的对话。流淌在字里行间的千百年来人类社会共同认同的美好的情感——深深的眷念家乡的感情让它获得了流传至今的生命力。
在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一个舟行女子只因听到乡音，觉得可能是同乡，便全然不顾忌封建礼教的拘束而停舟相问，可见其心情的急切。而迫不及待地自报家门，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她盼望见到同乡的喜出望外的心情。这是因为乡音让她感到亲切，乡音让她产生要见到家乡亲人的冲动。这一切都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男子的答话是“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话虽是出自男子之口，却是对俩人共同的飘泊生涯的叹息，是长年流落在外的无奈。这叹息也是缘于对家乡的爱恋。
诗人捕捉住一个生活场景，用白描手法抒写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既含蓄又生动，饶有生活趣味。
蓬莱宫，即唐大明宫。唐代宫城位于长安东北，而大明宫又位于宫城东北。兴庆宫在宫城东南角。公元735年（开元二十三年），从大明宫经兴庆宫，一直到城东南的风景区曲江，筑阁道相通。帝王后妃，可由阁道直达曲江。王维的这首七律，就是唐玄宗由阁道出游时在雨中春望赋诗的一首和作。所谓“应制”，指应皇帝之命而作。
“渭水自萦秦塞曲，黄山旧绕汉宫斜。”诗一开头就写出由阁道中向西北眺望所见的景象。首句写渭水曲折地流经秦地，次句指渭水边的黄山，盘旋在汉代黄山宫脚下。渭水、黄山和秦塞、汉宫，作为长安的陪衬和背景出现，不仅显得开阔，而且因为有“秦”、“汉”这样的词语，还增强了时空感。诗人驰骋笔力，描绘出这样广阔的大背景之后，才回笔写春望中的人：“銮舆迥出千门柳，阁道回看上苑花。”因为阁道架设在空中，所以阁道上的皇帝车驾，也就高出了宫门柳树之上。诗人是回看宫苑和长安。这里用一个“花”字渲杂繁盛气氛，“花”和“柳”又点出了春天。“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这两句仍然是回看中的景象。经过三四两句回旋，到这里再出现，就更给人一种高峰突起的感觉。云雾低回缭绕，盘亘在广阔的长安城上，云翠中托出一对高耸的凤阙，像要凌空飞起；在茫茫的春雨中，万家攒聚，无数株春树，在雨水的沐浴中，更加显得生机勃发。这是一幅带着立体感的春雨长安图。由于云遮雾绕，其他的建筑，在视野内变得模糊了，只有凤阙更显得突出，更具有飞动感；由于春雨，满城在由雨帘构成的背景下，春树、人家和宫阙，相互映衬，更显出帝城的阔大、壮观和昌盛。这两句不仅把诗题的“雨中春望”写足了，也表明了这个春天风调雨顺，为过渡到下文作了铺垫。“为乘阳气行时令，不是宸游重物华。”古代按季节规定关于农事的政令叫时令。这句的意思是说，这次天子出游，本是因为阳气畅达，顺天道而行时令，并非为了赏玩景物。这是一种所谓寓规于颂，把皇帝的春游，夸饰成顺天道之举。
古代应制诗，大多是歌功颂德之词。王维这首诗也不例外，但诗歌的艺术性很高，王维善于抓住眼前的实际景物进行渲染。比如用春天作为背景，让帝城自然地染上一层春色；用雨中云雾缭绕来表现氤氲祥瑞的气氛，这些都显得真切而自然。这是因为王维兼有诗人和画家之长，在选取、再现帝城长安景物的时候，构图上既显得阔大美好，又足以传达处于兴盛时期帝都长安的风貌。
诗借咏隋炀帝行宫，讽谕时政。首联“此地”，即指炀帝行宫。炀帝于此玩美女、杀无辜，极尽荒淫残暴之能事。但曾几何时，一个广袤四海的美好江山，便付诸东流了。开篇以反诘句陡峭而起：“此地曾经翠辇过，浮云流水竟如何？”人言“浮云流水”转眼而逝，但不能赶上隋炀帝败亡的速度。这“竟如何”三字，尽情地嘲弄了这个昏君的迅速亡国。这种寓严肃于调侃的笔法，最为警策。
颔联转入对炀帝罪行的控诉：“香销南国美人尽，怨入东风芳草多。”此联之妙，在于实景寓意。以实景论，它是写行宫的破落、荒凉，宫内早已空无一人。从这情景中也清楚地看到了炀帝的荒淫残暴。“香销”，香销玉殒，蛾眉亡身；而且已是“南国美人尽”。为了满足一己的淫欲，搜罗尽了而且也毁灭尽了南国的美女，真是罪恶滔天。“怨入”承上句，主要写“美人”之怨。美人香销，其怨随东风入而化为芳草；芳草无涯，人怨无边。这就把抽象的感情写成了具体而真实可感的形象。如为一般郊野旅游，“东风芳草”自然不失为令人心旷神怡之景；但此处为炀帝行宫，这断瓦颓墙，芳草萋萋，却是典型的伤痍之景；这萋萋的芳草，犹含美人怨魂的幽泣。“多”字更令人毛骨悚然。
颈联写出宫所见。炀帝喜柳，当年行宫之前，隋堤之上，自是处处垂柳掩映。而此时是“残柳宫前空露叶，夕阳川上浩尽波。”“空”，空有，无人欣赏；“露叶”，露珠泛光之叶。上句以残柳“点缀”行宫，自见历史对其暴政的嘲弄；“露叶”冠以“空”字，自见诗人慨叹之情。下句，尽波浩浩，川水渺渺，空余堤柳，龙舟不在。且各冠以“残柳”和“夕阳”，给晚照之景笼上一层凄凉黯淡的色彩。这里虽无一讥讽语，却得思与景偕、物与神游之妙。
尾联回应诗题，却不是直吐胸中块垒。《乐府指迷》说：“结句须要放开，含有余不尽之意，以景语结情最好。”这“行人遥起广陵思，古渡月明闻棹歌”，就是“以景语结情”。它既切合咏“炀帝行宫”之意，又扣紧讽晚唐当世之旨。“行人”，作者自指，诗人游罢行宫，自然地想起这些广陵（即扬州）旧事──由于炀帝的荒淫残暴，激化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末次南游，酿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不久隋朝即告灭亡。但诗之妙，却在于作者写得含而不露，只写诗人“遥起广陵思”的情怀；所思内容，却留待读者去想象，去咀嚼。只见诗人沉思之际，在这古渡明月之下，又传来了琅琅渔歌。作者亦不明言棹歌的内容是什么。但联系诗人“喜谈今古”、“深怨唐室”的身世，自然地使人想到屈原《渔父》中的名句：“举世皆浊兮我独清，众人皆醉兮我独醒！”“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古贤和隐者的唱答，也正是诗人此刻的心声；从而将咏古和讽今融为一体，以景语完成了诗的题旨。
此诗之可贵，在于诗人咏古别具一格，写得清新自然，娓娓动听，挹之而源不尽，咀之而味无穷。全诗共八句，句句是即景，句句含深意；景真、情长、意远，构成了此诗特有的空灵浪漫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