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轻松闲适，诗意盎然。一力辩，一巧辩；一求真，一尚美；一拘泥，一超然；让人读后会心一笑而沉思良久。
惠子好辩，重分析。对于事物有一种寻根究底的认知态度，重在知识的探讨；庄子智辩，重观赏。对外界的认识带有欣赏的态度，将主观的情意发挥到外物上而产生移情同感的作用。如果说惠子带有逻辑家的个性，那么庄子则具有艺术家的风貌。
1.雄辩的机锋。文章写庄子与惠子同游于濠水的一座桥梁之上，俯瞰鲦庄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因而引发联想，展开一场人能否知“庄之乐”的论辩。除了开头内容用叙述语句略作交代，通篇采用对话形式。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辩论技巧，顶真式地将这场论辩深化。且不说论辩双方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仅两人不在论辩中所反映出来的敏捷的思维、睿智的辩语、雄辩的机锋，就令人拍案叫绝，不禁惊叹两人的雄辩之才。
2.无穷的韵味。惠子从认知规律上来说，人和庄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庄不可能有人的喜怒哀乐；庄子则从艺术角度来说，人乐庄亦乐。从认知规律上说，庄子的逻辑推理纯属诡辩。然而，庄子子的诡辩却并不使人反感，因为庄子完全是以艺术的心态去看待世界的。人乐庄亦乐，这是典型的“移情”作用。所谓“移情”，就是是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庄当然不可能有喜怒哀乐，但庄子把自己在濠梁之上游玩的快乐，移到到嬉游的庄儿身上，更加衬托出庄子的快乐。所以，本篇所写不但不会使人感到庄子是在狡辩、强词夺理，反倒使人觉得庄子说得好妙趣横生，读后感到韵味无穷。
这首描写春天的诗写得清新自然、开合有度。全诗不仅仅局限于客观地描写景色，而是更多地融入了作者自己的感受，正如刘勰所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
首联表明诗人的心迹，同时也为全诗奠定了基调——描写春天，吟咏春天。颔联描写春天的山景、山泉，用画障、鸣琴作比，用“疑”这个表示作者主观感受的词连接，说明两者之间极为相似。虽然没有直接描写色彩、声音的词语，但处处充满艳丽的颜色、动听的音乐；虽然是侧面描写，但比正面描写更能激发想象力，更加兴趣盎然。颈联转入正面描写春天的花草，用“合”、“深”二词渲染春天无处不在，春天的勃勃生机尽现眼前。尾联写诗人游春后的感受，与首联相照应，也抒发了诗人陶醉于大自然、想要回归田园的心志。
整体来看，全诗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相结合，首尾呼应，前后勾连。与其他只作正面描写的诗比起来，如唐代王涯的诗“万树江边杏，新开一夜风。满园深浅色，在绿波中”（《春游曲》），此诗更加含蓄新颖、耐人寻味。全诗通过描写迷人的满园春色，抒发了诗人想要弃官回归山园的愿望。
此诗写北方人初到江南所见的景色。
首联作正面叙述：南方有很多新的意思，趁大清早就开船东下。
接下去两联就描写江水、海日和早春。在北方人看来，这些都是新意。这个“意”字，现在文言里似乎已没有这样的用法，但在口语里却还存在。人们看到好风景或新鲜事物，常常说“有意思”，就是这个“意”字的注解。
尾联说：向来我看过各处地方大自然的美景，只有这里是非常特别的。这个偏”字，在现代语文中已没有这样用法，但在唐代却是一个普通状词。岑参的《敦煌太守后庭歌》结句云：“此中乐事亦已偏。”又孟郊《边城吟》云：“西城近日天，俗禀气候偏。”都是同样的用法，“偏”字本来有不正、欹侧的意义，大约唐人引申而有“独特”、“别致”的意义。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