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子痴心地渴望着，等待着重新见到那位朝思暮想的“君子”，她望穿秋水，等得心碎神伤。其实那位“君子”，恐怕压根儿已将她忘个罄尽。这首诗的内容实有揶揄嘲弄这位“君子”“二三其德”的况味。
全诗三章，章六句。首章用鹯鸟归林起兴，也兼有赋的成分。鸟倦飞而知返，还会回到自己的窝里，而人却忘了家，不想回来。这位女子望得情深意切。起首两句，从眼前景切入心中情，又是暮色苍茫的黄昏，仍瞅不到意中的“君子”，心底不免忧伤苦涩。再细细思量，越想越怕。她想：怎么办呵怎么办？那人怕已忘了我！不假雕琢，明白如话的质朴语言，表达出真挚感情，使人如闻其声，如窥其心，这是《诗经》语言艺术的一大特色。从“忘我实多”可以揣测他们间有过许许多多花间月下、山盟海誓的情事，忘得多也就负得深，这位“君子”实在是无情无义的负心汉。不过诗意表达得相当蕴藉。
“山有……隰有……”是《诗经》常出现的起兴成句，用以比况物各得其宜。上古时代先民物质生活尚不丰富，四望多见山峦坑谷正是历史的必然。那颙望着的女子瞥见晨风鸟箭样掠过飞入北林后，余下所见就是山坡上有茂密栎树和洼地里有树皮青白相间的梓榆。三章则换了两种树：棣和檖。之所以换，其主要作用怕是在于换韵脚。万物各得其所，独有自己无所适从，那份惆怅和凄凉可想而知，心里自然不痛快。三章诗在表达“忧心”上是层层递进的。“钦钦”形容忧而不忘；“靡乐”，不再有往事和现实的欢乐；“如醉”，如痴如醉精神恍惚。再发展下去，也许就要精神崩溃了。全诗各章感情的递进轨迹相当清晰和真实可信。
明朝万历年间，钱若赓就任临江府（今江西省清江县西临江镇）知府。
一天，一个乡下人拎了一只鹅到城里，为了办事方便，便将鹅寄存在一家旅店里。可是，当他办完事回来取鹅时，那店主竟耍赖说：“那群鹅是我养的，没你的鹅！”乡下人气愤与店主评理。但由于他没有文化，笨嘴拙舌的，辩不过伶牙俐齿的店主，只好跑到衙门去击鼓告状。
知府钱若赓细心听了乡下人的申述，立即命令手下人将店里的4只鹅全部取来，分关四处，每处配给一张纸、一支毛笔、一方砚台，说是让这些鹅招供各自属于谁。
鹅又怎么能自己招供？真是天大的笑话。城里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都十分好奇地前来观看，连府中差役对钱若赓这种独特的审案方式也感到惊异和纳闷，无不替他捏了一把汗。
钱若赓似乎对案子漫不经心，刚布置完毕，就若无其事地用餐去了。过了一会儿，他派人出来探问；“鹅招供了没有？”
不久，钱若赓步出内室，亲自下堂巡视分关着的鹅，他看过以政，微笑着颔首捋须，自言自语：“嗯，好，好，它们已经招供啦。”差役们望过去，只见4只鹅除各自拉了些屎外，纸笔砚台丝毫未动。他们真的不知道钱知府卖的什么“关子”。突然，钱知府伸手指向其中的一只鹅，语气肯定地说道：“这只就是那乡下人的！”
钱若赓确实说对了。
钱若赓并不认识乡下人的鹅，他的判断是如何作出来的呢？原来，他是位富有生活经验的官吏。他知道，乡下的鹅吃的是野草，粪便是清淡的；城里的鹅吃的是谷子，粪便呈现黄色。要确定鹅的主人是乡下的还是城里的，只要查看一下鹅粪便一清二楚。
钱若赓把自己断案的依据讲出政，那个贪婪而又狡猾的店主顿时脸色煞白，连忙磕头谢罪。
戴名世是位史学家，他很得了司马迁《史记》笔法中那种神气逸韵的影响，他的文章结构既严谨，而行文又富于变化，莫窥行止，意蕴深远，即使在书信中也一样。
这篇散文开篇先交代作书目的，是要余生约僧人犁支来核实桂王政权的一些史料，却以自己无缘相见说起。犁支原是永历帝时的宦官，曾与人言及在桂王身边时的一些见闻，作者立即载笔以往，却未得见面，只好请余生记录下这些回忆并寄给自己，以之与多方访求才购得的《滇黔纪闻》一书对照比较，发现有不少出入，于是才写了这封信。文字虽不多，却将有关过程写得层次迭转而又清晰如画。
文章的第二段，阐叙编写南明史的意义。戴名世所处的年代，是清王朝已经大致稳固了它的统治，而同时又依旧严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清活动的时期，是否承认南明历史，实质上是否承认清政权的合法性与正统性问题。作者认为南明政权的历史意义并不低于蜀汉和崖州的南宋政权。但由于严酷的文字禁锢，除山野遗民中可能会留下一些极简略的记载外，载于文字的史料实在太少，且又散于遗民隐士中极难寻得，何况这有限的载记还未能刊刻成书，乏于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灰”。随着坚持抗清的遗民旧臣相继而亡，南明政权的史实也必将很快湮没无闻，“岂不可叹也哉！”
文章第三段接上写搜集南明史料的种种艰难及自己的抱负。他公然称明祚为三百年，感叹“终明之末三百年无史”，已有的一些记载明史的书又“缺略不详，毁誉失实”。有感于世无司马迁、班固那样的史学家，于是慨然以修明史为己任。但自己一生又穷困潦倒，根本无力来搜集史料。再者，明亡之前的史书都未修成，就更不用说记载南明历史的史书了。翰林院虽曾广购旧书，但虑及自身安危，不但地方长官汰去涉及明清之际史实的著作，老百姓也不敢交出。这种情况下，要修一部完整的明史，实在是难乎其难了。文章至此，自然地便折回到作书的主旨上来，所以第四部分重申自己志愿与决心，强调自己游历少、闻见寡、交游不广，于修史极为不利，因而希望余生能召犁支来“面议其事”，情辞恳切，委婉动人。又回护照应了前文，包裹得十分严密。
文章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愈入愈深。而又首尾圆合，显得极有法度。这些特点也影响及于语言表达，如第一段叙两份史料的异同，笫二段叙修明史的意义，第三段叙面临的种种困难，都层次迭转、条理清晰又简洁明了、气韵生动，极富节奏感。更加善用曲笔，如“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如“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等等，都用貌似乎和之语，极深刻地揭露了清王朝文字狱的酷烈。
全诗两章，每章四句，均以“鹑之奔奔”与“鹊之强强”起兴，极言禽兽尚有固定的配偶，而诗中男主人公的行为可谓腐朽堕落、禽兽不如，枉为“兄”“君”。全诗两章只有“兄”“君”两字不重复，虽然诗人不敢不以之为“兄”、以之为“君”，貌似温柔敦厚，实则拈出“兄”“君”两字，无异于对男主人公进行口诛笔伐，畅快直切、鞭辟入里。
此诗作者可能是一位女子，她唾弃那被她尊重，却品德败坏的男人“鹑鹊之不若”。意思是鹑鹊尚知居则常匹，飞则相随的道理。而这位被她尊敬的男人，却败坏纲常，乱伦无道，肆意妄为，是一个禽兽不如的东西。而她却一直把他当作兄长、君子，岂知他并非谦谦善良之人，长而不尊，令她感到非常痛心。于是，她一怒之下，做诗斥之，以舒其愤。此诗的主旨应该立足于“女斥男”的根本之上。
全诗以比兴手法，告诫人们鹑鹊尚知居有常匹，飞有常偶，可诗中的“无良”之人，反不如禽兽，而作者还错把他当作君子一样的兄长。作者据此，将“无良”之人与禽兽对待爱情、婚姻的感情与态度，构成了一种强劲的反比之势，加强了诗歌的批判力量。
全诗虽然只有两章八句，并没有直接对男主人公的形象进行任何客观的描写，却能使其形象非常鲜明而且突出。这根源于诗歌文本所构筑出的剧烈而又异常强大的情感落差，此种落差来源于人与禽兽对待异性配偶的不同态度，这种态度的不同造成了这种巨大而有悬殊的逆向对比关系。从而使男主人公的恶劣形象直接迎面袭来，令人不寒而栗却又厌恶透顶。
诗歌上下两章前两句完全一样，只是位置发生了改变，却能给人造成一种回环与交错的感觉。每章后两句，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避免了反复咏唱时容易引起的单调的感觉。这对这种重章叠句的诗歌来说，应该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