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开头两句点明时令，勾画出五月里石榴花开时的繁茂烂漫景象；后两句点明地点，表明石榴花无人游赏以致美景寂然零落，委婉地表达了诗人孤独的心境。全诗描述景致清新自然，并在描摹客观景物中寄寓着人生哲理。
“五月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子初成。”两句点明时令，寥寥数语就勾画出了五月里石榴花开时的繁茂烂漫景象，尤其“照眼明”三字，生动传神。诗人既写了花，也写了看花人的愉快心情。后两句点明地点，这是生长在偏僻地方的石榴，没人去攀折损害他的花枝，殷红的石榴花繁多地落在青苔上，红青相衬，画面十分优美，使人觉得几多可爱和惋惜。其实诗人正是爱其无游人来赏，爱其满地“青苔”“绛英”，倘有人来赏，则车辙马蹄践踏得不堪了，还不如任其花开花落、果熟果烂，来得自然，委婉表达了诗人孤独的心境。
此诗前两句写景状物，后两句抒发感想。作者并不直接来写景，而是通过人的感觉，侧面烘托出榴花的绚烂多姿。但花开得再美又能如何，还不是寂寞无声落，诗人叹息花开无人来赏，亦即暗喻朋友满腹才华，却被统治者贬谪于穷乡僻壤，无法施展，“颠倒”二字更是有力批判了统治者的不识人才以及诗人和作者都怀才不遇的愤懑。
全诗描述景致清新自然，从中又可以见出诗人浓郁的情趣和缜密丰富的文思。而诗意和描述的骤变，却又全寓于似清淡实重浓的语句之中，使得诗意陡然转深，也显示了写法的“喜山不平”的变化特色。
这封信围绕希望得到引荐这一中心，开篇阐明了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士休戚相关的这一道理，接着称颂于襄阳这位先达之士杰出的才能功业，最后作者毛遂自荐，吐露出迫切希望能得到于襄阳引荐的心迹。全文结构严密，立意明了，逻辑清晰。
文章先是提出“先达之士”与“后进之十”的关系，应是“相须”即相互等待、配合的观点：从正面说，后者靠前者提携才能施展才干，前者靠后者后继才能成就功业。再从反面说，如果不“相须”则前者“美而不彰”，终无出路，后者亦不能留传盛名。大前提明确之后，再说小前提，即联系于尚书与自身：于尚书乃当世先达之士，可惜未闻其荐举“后进之士”，而自己乃有才的“后进之士”，而且处境穷困，正是于尚书应该荐举之人。于是结论不言自明：自己乃应该被尚书荐举之人。
全文从先达与后进两方面展开，而又时时映照回抱，反复萦回，曲折灵转。处处回护着自己，处处敲击着权要，又处处激发着于襄阳要以识才用才为急务。笔如走丸，无一字一意呆滞板实。细细咀嚼，其味无尽。“在门之人，负其能不肯谄其上”，不妨为君子；“上之人，负其位不肯顾其门”，就未免是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穷”，弃置人才，昏庸当道，分明是世道不公；“盛位无赫赫之光”，这是庸官只贪富贵的表现；对权贵“宜闻而久不闻”，是斥其失职的婉词；而无人“遇知于左右，获礼于门门”，这又是权贵们未曾求或不真求人才的结果。文章两出“志存乎立功，而事专乎报主”，明显地是指责当路者心里只想着功名利禄，并无心力“顾其门”，含意丰厚，表达委曲，愈细嚼愈有意味。
全文逻辑严密，析理透彻；文词舒展，陈情委婉；语气凄怆，不卑不亢；首尾呼应，严谨而自然。
秣陵怀古，光看题目，似乎还是传统诗词中对六朝兴亡的感慨吟咏。可纳兰性德不然， 他围绕明朝开国建都于金陵，后来统治全国，迁都北京，最终仍落得个覆灭的命运展开议论。
诗的前两句是借景抒情。“山色江声共寂寥”，秦淮自古繁华地，这里江山险要，有虎踞龙盘之势。可是如今南京钟山的美景、长江的水声都归于寂静，呈现一片凄凉的景象。诗人眼前是秣陵，但思绪所及，却是对千里之外的北京郊外的“十三陵树晚萧萧”的联想，晚风吹过明皇陵，只有树叶微微作响，两者同样都是一片萧索的境况。 “中原事业如江左”，这句将全诗主旨直接揭开：曾经统治全国的明朝政权，即所谓的“中原事业”，与历史上偏安于长江下游以东的六朝、也包括南明小朝廷这些所谓的“江左”政权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那样腐朽黑暗，荒淫逸乐，民不聊生，都是一再地重蹈历史的覆辙。一个“如”字，将看似对立的“中原”与“江左”等同了起来。这就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芳草何须怨六朝”。以“芳草”来咏叹六朝衰亡的诗词从来就有很多，如韦庄《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王安石《桂枝香》“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等皆是。纳兰性德感叹人们何必总以芳草来感伤六朝的消亡，后来的朝代更替不也都是如此。可见，在他眼里，清朝取代明朝是顺应历史发展的。
整首诗的描写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跨度很大，纵横万里，上下千年，虚实相映，写景和议论相结合，寓兴亡于山色夕阳、江涛草树之中，以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世事的沧桑变化，突破了前人金陵怀古之作的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