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点出友人在之前的来信中讲了很多有关衡阳这个地方不好的牢骚话，表示难以忍受衡阳这个地方。诗人回信后告诉他不要这样悲观地想。秋来雁至，正好可借雁寄语。
颔联写出柳州地形复杂，气候炎热，若拿柳州与衡阳相比，环境更难以忍受，然而诗人自己都已经适应了，那么友人就不应该再有不满的情绪了。
颈联写衡阳一带美好的景色，对偶工整，色泽明丽，起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尾联诗人引用典故，劝勉友人，回应了前文，让人顿感诗意浑成。
此诗内含悲情而意悠境远，首联的“为报秋亲雁几行”和尾联的“还将远意问潇湘”，均有高朗舒畅、风情摇曳之致。前四句是接来书后对柳州居地的“报”，后四句是因思念友人而对衡州一地的“问”，一“报”一“问”，正好将全诗绾合起来，最能见出作者的作意及其在句法、结构安排上的技巧。
这首诗虽说是秋天偶然写成，细细分辨却可看出程颢的人生态度。就是心境悠闲，不慌不忙，丝毫不觉得任何压力。睡眠充分，精神充足，走出户外，放眼望去。以平静的心情去欣赏万物时，发现无一不具特色，各有其存在的道理，颇具自得的神情。春夏秋冬四时，也都有各自的美好风光与特殊胜景，这些都要靠人去品味。我们应该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享受自然的乐趣。
首联说自己心境清闲，事事从容，睡醒之时，红日高照。此处的“闲”，是佛、道两家宣扬的“心气和平”、“收心忍性”，从心灵中清除七情六欲，是谓“无生”。这均是修身养性的结果，是清静无为的化境。按照二程理学修养的程序：“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首句“闲”的内涵，只有如此，才能“无事不从容”，即事事从容。从容的表现就是第二句描绘的“睡觉东窗日已红”。一觉睡醒，红日高照，满窗红亮。一、二两句可看作因果关系。以下进一步申述事事从容的结果，宣讲理学哲理。
颔联说世间万事万物，虽然纷纭变幻，千奇百态，但只要静静地观察，就能穷极物理、格物致知。程颢说的“格物”当然不是今人所说的科学研究自然和人类社会。程颢说“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所谓“格物”就是“理与心，而人不能会之于一”，因此要去“私意”（存天理，去人欲），从内心大作文章。他们认为万物都有一个绝对不变的理。只有这样，春夏秋冬，四季佳景，才能和别人一样地同享共待。颈联进一步解释“自得”之境界。程颢所谓的“道”是同“形”一起来讲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即抽象概括，概括出的抽象原则叫“道”。“形而下”，指具体的事物，即“器”，而道与器的关系是道藏于器，即具体的器离不开抽象的道。道体之大，天地万物，风云变态，自然社会，无所不重，莫有不通。“思”就是思考，抽象、概括，亦即颔联所谓的“静观”。“思鹜八极，心游万仞”的结果，就可以抽象出道。这种“格物致知”的功夫，指导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就是尾联讲的“富贵不淫贫践乐”。按照二程的理学思想“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他们认为，天之生物有贵贱等级的区别，有大小，有长短，君子是大，小人是小，就是“天理”，因此程颢要求处富贵而不淫，安贫贱而自乐。男子汉若能修养到这一步，就是英雄豪杰，就是伟丈夫。
在生命的悲情与思考之下，诗人超越了一己的得失和现实的困境，从更高更远以及更主动的层次上去提升人生的意义。这首诗表现的是道，是静观，静观就是去欲，四时佳兴就是去欲之后获得的快感，道通天地，才能够有这种感觉，所以富贵不淫，身处贫贱也感觉到快乐。这就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儒家观念，但是到了静观的境界，能够平静的看待世间一切，也就是真正的英雄了，这就是一种超越。
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是在内容上相互衔接的姊妹篇，两篇赋都是写楚王与巫山神女梦中相会的爱情故事，但两篇赋的神女形象差别很大。
《高唐赋》中的神女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这是一片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性关系并非宋玉的凭空想像，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是对于原始时代“自由”婚姻的朦胧回忆。就是说，在原始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确实存在着无限制的随意婚姻和自由放任的性关系。并且，原始社会结束后，这种状况还有延续。不要说更远，即使是到了一夫一妻制已经建立起来，配偶关系相对稳定的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制社会初期，受传统习俗的影响，性关系还是相当自由和放任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旧时性交关系的相对自由，绝没有随着对偶婚制或者甚至个体婚制的胜利而消失。”至于在某些特定的时期，如一些重大的节日，性关系更是随意而放任。古罗马的沙特恩节要举行群众性的盛宴和狂欢，同时“盛行性关系的自由”，沙特恩节因而也就成为纵情欢乐的代名词。中国古代也是如此，《周礼·地官·媒氏》：“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郑玄注：“阴讼，争中冓之事以触法者。”从“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甚至有因婚媾而争讼的情况，说明当时的性关系也是相当自由的。《周礼》所记反映的大约是商周时代的事，是传统习俗的延续和发展，由此不难想像神话产生的原始时代性关系的更大自由和放任。从这个角度来看巫山神女“愿荐枕席”，主动寻求匹偶交欢的举动就很好理解了：既不是反常，也不是“淫惑”，而是她那个时代（即神话时代）的十分正常而普遍的行为。
巫山神女神话特征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她的神奇变化：“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巫山神女没有通过任何中间环节，即直接变为朝云和行雨，是非常神奇的。这种情况根本无法通过经验和理智去解释，而只能通过神话的逻辑——变形法则——去说明。在原始人看来，“在不同的生命领域之间绝没有特别的差异。没有什么东西具有一种限定不变的静止状态：由于一种突如其来的变形，一切事物都可以转化为一切事物。如果神话世界有什么典型特点和突出特征的话，如果它有什么支配它的法则的话，那就是这种变形的法则。”原始初民的想像正是由于轻而易举地越过决定事物性质的界限而显得丰富和大胆。
以上两个方面即追求爱情的方式和神奇变化，充分说明《高唐赋》中的神女是一个具有明显原始神话特征的神话式人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女神。
而《神女赋》中的神女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这是一个服饰华美、容貌姣丽、举止端庄、神态娴静的女性。宋玉除了强调她的光彩照人的外貌之外，更强调她的内在的精神和气质，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一是温柔和顺，安闲自得，骨法奇美，适于侍奉君上；一是贞谅清洁，意态高远，以礼自持，凛然难犯。可以看出，以上两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都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格格不入，她完全属于另一个时代。《高唐赋》的巫山神女和《神女赋》不是一个形象。
关于《高唐赋》的主题思想，有学者认为高唐神女化为云雨是一种艺术想像，由于这种想像表现了男女交欢时那种像云一样飘忽，像雨一样空灵的感受，符合人们接受的心理基础，因而成为一种文学意象并对后代产生了重大影响。而这种艺术想像正是宋玉突发奇想的神来之笔，是宋玉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这些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并不符合实际。
事实上，把男女交欢与云雨联系起来并非宋玉的发明。有学者以中外古代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种联系实乃出于一种古老的宗教观念，是交媾致雨宗教观念的反映。原始宗教认为人与自然是交相感应的，人的主观意念和行为可以影响客观事物的发展，巫术“相似律”原理认为，“仅仅通过模仿就实现任何他想做的事”，而男女交媾诱发降雨正是这种神秘的交感观念的反映。他们认为，行云降雨是天地阴阳交会的结果，所谓“天地相会，以降甘露”。（《老子》第32章）《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而云雨则是使万物化生的最重要条件。原始初民的祈雨方式有多种多样，而交媾致雨的方式由于其自身的特点便成为他们比较常用和普遍的一种方式，有的民族还因此形成了有关的宗教仪式。
有了雨露滋润，草木得以茂盛，五谷得以丰收，因而由交媾致雨又进一步发展为可以促进丰收、富足乃至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闻一多先生在研究《诗经》婚俗诗时曾指出：“初民根据其感应魔术原理，以为行夫妇之事，可以助五谷之蕃育，故嫁娶必于二月农事作始之时行之。”初民相信“如果没有人的两性的真正结合，树木花草的婚姻是不可能生长繁殖的”。弗雷泽在考察了中美洲、非洲、澳洲以及亚洲的原始民族之后得出结论：“他们仍然有意识地采用两性交媾的手段来确保大地丰产”，并相信与传说中的神灵交媾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类似的观点在其他宗教文化学和人类文化学著作中也时有所见。
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是特定宗教民俗背景下的产物，是多次发生过的“现实”，高唐神女与怀王交欢之后化为云雨的故事不过是它的神话反映而已，是宋玉对传统宗教和神话所做的比较忠实的记录。宋玉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大胆地吸收民间神话，巧妙地运用它为自己的立意构思服务：借助神话所固有的观念内涵和文化意蕴来表现作品的主题思想。这就是说，《高唐赋》正是在这则神话所固有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基础上的再创作。明确了《高唐赋》与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文化观念意蕴之间的关系，实际也就找到了认识作品的思想指向。
《高唐赋》由序和正文构成，实际写了三个内容：一、高唐神女神话及其所体现的交媾致雨的宗教观念。之所以在作品的开头先讲这样一个神话故事，就是以它的文化观念意蕴统摄全文。二、云雨之后山河更加宏伟壮丽，万物充满勃勃生机。这部分篇幅最长，是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的形象表现。三、鼓励襄王往会神女，希望通过与神女交欢给国家和个人带来福祉。这部分是全文的结尾，表明往会神女的目的。这个目的与上述宗教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是完全一致的。
《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可以概括如下：根据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宋玉在赋文中鼓励襄王往会神女，与神女交欢，希望借此达到政治清明、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以及个人身心强健、延年益寿的目的。同时，由衷赞美山河大地的宏伟壮丽和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赞美由神女所化的云雨给世界带来的生机和活力。可以看出，《高唐赋》的立意完全建立在传统的宗教神话观念基础上，是按照古老神话的文化观念意蕴展开铺写的，因此，全文都以交媾致雨并促进丰收、富足和强盛的观念为统摄。也正是因为如此，从文中对于山河大地和云雨的由衷赞美，依稀可以看到原始的自然崇拜观念的踪影。这样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使序和正文有机结合起来，从根本上避免了其他各种说法导致的“两回事”的缺欠，并可以从神话故事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印证：《渚宫旧事》之三引《襄阳耆旧传》写怀王游高唐梦神女与之交欢，神女临别时说：“妾处之，尚莫可言之。今遇君之灵，幸妾之搴。将抚君苗裔，藩乎江汉之间。”原文可能有脱误，大致意思是：“蒙你不弃我的陋质，爱幸于我，我将保佑你的子孙使他们世世代代藩昌于江水和汉水之间。”神话故事本身就说明与神女交欢即可受到神女的保佑，使人口繁衍，民族兴旺。这对于理解《高唐赋》的主题思想很有启发。
该词上片“身向”句说明行程辽远。“北风”句谓寒风吹来，满耳尽是马嘶之声。然后作一小结。下片“一抹”二句写眼前景色，末句画龙点睛，指出了这首词的主旨在于“古今幽恨”。全词情景交融，结尾处更是点明主旨，加强语意，抒发情感。
“身向云山那畔行”，起句点明此行之目的地，很容易联想起同是纳兰的“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北风吹断马嘶声。”“北风”言明时节为秋，亦称“秋声”。唐苏颋《汾上惊秋》有：“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边地北风，从来都音声肃杀，听了这肃杀之声，只会使人愁绪纷乱，心情悲伤。而纳兰在此处云“北风吹断马嘶声”。听闻如此强劲，如此凛冽的北风，作者心境若何，可想而知。难怪他会感慨“深秋远塞若为情”。
“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以简古疏墨之笔勾勒了一幅充满萧索之气的战地风光侧面。晚烟一抹，袅然升起，飘荡于天际，营垒荒凉而萧瑟；时至黄昏，落日半斜，没于旗杆，而关城依旧。词中的寥廓的意境不禁让人想起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以及范仲淹的“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故而张草纫在《纳兰词笺注》前言中言，纳兰的边塞词“写得精劲深雄，可以说是填补了词作品上的一个空白点”。然而平心而论，无论是“一抹晚烟荒戍垒，半竿斜日旧关城”、“万帐穹庐人醉，星影要摇欲坠”，还是“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纳兰都不过是边塞所见所历的白描，作者本身并没有倾注深刻的生命体验，这类作品的张力无法与范仲淹“塞下秋来风景异”同日而语。不过，纳兰的边塞词当中那种漂泊的诗意的自我放逐感的确是其独擅。比如该篇的结尾“古今幽恨几时平”，极写出塞远行的清苦和古今幽恨，既不同于遣戍关外的流人凄楚哀苦的呻吟，又不是卫边士卒万里怀乡之浩叹，而是纳兰对浩渺的宇宙，纷繁的人生以及无常的世事的独特感悟，虽可能囿于一己，然而其情不胜真诚，其感不胜拳挚。
历史原因与环境原因以及词人自身的性格交织在一起，天时、地利、人和，造就了这一曲边塞苍歌。全词除结句外，均以写景为主，景中含情，纳兰的一草一木皆有灵性：虽然作者一直未曾直接抒发要表达的情感，但人们从字里行间揣摩出作者的感受。“吹断”二字写尽了北国秋冬之险恶，“若为情”的发问中带出了作者对到任的迷茫与不安。环境险恶，前途未卜，纳兰胸中风起云涌：怀古之心，恋乡之情，忧虑之思，纷纷扰扰难以平静。此时边关的云烟、堡垒、落日均染上了情绪的色彩。整个边关不再是唐人笔下的雄浑、苍凉、悲壮，取而代之的是满目萧瑟的冷清与破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