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绍兴三十一年冬，虞允文击溃金主完颜亮的部队于采石矶，这是一次关系到南宋朝廷生死存亡的重要战役，朝野振奋，国人欢呼，张孝祥怀着激动的心情，写了本词。

　　上片叙事。起首“雪洗虏尘静”充满胜利的痛快与喜悦，为全篇的情绪定调。采石之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洗雪“靖康之耻”，释解宋人痛失家国之恨，所以词人笔调轻快而充满了豪情，同时他为自己因受风云之阻未能奔赴前线而十分遣憾。“何人”二句，写他兴高采烈地命人吹奏军乐，欢庆胜利，然后用一系列的典故抒写怀抱。“湖人”三句，说明自己平生具有豪情壮志，对中原沦丧感到痛心，渴望恢复中原，目睹山河之异，亟欲一展平生抱负。夜间燃烛抚摸宝剑，心潮难平，想到曾在采石矶战胜金军，就如当年温峤燃烛照妖一样使金兵现出原形，心中就十分高兴。

　　下片抒情。开头巧妙地举出两大战役的名将，破曹的周瑜和击溃苻坚的谢玄以喻虞允文。虞和他们一样年丰力强而战功卓著，都是从容不迫地建立了功业。而现在物换斗移，时过境迁，他们的功业，已成历史陈迹，空余古战场供人凭吊。

　　当前江淮失地尚待收复，词人希望自己能奔赴战场，借宗悫乘风破浪和祖逖中流击楫的故事，表达了自己报效国家的愿望，回应上片“风约楚云留”，以激昂奋发的情绪振起全篇，使全词结束在慷慨悲壮的激情之中。

　　全词闪耀着时代的光彩，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实融入词中，自然贴切，舒卷自如。词人壮怀激烈，忧国情深，是一首洋溢着胜利喜悦抒发爱国激情的壮词。

　　上片写送别宴会上曲水流觞的场景。苏轼乐在曲水流杯的游戏中，把“无情流水”与“多情客”对照写来，显得饶有情味。接着将“流水”人格化，说流水劝我饮酒，苏轼和流水如同似曾相识一般。“杯行到手可不要推辞，这样的公道事是很难得的！”出语幽默，暗含着对世事的褒贬。苏轼还运用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一些现成的词语，“曲水池上”、“茂林修竹”，勾画出曲水流觞的场景，并多少透露出苏轼清雅脱俗的情怀。

　　下片转到写别情。“纤纤素手如霜雪，笑把秋花插。”这两句强化了送别宴会留给苏轼的美好的印象，以写歌女的肢体、表情和动作为承启的笔墨，写来像特写镜头一样鲜明。 “尊前莫怪歌声咽，又还是轻别。”这两句从歌女的声情侧面触及了离别之情，别责怪歌女唱出了呜呜咽咽的歌声，不要把离别当作一回事。“此去翱翔，遍赏玉堂金胭。”这两句是专写杨绘，道出了送别的情由，以鸟的“翱翔”比喻人在仕途上的进取，以“玉堂金胭”点明杨绘入朝为翰林。“欲问再来何岁，应有华发。”写出了离别的惆怅，表达了苏轼真挚的友情。

　　该词是一首送别词，采用拟人、用典的写作手法，以怀古为赠别，反衬了苏轼与旧友相劝饮酒以及浓郁的情谊。苏轼凭着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的能力，既描叙了儿女柔情，又有吊古追远之意，可谓词中有诗，这是苏轼词的一大特点。该词写出了一个送别词全新的境界，已超出了一般的送别词。

　　上片写赏春人赏春的热情和春去的遗憾。起首二句先描绘东洲的形胜景致，水流迎洲而分为燕尾，洲上芳草萋萋，白盛开。“盈盈”二句写游春女子，年年都把自己扮得如桃花一般。“留春住”三句，写人们虽然殷勤地希望春天能多留一段时间，但时值暮春，芳菲已歇，百花零落，只有水上浮萍和空中飞絮，还残留着春天的一点气息。用一“笑”字。表现出对春去难留的无奈。“棠桡”四句，江上各式各样的船只画舫，载着衣着漂亮的女子，在月光下尽情地游赏美景，但春天还是匆匆地归去了。

　　下片由追忆过去旖旎风光，引发感叹国家的兴亡。在江南那美丽的土地上，仙院香云缭绕，湿润的芳香飘入红漆朱户，道家的神坛疏灯与天上晶亮如珠的星斗互相辉映，就像是一派由天而降的花雨，这一切都如春天注定要逝去一样，也已逝去了。敌人的铁蹄已至国门，江南的桃根古渡已沦于敌手，在这风狂雨妒的不幸时代，那和桃源相似的万点落英和几湾流水是躲避不了侵略者的铁蹄的。此时桂王所凭据的西南地区几乎全部落入清人之手，百姓避乱无地。作者作为明朝遗民，对此感受最为深切、故而也最为沉痛和悲愤。

　　本词虽然吟咏江南风景，实则抒发了国家灭亡的痛苦，继承了辛弃疾愁苦孤愤的情调，并效法辛词以自然界的意象与人事进行类比的写作手法，用语含蓄，感情深沉。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五百六十五。下面是安徽大学文学院术研究带头人、安徽大学古籍整理汉语言文字研究所顾问马君骅对此诗的赏析。

　　骆谷在陕西周至西南，谷长四百余里，为关中通汉中的交通孔道，是一处军事要隘。诗人晚望于此，有感而吟此诗。此为缘景遣怀诗。这类诗率多景为宾，情为主，以景起兴，以情结景，它借助眼前实景，抒发内心幽情，越突出景物的瑰丽，越反衬心情的凄婉，细读自见堂奥。

　　“秦川如画渭如丝，去国还家一望时。”川，平川。“秦川”，指秦岭以北古秦地，即今陕西中部，渭水流域大平原。诗人登上骆谷，晚霞似锦，残阳如血，远岭近峦，浓妆淡抹，眼前展现一幅锦山绣水的美丽画面。“如画”二字把莽莽苍苍的辽阔秦川描绘得斜阳掩映，沃野千里，平畴闪光，丛林生辉。这是广袤的大景。“如丝”二字又把浩浩滔滔的东流渭水状写得长河落日，浮光耀金，万丈白练，飘浮三秦。这是绵长的远景。大景与远景交错，山光与水色竞美，蔚为壮观。然而这些美景都是诗人站在骆谷“一望”中摄取的，又是在辞帝京、返故里的背景下“一望”见到的，句中特着“去国还家”四字，隐隐透露了诗人是失官还乡，因而被壮丽河山所激发的豪情，一刹那间又被愁怀淹没了。下两句便将此情毫不掩饰地抒写出来。

　　“公子王孙莫来好，岭花多是断肠枝。”《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是说王孙出游，乐而忘返，辜负了家乡的韶华美景。韩琮反其意而用之，借“公子王孙”来指代宦游人，实即自指，说自己这次“去国还乡”还不如“莫来好”。对于遭逐沦落的诗人，这种心境是可以理解的。《汉乐府·陇头歌》之二所写“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肝肠断绝”，正可移来为韩琮写照。韩琮的诗情正是由此歌生发。他虽面临如画如丝的秦川渭水，心里只觉得“岭花多是断肠枝”了。据历史记载，韩琮被石载顺驱逐之后，唐宣宗不但不派兵增援，支持韩琮消灭叛将，反而另派右金吾将军蔡袭代韩为湖南观察使，把韩琮这个逐臣抛弃了，不能不倍增其断肠之慨。

　　“莫来好”是与“断肠枝”相因果的。本来“岭花”并无所谓“断肠枝”，只因作者成为断肠人，“岭花”才幻成了“断肠枝”。断肠人对断肠枝，自然不如莫来好了。

　　全诗二十八字，并无惊人警语，而自有一种形象意蕴，令人回肠荡气，原因在诗家惯用的以乐景写哀的对比反衬手法，在这里得到了长足的发挥。起句写美景，景美得扑人眉宇；收句写愁肠，肠愁得寸寸欲断。同一诗境，效果迥异，令人读来自入彀中。试一口诵心维，景乎，情乎，乐乎，悲乎，似都浑然莫辨了。其点化契机，仍然是“莫来好”三字所导入的一种闲愁美，哀伤美。乐景固然给人以美感，哀景同样给人以美感。在特定诗境下，先乐后哀，乐中生悲，会更使诗味浓郁，咀嚼甜美。此诗得之。

　　《子虚赋》八个自然段，可分为三部分。前三段写云梦泽的地理风貌和自然富有，中间四段写楚王游猎云梦之乐，最后一段写乌有先生对子虚的批判，归结讽谏主题。前两个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种种表现，后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此赋对人物的设定及所表现的感情的特质方面，同此前的作品相比，有明显的不同。在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作者都是直接抒情，贾谊的《吊屈原赋》也基本如此。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通过假设问对的方式展开，作品中出现楚王和宋玉两个人物。枚乘的《七发》假托于楚太子与吴客，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通过假设的人物实现，而其情感特征仍属于个体的性质，即作品中的“宋玉”、“吴客”个人的认识或感受。子虚、乌有的对话则不然。这里固然是两个单体的人在谈话，但这两个人物所承载的身份、意义却已不同。子虚以使臣的角色出现，其所陈述的内容，所表达的感受，既是他个人的，同时也与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关系。他的荣辱之感已同楚国的荣辱紧密联系在一起。作品中的乌有先生是齐人。虽然他没有维护齐或代表齐之利益的使命、职责，但谈话间却无不为齐争辩。他在夸耀齐之广大以后说：“然齐在诸侯之位，不敢言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先生又见客，是以王辞不复。何为无以应哉？”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个人的口吻谈话，而是在批评子虚的同时，也于言谈间维护齐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单体的个人，他们承载起了群体的感受与意识。这一变化对《两都赋》和《二京赋》的人物设定都有深刻的影响。

　　同时，作品内容的展开和人物对话中的冲突，更深刻地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人群间的思想冲突，通过子虚、乌有二人的对话，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命意识。

　　作品开篇便揭示子虚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于齐，受到齐王的热情接待：“悉发境内之士，备车骑之众，与使者出田。”畋猎毕，子虚“过诧乌有先生”。二人思想观念的差异也随之展开。《史记集解》引郭璞曰：“诧，夸也。”子虚拜访乌有先生，本出于炫耀的动机，此后，其所谈的内容与这一动机正相合。

　　在诸侯分立的时代，诸侯交际、聘问的历史上确实存在各式各样的明争暗斗，使臣与出使国君臣彬彬有礼的交往中存在着对荣誉、利益的挑战和维护。同时，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则是两个诸侯国间关系的直接表现。晋赵孟出聘郑，受到特殊的礼遇，不取决于晋郑的友好，而在于郑对晋的依附，在于赵孟执掌晋之政柄，加之以他个人的君子风范和人格魅力。

　　与之相反的，则是诸侯与使臣交往中一些隐藏在温文尔雅外衣下的明争暗斗。

　　前代诸侯间的争斗与不快，正是子虚在出使中显得极为敏感的原因。在《子虚赋》中，大国诸侯恃强凌弱，妄自尊大的强国心理，对使臣的使命意识构成威胁。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和形式，特别是大国之间，既要完成出使任务，还要在应对间，宣扬国之长或优势，显示其国力，扬威诸侯。这是贯穿于子虚滔滔宏论中的潜台词，也是构成《子虚赋》中第一个波澜的主色调。

　　乌有先生对子虚的回答中不免有为尊者讳，有维护齐之威望的嫌疑。他认为，齐王“悉发境内之士”的畋猎，完全是出于对使臣的热情，“以娱左右也，何名为夸哉！”否定齐王有炫耀之意。至于说询问楚的情况，在他看来，也是极其友好的表示：“问楚地之有无者，愿闻大国之风烈，先生之余论也。”都是出于好意。反倒是子虚过于敏感，将友好的接待误解为比权量力的明争暗斗。乌有先生进而指出，子虚的谈话使自己陷入两难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恶；无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恶而伤私义，二者无一可。”如果他所说属实，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仅没能张显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贪图淫乐奢侈的缺点。如果他仅仅出于虚荣心而说了谎话，则表明他缺乏诚信，人品操守有亏，作为使臣来说，也是不称职的。

　　孔子云：“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乌有的言论中不曾涉及前代文献记载，然而，在作者运用的文学语言中已经浸透了前代思想滋养。他们二人之间的言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使臣意识，表现出对国家之美的两种不同理解。他们的言论中也表现出两个文学人物间的差异：子虚是一个徒逞一时之快的思想浅薄的人。乌有先生则是诸侯对立时期的贤士的形象。两个形象的差异和他们言论的交锋构成了《子虚赋》中文脉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