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首诗是作者由洛水入黄河之际的即景抒怀之作，寄给他从前在洛大县丞时的僚友。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韦应物自尚书比部员外郎出为滁州刺史。他先从长安到洛大,由洛水乘舟经巩县入黄河，再沿河东下赴滁州。途中作此诗，寄给他任洛大县丞时的同僚。

　　“夹水”二句：沿洛水向东，两岸青山起伏不断:至东南山口豁然开朗，便进入黄河了。

　　“寒树”二句：顺河而望，遥远的天边隐约可见几株树木在寒风中摇曳；夕大映照着汹涌的水波，忽明忽暗地闪烁不定。

　　“孤村”二句：自经安史之乱，到处田园萧瑟。伊水岸边，几年来只见一座孤零零的山村;雨后初晴,一只孤雁在呼啸的北风中盘旋而下。

　　“为报”二句：此诗是为了告知洛大仕宦的朋友，我的心正像这不系之舟一样，在仕途上任其自然，以虚静无为的态度施政于民。扁舟不系：《庄子.列御寇》：“泛若不系之舟。”表示不为功利所牵累。

　　这首诗作于公元750年（天宝九年）。当时，诗人供职于高仙芝幕府，不受重用，因而心情压抑，此时诗作中大都有思乡之语，这一首为其中最沉郁、伤感者。

　　首联两句以鲜明对比来说明离家西行已越发遥远，返回之期更是渺茫，只能在极度思乡之时偶尔回首而已，可是行程仍然继续往西，那种无奈与沉痛扣人心弦。颔联写自然环境的恶劣和景物的重复单调，使诗人在无聊的旅途中，更增对家乡的怀念。颈联极言时间之延滞，路途来回之遥远，表明诗人对域外生活已经十分厌倦，如此则更见思乡之苦，思乡之切。尾联写诗人与友人分别后不到一年就头鬓斑白，可见其受愁思煎熬之深。

　　这首词，遣字造句，通俗易懂，但其章法艺术却独具一格，曲尽其情。上片起句“旧时心事，说着两眉羞”，开门见山，直说心事，直披胸坎，为全词之纲，以下文字皆由此生发，深得词家起句之法。“旧时”，为此词定下了“回忆”的笔调，“长记得”以下至上片结句，都是承此笔势，转入回忆，并且皆由“长记得”三字领起。作者所回忆的内容，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使他长留记忆中的两年事，一是游乐，一是离别，前者是最痛快的，后者是最痛苦的。他以这样的一喜一悲的典型事例，概括了他与她的悲欢离合的全过程。写游乐，他所记取的是最亲密的形式—“凭肩游”，和最美好的形象—“缃裙罗袜桃花岸，得衫轻扇杏花楼”。因系恋人春游，所以用笔轻盈细腻，极尽温柔细腻情态，心神皆见，浓满视听。写其离别，则用了三个短促顿挫、迭次而下的三字句：“几番行，几番醉，几番留。”作者写离别，没有作“执手相看泪眼”之类的率直描述，而是选取了“行”、“醉”、“留”三个方面的行动，并皆以“几番”加以修饰，从而揭示情侣双方分离时心灵深处的痛苦和依依不舍。作者在《酷相思》中曾说：“欲住也，留无计。”“醉”可能是无计可生时的一“计”。这些行动，都是“几番”重复，其对爱情的缠绵执着，便不言而喻了。作者写离别，仅用了九个字，却能一波三折，且将写事抒情熔为一炉，的确是词家正宗笔法。作者在写游乐和离别时，都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前者“缃裙”云云，通过外表情态的描绘，娇女步春的形象，飘然如活；后者则主要是写男方的凄苦形象，而侧重于灵魂深处的刻画。

　　上片的回忆，尤其是对那愉快、幸福时刻的回忆，对于词的下片所揭示的作者的爱情悲剧及其给予作者的无可弥缝的感情创伤，是必不可少的，回忆愈深，愈美，愈见离别之苦和怨思之深。这正是词家所追求的抑扬顿挫之法。

　　下片起句以有力的大转折笔法写作者的爱情悲剧。

　　“春风”、“朝云”，皆以喻爱情。但是，好景未长，往日的眷恋，那缃裙罗袜、得衫轻扇的形象，便一如春风之吹断，朝云之飞散，一去不复返了，悲剧，酿成了。作者用“也谁料”、“又谁料”反复申说事出意外，深沉的悲痛之情亦隐含其间。“天易老”以下直至煞尾，都是抒发作者在爱情破灭之后难穷难尽的“恨”、“苦”、“愁”，而行文之间，亦颇见层次。“天易老，恨难酬”，总写愁恨这深。这句承风断云飞的爱情悲剧而来，同时也是下文抒写愁恨的总提，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句。“蜂儿”、“燕儿”两句，是写心底的愁苦无处诉说，亦不为他人所理解，蜂、燕以物喻人，婉转其辞。作者当时的孤独凄苦和怨天尤人的情绪由此可见。这种境遇，自然就更进一步增加了他内心的痛苦，从而激荡出结句“旧情怀，消不尽，几时休”的感慨。这个结句，既与起句“旧时心事”相照应，收到结构上首尾衔接、一气卷舒之效，更重要的是它以重笔作结，迷离怅惘，含情无限，含恨无穷，得白居易《长恨歌》结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意，词人对旧情的怀恋与执着，于此得到进一步表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这首词的章法结构是颇具特色的。它不仅脉理明晰，而且能一波三折，层层脱换；虚实轻重（上片回忆是虚写，为衬笔；下片是实写，为重笔），顿挫开合，相映成趣。这种章法艺术是为表现情旨枉曲、凄婉温细的思想内容而设的。而这种章法艺术，也确实较好地表现了这种内容，直使全词写得忽喜忽悲，乍远乍近，语虽淡而情浓，事虽浅而言深，遂使全词成为艺术佳作。

　　这首词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对句用得较多、较好。第一是较多。词中的“缃裙罗袜桃花岸”与“得衫轻扇杏花楼”为对，“天易老”与“恨难酬”为对，“春风吹已断”与“朝云飞亦散”为对，“蜂儿不解知人苦”与“燕儿不解说人愁”为对。第二是用得较好。最值得一提的是“缃裙”两句。这两句全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的词组成对。“裙”是缃色（缃，浅黄色）的裙，“袜”是罗料（罗，质地轻柔、有椒眼花纹的丝织品）的袜，“衫”是“得衫”，“扇”是“轻扇”，仅此四个词组，就把一个花枝招展、袅娜多姿的美女形象成功地塑造出来。“桃花岸”对“杏花楼”，是其畅游之所。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句之中没用一个动词，却把动作鲜明的游乐活动写了出来。这里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造词本领。“春风”两句，也颇见功底。“春风”、“朝云”作为爱情的化身，与“缃裙”、“得衫”两句极为协调。作者把“春风”与“吹已断”、“朝云”与“飞亦散”这两组美好与残破本不相容的事物现象分别容纳在两句之中，并且相互为对，所描绘的物象和所创造的气氛都是悲惨的，用以喻爱情悲剧，极为贴切。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还有，这首词的对句，都是用在需要展开抒写的地方，不管是描摹物象还是创造气氛，都可以起到单行的散体所起不到的作用。这都是这首词的对句用得较好的表现。当然，这首词并非完美无缺，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否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还缺乏开阔手段，即对句所容纳的生活面还嫌狭小；二是近曲。这两点不足，从“蜂儿”、“燕儿”一对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瑕不掩瑜，它并未影响到这首词的艺术整体，这首词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全诗二十句，四句一转韵，分为五个自然段落。全诗的重点是在写当时古都的荒凉，因此第一段就着力描写了作者驱马荒城所见的景象：在缓辔徐行中，只见满城一片荆棘，莽莽苍苍，昔日巍峨壮丽的魏王宫观如今长满了禾黍，曾经威震诸侯的信陵君和他的三千食客，也已烟消云散，化作满地灰尘。这一段起得苍劲有力，它以形象的笔墨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荒城图，首先给读者以满目凄凉的强烈印象，起了笼罩全篇、奠定基调的作用。这一段虽然是描绘驱马所见，是在说“今”，但其中的“魏王宫观”“信陵宾客”已暗中寓“昔”，在今昔对比中，眼前的所见更为突出。第二段是对往昔的追忆，与第一段形成对比：在雄都朝市中，轩车驰骤，歌钟四起，一片繁华景象；而军队有三十万之众，国家方圆千里，国势堪称强盛。这一对比，使第一段的形象有了深厚的背景，并且格外鲜明。第三段一方面反接第二段，同时回应第一段，从对往昔的追忆，又回到眼前的景象：那高敞的舞榭歌台和曲折的池沼，已荡然无存，在断壁颓垣中，只见狐狸奔窜，草木黄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这与第二段的热闹繁华恰成对比，而且“高台曲池”，自身也有对比。第四段紧承第三段，同时也以“摇落”“秋草”等字面遥接第一段，好像是在写此时情况：游侠之士口里，还在传说着信陵君窃符救赵时壮士朱亥的大名；路上的行人，还可辨认出向信陵君荐举朱亥的老者侯嬴居住过的大梁东门的道路。实际上，这也是对往昔的追忆，形成物是人非的对比。最后一段，作者从朱亥、侯嬴联想到曾经得到赵王赏赐白璧黄金，骑骏马、佩宝刀，后来终于困于大梁的虞卿，如今也已成为难以追思的过客了，只有汴水一直在默默地向东流去。这些从前的人事，与此时古城的颓败荒凉，也形成强烈对比。全诗的今昔对比，在章法上，曲折而有变化，但又井井有条，一脉贯通，通过这种反复交错的对比，使无限兴亡之感，从字里行间沛然涌出，震动着读者的心灵。

　　诗人善于寓感慨于写景之中，情景高度融合，使兴亡之叹和身世之感，从鲜明的形象中自然流出。第一段用“驱马荒城愁杀人”来抒发自己初进大梁时的惊愕、感叹之情，而景物方面则以满城的“荆榛”“禾黍”“灰尘”来烘托，使感叹显得极为自然。“愁杀人”三字，既体现出诗人无限慨然之思，又使古城倍显荒凉，情景相生，收到了强烈的效果，全篇的怅惘凄凉之情，也由此衍生而出。第三段中“全盛须臾哪可论”一句，前有“忆昨”一段作铺垫，后有“遗墟”“古地”作反衬，情感就自然跳脱而出。而第四段“暮天摇落伤怀抱，抚剑悲歌对秋草”二句，则是全诗感情的高峰突起之处。诗人面对荒城，在暮天摇落之际，顿生宋玉之悲，兼感朱亥、侯嬴之豪情壮举，一腔无可寄托的豪荡、愤懑之情，不能自制，于是“抚剑悲歌”，那悲壮苍凉的歌声，在古城中回荡，愈发显得悲凉感人。特别是末段最后两句，“年代凄凉不可问，往来唯见水东流”，有总结全篇的作用，感情极为广远、深沉。作者伫立在秋水漫漫的汴河之滨，眼见“逝者如斯”，各种愁思；一起涌至。这其中，有对往古的怀想和凭吊，也有对自己年华逝去而一事无成的嗟叹，更有对于国家局势的深情的关切。诗人将难以诉述的复杂情怀，都倾注在一江流水之中，使得感慨更为深沉，意味更为悠长，而在质实的描写之中，最后宕开一笔，也显得极为空灵。那激荡胸怀的感情，与景物相融合，收到了十分强烈的艺术效果。

　　此外，在音韵对偶上，全诗四句一转韵，第一、三、五段为平声韵，第二、四段为仄声韵，平仄相间，形成起伏跌宕，顿挫回环之感。句子以散行为主，但除第五段外，其余每段都是散偶相间，即每段开始二句为散行，后两句为对偶。这样，“隔联间以对仗，壁垒森严”（《唐贤三昧集笺注》卷下，黄培芳评），“按节安歌，步武严整，无一往奔轶之习”（《唐风定》卷九，邢昉批）。这些都更有利于表现诗中那种豪健挺举、深沉悲凉的兴亡之叹。

　　此诗意在“感叹”孔子的际遇。全诗以疑问入笔，表现出作者于孔子神像前谦恭行礼，心中感慨万千，口内喃喃自语的情状。作者着笔于“叹”“嗟”“伤”“怨”，写出了对己对孔子虽“叹”实“赞”之情，立意集于以“叹”代“赞”，既表达了自己对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的叹息之情，又赞扬了孔子“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超凡脱俗的用世精神，发人深省。

　　此诗用典极多。首联“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即出自《论语·宪问》：“微生亩问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疾固也。’”此句本是孔子的愤懑之言，孔子自称忙忙碌碌，并非逞口舌之长，只是痛恨世人顽固不化，才著书立说，教化世人。作者化用此典故，抒发了自己的无限感慨，像孔子这样的大圣人，虽终其一生于诸侯之间，劳碌不停，但最终也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非常悲哀的一件事。作者的同情之心，一览无余。另一方面，孔子一生奔波劳苦，为的却是天下的苍生，虽屡遭误解，仍孜孜以求，这又是无比可敬的。因此这一句诗便高度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功绩和高贵品质，也表达了作者对孔子的景仰和钦服。

　　颔联承接上句，依旧是引用典故，赞叹了孔子的旧居，孔安国《尚书序》载：“鲁恭王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升堂闻金石丝竹之声，乃不坏宅。”写帝王诸侯想要扩建宫殿，也不敢妄动孔子的故居。表明孔子的功绩即便贵为王侯也望尘莫及，旨在高度评价孔子的尊崇地位。这里诗人借用此典故以孔子的旧邑故居因为其主人的威望，得以保存至今日，意在侧面说明孔子受后世万民的敬仰，故居尚且如此，何况孔子本人。含蓄、婉转地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敬重之情。同时，在这里，诗人委婉地把帝王举止和孔子功绩结合起来，暗示读者自己也希望入孔子般，承载万民兴衰于双肩。

　　颈联是孔子的自伤之词，也是借用典故，借孔子自叹命运不济，生不逢时，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真实再现了孔子当年孤寂，凄凉的心境。《论语·子罕》中载：“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传说凤凰现身，河洛图出，是象征圣王出世的瑞兆，然而孔子生逢春秋乱世，刀兵四起。诸侯们只关心自己的领土、霸权、兵力，没有肯行仁义的圣王，因此孔子自叹儒学之道没有用武之地，而自己这些致力于推行德政的人也如那只被愚人猎捕的麒麟一般，早晚要被这个穷兵黜武的时代所绞杀。“嗟身否”感怀身世，“伤麟怨”则叹息王道难行。这些都足以唤起了人们对孔子的深深同情和深切的感慨。也表明作者决意推行仁政，以告慰孔子泉下亡灵。

　　尾联既是孔子“昨日”的梦想，也是“今日”的现实，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作者一直都有拜祭孔子灵位的梦想，终得实现。“两楹奠”出自《礼记·檀弓上》，本表示出祭奠礼仪的隆重与庄严，用于此，更意为后世对孔子的万分敬重，末句“与梦时同”又完全符合孔子生前梦见自己死后，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的梦境。孔子不求生前得到大家的认同，只希望在自己死后，儒学能够得到弘扬，王道能够被人主推行，而今梦想成真，也算是对孔子辗转一生的弥补吧。诗人举目仰望，孔子的塑像正端坐在殿堂前的两楹之间，受人祭拜。作者满怀慰藉之情，祭拜于孔子的灵前，不论是叹惜、感伤，还是哀怨都深深地融入到了对孔子的“赞”中，以“与梦同”表达了自己对孔子梦想终于实现的欣慰之情，也表达了诗人对孔子的“明之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一用世精神终被广大人民所接受的肯定。

　　这首诗追述了孔子一生郁郁不得志的悲惨遭遇，反映了孔子令人悲叹的命运。为实现“郁郁乎文哉”的理想社会，孔子一生碌碌奔波，结果却无处安身，甚至被困陈蔡，险些丧命。但孔子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道德信仰。纵使明知凤图难出，王道难行，明知自己必将如麒麟般惨遭捕杀，也要坚守道德的崇高，只为将来自己的仁义思想能够大行于天下，为苍生谋福，也就在所不惜。既表达了自己对孔子的深切同情，又赞美和褒扬了孔子。结合史料可知，唐玄宗对儒学确实非常推崇，因而他对这位儒学创始人的感情也是真实而深挚的。正是因为作者能把自己的崇敬融入到孔子的深致悼念中，才使得这首诗读来深切质朴，令人信服。

　　就艺术形式来看，这首诗句句用典颇有堆砌典故之嫌，且诗语质朴无华，在遣词造句上也并无推陈出新之处，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此诗所反映出的思想和胸襟在历代帝王之作中并不多见。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另外，悼念孔子所选择的视角十分准确也是一大成功之处。孔子一生生活复杂坎坷，此诗只选择他的栖遑不遇的一面，简单几言，就概括了孔子一生的大事。首两句是叹惜，三、四句是叹美，五、六句是再叹惜，后两句再叹美。全诗命意构思，严正得体。比及一般的咏叹之诗，颇显境界之大，立意之深。

　　诗中访友诗的套路展现出了散文化倾向。诗的前六句是一种明快流程的交代：径——壑——门——阶——室——窗——壁。谈不上行云流水，却能窥见这首诗的门户：乍看起来，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辞章搭配得体，步履从容，但揣度二三，就为这笔清晰的流水账而叹息，怪它没有更丰富的诗意进项。但这种责怪，并不殃及散文化倾向，对散文化现象需要一次又一次关乎价值观的认识；散文化的感觉跟一首诗有头有尾进行某种叙事的憧憬有关，这首诗在较短的篇幅内寄情于一桩事情的脉络而非关于这件事的激情，就极有可能显示出散文化的特征。

　　从作者的立场看，在构思（哪怕是即兴发挥）之际，“不遇”的结果已经发生，他所进行的描述依然显得较为重视“不遇”之前兆，就好像那些依次展开的芳踪是一首诗最大的卖弄点。径之石、壑之丹、门之松、阶之闲、室之禅、窗之见、壁之生……联袂演出的情景剧并不比停顿下来独观一物更划算，他只是需要记录这一流程来测试一首诗的雅量。而这些场景的铺垫明摆着朝“不遇”的主题靠拢，对景物的过度描写已预告人的次要性。

　　根据诗词断定：作者不可能反写实际情况，明明山僧不在，却在诗句中假想两人会谈的幽趣。诗在当时似乎还不致走到这一步。青苔、鸟迹、白拂、尘埃、无人……这一系列的环境元素虽契合抒情诗的表征，却奉献事实性依据，也就是说，看起来挺雅致的，但本质上只是一连串基本事实。只不过“青苔”一类的事实又不限于其本身的属性，已不可避免侵入了情态的细菌，滋生出属于修辞层面的意义。

　　作者是在寻求一种补偿：由于山僧不在，他必须从这一无人情境中获取诗的慰藉。不在之妙在于他反而可以凭空想像“了然”的主题性意趣。无需一位具体的僧人启发，他就可以从虚空中找到信仰的入口。乃至于云、雨的亮相也有不俗表现，使他不去思索山僧出门去干什么，以及有这么出色的所在，山僧为何还要滞留在他处。他仿佛是这一境界的独占者，山僧的所有者属性已显得次要：他为自己碰巧得到这么一块临时的乐土，与此前所行居的尘世保持对峙，而倍感欣慰，甚至这时听到猿声也不免理解为这是一种得体的、赞同他的伴奏。

　　从事后的记述人角度看，作者能了解下山返程中的心理变化，以及这一旅程中的新发现，但他并没有触及这一范畴，而是终止在一次世界观的洗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