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会破坏很多东西，而它首先破坏的是军人自身的家庭生活。军人尚未走到战场，他们的妻子已经被抛置在孤独与恐惧中了。她们的怀念不是一般的怀念，那永远是充满不安和忧虑的。等待出征的丈夫回来，几乎成为她们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内容。
然而战争又总是不可避免的。不管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其必要性如何、能否被评判为“正义”，从事这场战争的群体和它的领导者，总是要勉励群体中的成员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最大的牺牲。国家给军人以荣誉，使他们认为自己付出的努力和牺牲是值得的；这荣誉也会影响他们的家人——尤其是妻子，使她们认为家庭生活的破坏以及自身的痛苦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因此，写妻子怀念从军的丈夫的诗篇，通常会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卫风·伯兮》就是典型的这种诗篇。
诗一开篇，写一个女子用自豪的口吻在描述她的丈夫。“伯”本是兄弟间排行的第一位，也就是老大，这里转用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口气中带着亲切感。这位丈夫值得骄傲的地方在于：一则他长得英武伟岸，是一国中的豪杰，同时也因为他非常勇敢，充当了君王的先锋（由此看“伯”身份，当是贵族阶层中的武士）。而骄傲的来源，主要恐怕是在后一点上。假如“伯”虽然长得高大英武，在战争发生时却畏缩不前，妻子就没什么可以公然夸耀的了。——其实，一般人所知道的光荣，也就是社会所认定的光荣，个人在这方面是没有多少独立判断的能力的。
转入第二章，写自从丈夫出征，妻子在家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由头发——女性身体最富装饰性的部分——零乱得像一蓬草。这是以对女性的美丽的暂时性的毁坏，表明她对异性的封闭，也即表明她对丈夫的忠贞。不过，作为军人的妻子，这种举动还有进一步的意味。在古代，妇女是不能上战场的，因此妻子对从军的丈夫的忠贞，实也是间接表现了对于国家的忠贞——这就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群体——国家的要求。假定一个军人在前方冒着生命危险打仗，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整天打扮得花枝招展，走东家串西家，哪怕并无不轨之举，他也不能够安心。这不仅对于家庭是危险的，对于国家也有极大的不利。所以，社会尤其需要鼓励军人的妻子对其丈夫表现彻底的忠贞。此诗不管是出于什么人之手（它可能是一位妇女的自述，也可能是他人的拟写），这样写才是符合上述要求的。后来杜甫的《新婚别》写一位新娘对从军的丈夫表示“罗襦不复施”，还要“当君洗红妆”，好让他安心上战场，与此篇可谓一脉相承。
然而，尽管诗中的女主人公算得上“深明大义”，她对自己的丈夫能“为王前驱”很感骄傲，但久久的盼待一次次落空仍然给她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古代妇女来说，生活的全部内容、幸福的唯一来源就是家庭；家庭被破坏了，她们的人生也就被彻底破坏了。而等待从军的丈夫，这与一般的别离相思是不同的——其背后有很深的忧惧。潘岳《寡妇赋》用此诗为典故，有云：“彼诗人之攸叹兮，徒愿言而心疼……荣华晔其始茂兮，良人忽已指背。”正是揭示了诗中未从正面写出，而又确实隐藏在字面之下的恐怕丈夫最终不能归来的忧惧。这一点是理解第三、四两章所描写的女主人公的期待、失望与难以排遣的痛苦之情的基础。她甚至希望自己能够“忘忧”，因为这“忧”已经使她不堪负担了。
诗必须有真实的感情，否则不能打动人；但诗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拿《卫风·伯兮》来说，如果一味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写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到对战争的厌恶（这在事实上绝非不可能），却又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所以最后它成为这个样子：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并没有激烈的怨愤。
在艺术构思上，全诗采用赋法，边叙事，边抒情。紧扣一个“思”字，思妇先由夸夫转而引起思夫，又由思夫而无心梳妆到因思夫而头痛，进而再由头痛到因思夫而患了心病，从而呈现 出一种抑扬顿挫的跌宕之势。描述步步细致，感情层层加深，情节层层推展，主人公的内心冲突以及冲突的辗转递升，既脉络清晰，又符合人物的心理逻辑，使人物形象具有饱满的精神内涵。同时，诗情奇崛不平，充满辩证色彩。
这首诗为五言诗，每句的第三个字皆为动词，并且上下词句之间对仗工整。
首联诗人交代自己居住在远离官场而且比幽林还远的地方，独自一人作卧龙，空虚时光，这样的日子似乎在嘲笑他的孤高，清净。句中“归”“洗”二字似种惩罚，但是作者仍“归”山居，不怕寂寞的“洗”回到家中当卧龙先生。
颔联作者用了借代的方式，把高鸟代作说谗言的人，远情代指诗人的坚定立场。这里的“谢”“传”具有讽刺的意味，不然诗人何苦感谢说自己坏话的人。在前句中设伏笔，说要感谢，转笔又说谢他们传达自己的深刻态度。此处表现了作者从内心对那些高鸟的厌恶，但又同时在表面说感谢那些人，这里似有言不由衷之感，但是，以作者当时的处境，也只能这样了。
颈联和尾联，诗人连续反问，表达“谁知道我的一片忠心啊”，颇有“余虽好修姱以鞿羁，謇朝谇而夕替，而虽九死其犹未悔”之意。句中的“感”，“慰颇有感触，充分体现作者那种有苦说不出，酒入断肠之感。“日夕”“飞沉”指的是自然规律一直不断进行的状态，指代精炼，即使是在这种无味的生活中，诗人还是此着清虚的心境，遮隔自己的态度，做卧龙先生，只希望有朝一日仍有机会遇到“刘备”重返官场，重振官场。既而发出感慨“谁感至精，谁慰吾诚。”可见诗人还是希望得到玄宗重用。
全诗一面说自己孤高，一面求取知心人，表达诗人虽老骥伏枥却志在千里之情。
上片写自己退隐的感受。既有喜也有怒，“怒”的是被迫闲居，“喜”的是离开朝廷是非地，这是后退一步的想法。起句破空而来，探寻什么事物能左右作者喜怒哀乐之情。这句词是从《世说新语》点化而来的。据《世说新语》引荆州民谣说：“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原意是说王恂和郗超多智术，能操纵桓温的感情，使其喜、怒。而此处只是借以提出问题，引出下面的叙议。“山要”二句紧承“何物”二字，阐述其喜怒的原因。言山要人来此居住，而人却要山没有意念。如果山没有意念，则和作者之心相同，便能使作者喜欢；反之，则会使作者愤怒。用拟人手法，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的强烈感情。“恰似”二句写自己闲居以来的思想状况。言其像“哀筝弦下齿”随着人弹奏力度之不同便发出或低或昂或喜或悲的声调一样，自己也随着客观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产生“千情万意”，无穷无尽，反复不已，使自己长期处于矛盾痛苦之中，令人愤怒之极。
下片写对韩元吉的希望。换头写自己在带湖府第中建了一个“稼轩”，希望韩元吉能为它作篇序。韩愈有《郓州溪堂诗》，诗前有长序，记溪堂修建因由，并刻石于郓州，“溪堂韩作记”本意指此。洪迈曾为辛弃疾作《稼轩记》，韩元吉有无作记不见载籍，估计此处是因韩元吉与韩愈同姓，故连类而及，以便下文颂扬其文学才华。“今代”二句赞扬韩元吉文章写得好，元吉及其从兄可以和晋代著名诗人陆机与陆云相媲美。作者在《太常引·寿韩南涧尚书》词中说：“今代又尊韩，道吏部、文章泰山。”此处与之同意，都是称赞韩元吉文学成就之高。“老眼”二句写自己盼望心情之切。言其虽还没有见到韩元吉的佳作，自己已经沉醉其中，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崇敬和喜悦之情，并对起句“喜怒”二字作出应有的回应，富有余味。由此词可看出辛词对题材的开拓，任何事情都可用词来表达，“词为艳科”的藩篱已不复存在。
全词叙述了自己落职闲居后的生活和喜怒哀乐，表达了作者对韩元吉的要求和希望，可谓千情万意，百感交集，但乐观仍为其基调。
这篇赋先写苦笋苦而有味，多食无害，再写俗传苦笋不可食之荒谬而自己为苦笋辩护之论却不为人所接受，只好自享其美味，最后引用李白的诗句“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作结。全赋浅明如话而有深意在，借咏苦笋虽苦食之却能“开道”之事，阐发了忠言虽然逆耳却可以“活国”之理。
此赋可分作三个层次。
首先，赞美苦笋有益身心健康。苦笋物性是“小苦”、“温润缜密”，但“甘脆惬当”，故而“反成味”、“多啖而不疾人”，于身心有益。
接着，融注自身体验，寓苦笋以深刻含义：苦竹之笋，味道虽苦，食之却可以“开道”；忠谏之言，虽然逆耳，听之却可以“活国”；苦竹之笋，“钟江山之秀气”，忠谏之士，聚民族之精华；苦竹之笋，“深雨露而避风烟”，忠谏之士，存傲骨而鄙权贵。苦笋与忠臣，是那么的相似，但世人多不理解。素质佳美的苦笋，横遭诽谤，“食之动痼疾”，而徒有其表的桂斑，却受到青睐，以致有“梦永”的非分之想；相应的，敢于直言的忠臣，也是横遭诽谤，贬官流徙，而奸巧邪佞之徒，却青云直上。对此逆境，作者的态度是给予最大的蔑视，“未尝与之言”因为作者性格刚强，襟怀豁达，赵翼称他“不肯随俗为波靡”（《瓯北诗话》），故而取此姿态。
最后，博学多才的作者，顺手拈来李白的诗句“但得醉中趣，勿为醒者传”收束赋文。酷爱饮酒的李白以自得醉中之趣为乐，戒饬自己不要向饮酒者讲说这种乐趣，浅层的意思是不把苦笋之趣对不理解者讲说，而不平之鸣，怜才之意，深蕴其中。
全赋虽与作者“点铁成金”、“无一字无来历”的主张相悖，但浅明如话而有深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