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词里描写了沦陷区的荒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残暴，抒发了反对议和的激昂情绪。
上阕，描写江淮区域宋金对峙的态势。“长淮”二字，指出当时的国境线，含有感慨之意。自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与金国和议成，立盟书，约以淮水中流画疆”（《宋史·高宗纪》）。昔日曾是动脉的淮河，如今变成边境。这正如后来杨万里《初入淮河》诗所感叹的：“人到淮河意不佳”，“中流以北即天涯！”国境已收缩至此，只剩下半壁江山。极目千里淮河，南岸一线的防御无屏障可守，只是莽莽平野而已。江淮之间，征尘暗淡，霜风凄紧，更增战后的荒凉景象。
“黯销凝”一语，揭示出词人的壮怀，黯然神伤。追想当年靖康之变，二帝被掳，宋室南渡。谁实为之？天耶？人耶？语意分明而着以“殆”、“非”两字，便觉摇曳生姿。洙、泗二水经流的山东，是孔子当年讲学的地方，如今也为金人所占，这对于词人来说，不禁从内心深处激起震撼、痛苦和愤慨。自“隔水毡乡”直贯到歇拍，写隔岸金兵的活动。一水之隔，昔日耕稼之地，此时已变为游牧之乡。帐幕遍野，日夕吆喝着成群的牛羊回栏。“落日”句，语本于《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更应警觉的是，金兵的哨所纵横，防备严密。尤以猎火照野，凄厉的笳鼓可闻，令人惊心动魄。金人南下之心未死，国势仍是可危。
下阕，抒写复国的壮志难酬，朝廷当政者苟安于和议现状，中原人民空盼光复，词情更加悲壮。换头一段，词人倾诉自己空有杀敌的武器，只落得尘封虫蛀而无用武之地。时不，徒具雄心，却等闲虚度。绍兴三十一年的秋冬，孝祥闲居往来于宣城、芜湖间，闻采石大捷，曾在《水调歌头·和庞佑甫》一首词里写道：“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但到建康观察形势，仍感报国无门。所以“渺神京”以下一段，悲愤的词人把词笔犀利锋鋩直指偏安的小朝廷。汴京渺远，何时光复！所谓渺远，岂但指空间距离之遥远，更是指光复时间之渺茫。这不能不归罪于一味偷安的朝廷。“干羽方怀远”活用《尚书·大禹谟》“舞干羽于两阶”故事。据说舜大修礼乐，曾使远方的有苗族来归顺。词人借以辛辣地讽刺朝廷放弃失地，安于现状。所以下面一针见血揭穿说，自绍兴和议成后，每年派遣贺正旦、贺金主生辰的使者、交割岁币银绢的交币使以及有事交涉的国信使、祈请使等，充满道路，在金受尽屈辱，忠直之士，更有被扣留或被杀害的危险。即如使者至金，在礼节方面仍须居于下风。岳珂《桯史》记载：“……礼文之际，多可议者，而受书之仪特甚。逆亮（金主完颜亮）渝平，孝皇（宋孝宗）以奉亲之故，与雍（金世宗完颜雍）继定和好，虽易称叔侄为与国，而此仪尚因循未改，上（孝宗）常悔之。”这就是“若为情”——何以为情一句的事实背景，词人所以叹息痛恨者。“闻道”两句写金人统治下的父老同胞，年年盼望王师早日北伐收复失地。“翠葆霓旌”，即饰以鸟羽的车盖和彩旗，是皇帝的仪仗，这里借指宋帝车驾。词人的朋友范成大八年后使金，过故都汴京，有《州桥》一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曾在陕西前线战斗过的陆游，其《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一诗中也写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皆可印证。这些爱国诗人、词人说到中原父老，真是同深感慨。作者举出中原人民向往故国，殷切盼望复国的事实，就更深刻地揭露偏安之局是多么违反人民意愿，更使人感到无比气愤的事。结尾三句顺势所至，更把出使者的心情写出来。孝祥伯父张邵于建炎三年使金，以不屈被拘留幽燕十五年。任何一位爱国者出使渡淮北去，就都要为中原大地的长期不能收复而激起满腔忠愤，为中原人民的年年伤心失望而倾泻出热泪。“使行人到此”一句，“行人”或解作路过之人，亦可通。北宋刘潜、李冠两首《六州歌头》，一咏项羽事，一咏唐玄宗、杨贵妃事，末皆用此句格。刘作曰“遣行入到此，追念痛伤情，胜负难凭”；李作曰“使行人到此，千古只伤歌，事往愁多”。孝祥此语大概亦袭自前人。
纵观全词，上阕又可各分为三小段，作者在章法上也颇费心思。宴会的地点在建康，词人唱出“长淮望断”，他不让听者停留在淮河为界的苦痛眼前现实，而且紧接着以“追想当年事”一语把大家的心绪推向北方更广大的被占区，加重其山河破碎之感。这时又突然以“隔水毡乡”提出警告，把众宾的注意力再引回到“胡儿打围涂塘北，烟火穹庐一江隔”（张孝祥《和沈教授子寿赋雪》诗句）的现实中来。一阕之内，波澜迭起。换头以后的写法又有变化。承上阕指明的危急形势，首述恢复无期、报国无门的失望；继斥朝廷的忍辱求和；最后指出连过往的人（包括赴金使者）见到中原遗老也同样悲愤。这样高歌慷慨，愈转愈深，不仅充分表达了词人的无限悲愤之情，更有力地激发起人们的爱国热情。据南宋无名氏《朝野遗记》说：“歌阕，魏公（张浚）为罢席而入”，可见其感人之深。
这首词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词人“扫开河洛之氛祲，荡洙泗之膻腥者，未尝一日而忘胸中”的爱国精神。正如词中所显示，熔铸了民族的与文化的、现实的与历史的、人民的与个人的因素，是一种极其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以一旦倾吐为词，发抒忠义就有“如惊涛出壑”的气魄（南宋滕仲固跋郭应祥《笑笑词》语，据称于湖一传而得吴镒，再传而得郭）。同时，《六州歌头》篇幅长，格局阔大。多用三言、四言的短句，构成激越紧张的促节，声情激壮，正是词人抒发满腔爱国激情的极佳艺术形式。词中，把宋金双方的对峙局面，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尖锐矛盾，加以鲜明对比。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宏观历史画卷，强有力地表达出人民的心声。就像杜甫诗历来被称为诗史一样，这首《六州歌头》，也完全可以被称为词史。
唐婉是我国历史上常被人们提起的美丽多情的才女之一。她与大诗人陆游喜结良缘，夫妇之间伉俪相得，琴瑟甚和。这实为人间美易。遗憾的是身为婆婆的陆游母亲对这位有才华的儿媳总是看不顺眼，硬要逼着陆游把他相亲相爱的她给休了。陆游对母亲的干预采取了敷衍的态度；把唐婉置于别馆，时时暗暗相会。不幸的是，陆母发现了这个秘密，并采取了断然措施，终于把这对有情人拆散了。有情人未成终生的眷属，唐婉后来改嫁同郡宗人赵士程，但内心仍思念陆游不已。在一次春游之中，恰巧与陆游相遇于沈园。唐婉征得赵士程同意后，派人给陆游送去了酒肴。陆游感念旧情，怅恨不已，写了著名的《钗头凤》词以致意。唐婉则以此词相答。
词的上片交织着十分复杂的感情内容。“世情薄，人情恶”两句，抒写了对于在封建礼教支配下的世故人情的愤恨之情。“世情”所以“薄”，“人情”所以“恶”，皆因“情”受到封建礼教的腐蚀。《礼记·内则》云：“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陆母就是根据这一条礼法，把一对好端端的恩爱夫妻拆散了。用“恶”、“薄”两字来抨击封建礼教的害人本质，极为准确有力，作者对于封建礼教的深恶痛绝之情，也借此两字得到了充分的宣泄。“雨送黄昏花易落”，采用象征的手法，暗喻自己备受摧残的悲惨处境。阴雨黄昏时的花，原是陆游词中爱用的意象。其《卜算子》曾借以自况。唐婉把这一意象吸入己作，不仅有自悲自悼之意，而且还说明了她与陆游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晓风干，泪痕残”，写内心的痛苦，极为深切动人。被黄昏时分的雨水打湿的了花花草草，经晓风一吹，已经干了，而自己流淌了一夜的泪水，至天明时分，犹擦而未干，残痕仍在。这是多么的痛心啊！以雨水喻泪水，在古代诗词中不乏其例，但以晓风吹得干雨水来反衬手帕擦不干泪水，借以表达出内心的永无休止的悲痛，这无疑是唐婉的独创。
“欲笺心易，独语斜阑”两句是说，她想把自己内心的别离相思之情用信笺写下来寄给对方，要不要这样做呢？她在倚栏沉思独语。“难、难、难！”均为独语之词。由此可见，她终于没有这样做。只因封建礼教的残酷不仁。这一叠声的“难”字，由千种愁恨，万种委屈合并而成，因此似简实繁，以少总多，既上承开篇两句而来，以表现出处此衰薄之世做人之难，做女人之更难；又开启下文，以表现出做一个被休以后再嫁的女人之尤其难。
过片“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这三句艺术概括力极强。“人成各”是就空间角度而言的。作者从陆游与自己两方面设想：自己在横遭离异之后固然感到孤独，而深深爱着自己的陆游不也感到形单影只吗？“今非昨”是就时间角度而言的。其间包含着多重不幸。从昨日的美满婚烟到今天的两地相思，从昨日的被迫离异到今天的被迫改嫁，这是多么不幸！但不幸的易儿还在继续：“病魂常似秋千索。”说“病魂”而不说“梦魂”，显然是经过考虑的。梦魂夜驰，积劳成疾，终于成了“病魂”。昨日方有梦魂，至今日却只剩“病魂”。这也是“今非昨”的不幸。更为不幸的是，改嫁以后，竟连悲哀和流泪的自由也丧失殆尽，只能在晚上暗自伤心。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四句，具体倾诉出了这种苦境。“寒”字状角声之凄凉怨慕，“阑珊”状长夜之将尽。这是彻夜难眠的人方能感受得如此之真切。大凡长夜失眠，愈近天明，心情愈感烦躁，而此词中的女主人公不仅无暇烦躁，反而还要咽下泪水，强颜欢笑。其心境之苦痛可想而知。结句以三个“瞒”字作结，再次与开头相呼应。既然可恶的封建礼教不允许纯洁高尚的爱情存在，那就把它珍藏在心底吧！因此愈瞒，愈能见出她对陆游的一往情深和矢志不渝的忠诚。
与陆游的原词比较而言，陆游把眼前景、见在易融为一体，又灌之以悔恨交加的心情，着力描绘出一幅凄怆酸楚的感情画面，故颇能以特有的声情见称于后世。而唐婉则不同，她的处境比陆游更悲惨。自古“愁思之声要妙”，而“穷苦之言易好也”（韩愈《荆潭唱和诗序》）。她只要把自己所遭受的愁苦真切地写出来，就是一首好词。因此，此词纯属自怨自泣、独言独语的感情倾诉，主要以缠绵执着的感情和悲惨的遭遇感动古今。两词所采用的艺术手段虽然不同，但都切合各自的性格、遭遇和身分。可谓各造其极，俱臻至境。合而读之，颇有珠联璧合、相映生辉之妙。
世传唐婉的这首词，在宋人的记载中只有“世情薄，人情恶”两句，并说当时已“惜不得其全阕”（详陈鹄《耆旧续闻》卷十）。此词最早见于明代卓人月所编《古今词统》卷十及清代沈辰垣奉敕编之《历代诗余》卷一一八所引夸娥斋主人说。由于时代略晚，故俞平伯怀疑这是后人依据残存的两句补写而成。
《莺啼序·重过金陵》凭高所见实景入手，从而引出对三国、六朝的疑问，咏史怀古。全词四片，借用“赋”的笔法依次铺叙开来。
第一片是总写，点题之后，写出词人心情、时令。起首“金陵故都最好，有朱楼迢递。”两句化用了南朝诗人谢朓的《隋王鼓吹曲·入朝曲》：“江南嗟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词人借它作为点题之用，截取了“迢递朱楼”四个字，令读者勾起对谢朓那首诗的联想。金陵古都，金陵故事，全都浮现于词句之中。点题之后，透露出词人的心境。“嗟倦客、又此凭高，槛外已少嗟致。”这两句，含义深婉。词人自称“倦客”，他经历了亡国、被掳、出家、放归等等一系列巨变，饱尝丧国之后带来的屈辱和悲痛，对人生产生了一种心灰意懒的厌倦情绪的缘故。“倦客”二字，透露了词人对现实不满但无奈的悲苦心境。在这种心境之下，重游故地，眼前仍然是“迢递朱楼”，在他眼里，已失去“嗟致”。接着“更落尽梨花，飞尽杨花，春也成憔悴”，词人连“成憔悴”和“少嗟致”在一起，叙心境和写时令的两层意思就密合起来了。“问青山，三国英雄，六朝奇伟？”词人用疑问句点出主题：怀古之幽情。”少嗟致“”成憔悴“的景况和”金陵故都最好“的观念在词人看来已不能相称，使人疑窦顿生：难道这就是那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和奇人伟士迭现的六朝时代的故都吗？疑问的实质是感叹，是一种对历史逝去，豪杰已成古人的咏叹。唯有青山不变，不谙人世沧桑，仍可作历史之见证。这首词的首片的作用只引领下文，故而写得比较概括。
第二片转入具体的写景和抒情的描写。“麦甸葵丘，荒台败垒，鹿豕衔枯荠。”三句着眼于虚拟的景物。值得注意的是，词人通过景物描写，暗喻世事之更替，另外用典表意。如“麦甸葵丘”、“荒台败垒”皆有典出。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荡然无复一树，惟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是“麦甸葵丘”之典出。宫殿崔嵬、歌舞升平已不在，如今却只任凭麋鹿野猪去奔走践踏。《史记·淮南王安传》“臣今见麋鹿游姑苏之台也。”伍子胥苦谏吴王而不见纳，愤然自慨。词人把这两个曲故合起来看，用意甚明，慨南宋之不奋，抒己之伤悲。“正潮打孤城，寂寞斜阳影里。听楼头、哀笳怨角，未把酒、愁心先醉。渐夜深、月满秦淮，烟笼寒水。”化用了刘禹锡《金陵五题·石头城》：“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孤城寂寞回。”和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词人隐括唐人诗句采取的手法是把唐人的句子拆开，但仍保持着前后的呼应，同时又把自己的句子融合进去，根据词调的要求，重新组合。词人在隐括、化用前人诗词，重新进行拆改组合的过程中，是煞费苦心的。把前人的句子放得十分妥贴，对于那些完全出于自己手笔的句子，如“未把酒、愁心先醉”，作了周到的安排，熔借来的句子和已句于一炉，且使其错落有致，密合无间。这几个句子直接抒发作者的怀旧情丝，强烈表达词人的主观感情，故而在全词当中位置重要。起到统率全段的作用，从而显示了词人的主导作用和作品的创造性质。抒发故情旧绪，转入了对历史的评述。
第三片开始两句“凄凄惨惨，冷冷清清。”连用叠字，加重了悲凉凄惨之感，“慨商女、不知兴废，隔江犹唱庭花。”接第二片最后杜牧《泊秦淮》诗句，流露出亡国之痛。面对故都两座楼阁“临春”“结绮”，感叹国家衰亡，昔人已去，无不饱含对亡国之君的强烈谴责。白居易《和关盼盼感事诗》里道：“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词人在词中写成了“可怜红粉成灰，萧索白杨风起。”两句，并暗用曹植《杂诗》“高台多悲风”的句意和刘禹锡诗表达方式有所不同。抒发了他面对历史陈迹而萌生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复杂感情。
第四片叙述东吴、东晋的史事。用意非常明显，喻指南宋王朝覆灭的历史悲剧。“铁索千寻，谩沉江底。挥羽扇，障西尘，便好角巾私第。”词人有针对性地评述了这几个发生在金陵的历史故事，很有现实意义。当时南宋王朝刚刚覆灭，他所抒发的兴亡感慨也是有针对性的，有现实性的。“叹人间今古真儿戏”，以儿戏喻兴亡，含义很复杂而用语却似乎很轻松，这里面既有词人的感慨，也有对历代亡国君臣的遣责，为的是把“人间今古”一笔带过。词人实际上是假借轻松的心境，引出一个沉重的话题。全词的结尾，又回到金陵景物，并照应篇首的“倦客又此凭高”登高远眺“春风岁岁还来，吹入钟山，几重苍翠。”自然界不因人世之变迁而按照它固有的规律，照常轮换。钟山依旧，只是人事不再。因这种怀旧情结作为全篇的一个总结，意味极为深长。
这首词着眼于金陵的历史、人物、街巷、江河、城郭，描写古今兴亡的大主题，是借古伤今抒写亡国之痛的作品。全词多处化用古人典故及诗词，却稳妥贴切，语意自然恰当。
此诗前二章以鸳鸯起兴，后二章以马起兴。鸳鸯是成双成对的鸟，马和亲迎之礼有关，故可以认为这是一首同婚姻有关的诗歌。前二章赞美男女双方才貌匹配，爱情忠贞；后二章祝福其生活富足美满。
此诗一、二章以鸳鸯匹鸟兴夫妇爱慕之情。两章描绘了一对五彩缤纷的鸳鸯，拍动着羽毛绚丽的翅膀，双双飞翔在辽阔的天空，雌雄相伴，两情相依，情有独钟，心有所许，多么美妙的时刻，多么美好的图画！在遭到捕猎的危险时刻，仍然成双成对，忠贞不渝，并不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从同甘到共苦两种境遇的转变，进一步展现了鸳鸯高洁的品格，挖掘了鸳鸯的典型的独特的禀性，较好地运用了象征的艺术手法，为后面对人物的抒写做了充分的准备。在第二章中，诗人抓住鸳鸯小憩时的一个细节，描摹入微，观察至细。在芳草萋萋的小坝上，一对鸳鸯相依相偎，红艳的嘴巴插入左边的翅膀，闭目养神，恬静悠闲，如一幅明丽淡雅的江南水墨风景图，满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深深眷恋与无限追求。这二章一动一静，描摹毕肖，既是对今后婚姻生活的象征性写照，也是对婚姻的主观要求和美好希望。生活之中，欢乐与痛苦必然并存，既有甜蜜的欣悦，也有凄苦的哀愁，但只要双方心心相印、相濡以沫，苦乐之中就都有幸福在，即无所畏惧。诗人以鸳鸯比喻夫妻，贴切自然，易于引起欣赏者的共鸣，其形象逐渐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原型，为后世所普遍接受。
诗的第三、四章以摧秣乘马，兴结婚亲迎之礼，充满了对婚后生活的美好憧憬。抓住迎亲所用的厩中肥马这一典型细节，引发人对婚礼情景的丰富联想：隆重、热烈、喜庆；并且厩有肥马也反映着生活的富足。这都含蓄地暗示了婚姻美好的客观条件：男女般配，郎才女貌，感情专一，家产丰裕；反映了诗人的婚姻价值观念，也是对理想人生、美好人生的由衷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