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这首诗为即景之作，体现出诗人追求美的执着和拥抱生活的热情。 桃花凋谢飘散本为常情、常景，作者却能写出一个新境界，让和泥的花瓣随飞燕登上画梁边，令人惊喜。全诗笔调明丽，情韵悟适，布局精巧，观察细腻，联想自然，颇堪玩味。
诗人在敷浅原所见的桃花，并非阳春烟景中盛开之花，而是花期已尽时的落花。落花总是报告着春将归去的消息，因此诗人看花时节当是暮春。春去花落，在多愁善感的诗人的笔下，或则描写惜花、怜花的心肠，或则发抒惜春、伤春的感情，情调多是低回凄婉、哀怨悲切的。然而刘熙载说：“诗要避俗，更要避熟。”（《艺概·诗概》）诗人在这里即一反常情，自出心裁，生动地表现了暮春残红的另一番风韵。
一二句的描写很精彩，在那“雨横风狂三月暮”的季节里，桃花身不由己，纷纷离开枝头，和着雨水一个劲儿地往下落，所以说“桃花雨”。这是从李贺诗“桃花乱落如红雨”句化出。待雨过天晴、清风徐来时，那些花瓣（碎红）又都被风扶起，飘拂纷飞，蒙蒙乱扑行人面，来与人亲近，逗人喜爱，妩媚之极，动人之极。舞罢以后，才悠悠下坠，“半逐溪流半染泥”——一半去追逐清清的溪水，仿佛要随那清溪流回桃花源去；一半尽管力不从心，委落尘土，也依然芳香如故。把落花写得极有血肉，极富灵性。
如果说诗歌一、二两句主要是侧重从人爱花、人惜花这个角度来描绘意境，展开诗意的话，那么，诗歌三、四两句则是从燕惜花、燕爱花这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发诗人的情思。一、二句流露悲伤、凄切之情，三、四句表达惊喜、庆幸之意。正当诗人为桃花流水而发愁的时候，正当诗人为桃花染泥而担忧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来双双燕子。它们也懂得陪春怜香，它们也懂得呵护美丽，它们将那些凋零在泥地上的花瓣小心衔起，然后轻盈起飞，落到人家华堂，画梁西畔。燕子多情，衔花上梁，筑巢相伴，备加珍惜；桃花有知，化为燕泥，与燕相伴，无怨无悔。花与燕，交相辉映；情与意，相生相随。燕子是有灵性的，有情趣的，它们想留住桃花，留住美丽的春天；桃花也是有灵性的，通情意的，它们虽然凋零破碎，但还是找到了安身之处，栖息之所。它们应该感到幸运。诗人描写飞燕惜花，花有归宿，其实是在婉转表达自己的怜惜之意，呵护之心。“何处”是意想不到的发现，是扑面而来的惊喜，也是情不自禁的激动。“一时”是敏锐的发现，快捷的反映，还是担忧、顾虑，这些可爱的燕子啊，生怕桃花被污泥浊水玷污了，一下子把它们衔起，存放在画梁之上。“画梁”一词暗示华堂之上，雕梁画栋，彩绣辉煌，燕子在这儿筑巢定居，桃花在这儿遇到知己。桃花原本是美丽高洁的事物，当然只能存放在这些华美尊贵的场所。这种安排，体现了诗人的爱心和智慧。如果诗歌结尾不是写燕子衔花飞上画梁之上，而是穷苦人家的破屋朽梁，这可能就要委屈了桃花，摧折了桃花。细微之处见匠心，诗人的确是用心良苦，爱心感人。
该诗“避俗避熟”、自出心裁：一，立意新颖，跳出借落花写惜春或伤春之情的窠臼，通过写飞花的活泼灵动和美好际遇来抒写情志，不落俗套。二，构思独辟蹊径，别出心裁，将桃花飘落与燕子衔花联系起来，写飞花的经历曲折有致。三，发现独到，捕捉飞燕衔花的细小情景，并从中发现其审美价值，独具慧眼。
刘次庄这首小诗布局精巧，构思别出心裁。从诗中可见诗人热爱大自然，观察细致入微，对风雨、落花、溪流和燕子都充满爱意，而且心情平和，得《庄子》濠梁间趣。
此诗正如标题所揭示的那样，写的是神话传说中湘妃的不幸遭遇，以及她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是一首爱情的赞歌，在写法上别具一格：不写生前的传说，而写死后的情感；不写悲剧的本身，而写悲剧的后果；不写悲剧的过程，而写悲剧的气氛。由此而创造出另一个自然世界与情感世界，使读者有如闻如见的亲身感受。
一开篇诗人就以饱蘸情感和具有丰富想象的诗笔写道：“筠竹千年老不死，长伴神娥盖江水。”其中，“千年”、“长伴”、“老不死”说明时间的久长而爱情之花永不凋谢。二妃本来因痛哭而死，但“死”并非爱情的终结，相反，真正的爱情将永世长存，其凭证便是永远年轻的“筠竹”。此竹不仅永世永生伴随着“神娥”，而且由于滋生繁茂，甚至覆盖了整个湘江的流水。用语貌似夸张，实写爱情的巨大能量。这里，诗人从最具神话色彩的斑竹写起，是因为斑竹是湘妃洒泪而成，是爱情生死不渝的历史凭证，所以最能显示出这一故事的神髓。接着的“蛮娘吟弄满寒空，九山静绿泪花红”二句由写湘妃转入写虞舜葬地。前句以动喻静，通过耳之所闻来形容九疑山之高大宽广及其深邃寂静。“蛮娘”、“吟弄”、“九山”、“静绿”等意境使人自然联想到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中的诗句：“九疑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之后的“离鸾别凤烟梧中，巫云蜀雨遥相通”二句承前，写湘妃与舜两地睽隔，只能在梦中相见。舜葬苍梧，妃死湘水，两地相距虽不甚远，但峰峦隔阻，还有云山雾障。在此无可奈何之际，只有象巫山神女那样，梦中能得一见了。其中，“遥相通”说明二人心心相印、情感相通。结尾的“幽愁秋气上青枫，凉夜波间吟古龙”二句转写湘妃。此诗以咏湘妃为主，所以结句与开篇相照应，极写湘妃死后的悲痛与孤寂。“巫云蜀雨”虽可一面，但大量时间却忍受着死别的熬煎。其难以排遣的愁怨仿佛云雾烟霭一般，凝聚于洞庭湖宽广的空间。当秋日来临之际。更增添了其悲痛的气氛，有如《九辩》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幽愁秋气上青枫”一句的情感容量便包含了《招魂》中的“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凉夜波间吟古龙”一句运用“龙”这一意象创造了悲剧气氛。其中，“凉夜”乘“秋”而言，凉，既是体肤之感觉，又是心理的感受与环境的悲凉。
全诗仿《楚辞》而作，歌咏古事，构思精巧，动静结合，画面灵动，极幽清凄迷，描绘出一幅清幽而又绚丽的画面，通过写生离死别的爱情来寄托诗人的审美意识和对“湘妃”这一悲剧的认知。在用词上，“寒空”、“幽愁”、“秋气”、“凉夜”等具有冷色调的词汇既突出清幽的情境，又为这首浪漫的诗作添上扼腕的叹息。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