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阕词，是以女子的口吻话离别之情。上阙景起，写夜深，杏花微雨，雨湿红花。下接以“那将红豆记无聊”，用一细小情节便把女子相思无聊的情态勾画得活灵活现。下阙抒情。一层写春已深而离人久久不归，盼他如期归来；一层是写盼望与他梦里相逢。但这些都成了无望之想，“安得”与“倩谁招”露出了这一失望的凄苦心情。
词的上片，着重写景，即景抒情。“莲漏三声”点明正处在一个寂静的夜晚。在这个烛光微摇、略带寒意的夜间，寂寞的主人公打开小窗，任那略带寒意的几许杏花春雨轻打自己的脸庞。蓦然发现，寒食节已经近了。寒食节将近而相思却无计可消除——面对此情此景，刻骨的相思便如同春水一般袭来，紧紧萦绕在周围。古代的女子一般会采撷红豆遥寄思念，这里作者运用对写法，虽明写爱人采撷红豆遥寄无聊，实则是为了突出在思念远方的爱人，愈见思念之深。
词的下阙，从身旁的景物出发，即景抒情。在一派杏花春雨柔美的包裹之中，不禁感慨而今的春色已然如同美酒一般浓烈，一般让人沉醉。“已看”二字与“安得”相对比，春色愈浓，愈加体现出对于离家已久的爱人深切的思念，远方伊人归期不得的焦急与惆怅。期望在梦里与爱人相依却不可得，心念及此，不由得万般惆怅迷离的伤情涌上心头，唯有将这一腔无人可诉的思念寄托在寂寞的夜里。
这首词运笔如行云流水，描写爱情真挚缠绵，低徊悠渺的情致渗透在字里行间，使人沉醉其中。
周邦彦这首《烛影摇红》是奉旨“增损”修改他人词作而成的。对于改写者来说，这是一项颇有难度的工作。首先是奉旨修改，宋徽宗以原作不够“丰容宛转为恨”，下令修改。要迎合精通音律的皇上心意，做到“丰容宛转”，这的确是一件难事；修改他人的作品，尤其是一首较为成功的作品，既要保持原作意旨、风格，又要使之更完美，更上一层楼，这又是一难；对于清真这样已经成名了的作家，修改他人之作，自亦需写出自己的风格特点，此为三难。而难能可贵的是，周邦彦把这三者都做到了，且做得天衣无缝。
首先周邦彦拓展了词作的容量，上片全为其所增写，并为下片的抒情做了很好的铺垫。原作主要是写离情别恨，周邦彦便在上片把时间往前推移，着力刻绘这位女子的美貌，以及两人的心心相印。这便为下片叙写思2之情作了很好的铺垫。刻画这位女子的美貌，改写者抓住她的“娇波眼”米做文章。其“芳脸”、“黛眉”虽然也精致，但“风流天付与精神，全在娇波眼”，这便传神地表达了这位女子的风韵。这位女子不仅天生丽质，而且还顺心于他，致使他“几回枢见，见了还休”，以致有“争如不见”之叹。这样，上片由”风流天付”写到相见倾心，便为下片的描写旧思，作了准备。
周邦彦“增损”的笫二步，便是在下片，即原作上作了几处改动。改动的原则是更能使原作的意旨和主题得到表现。原作第二、三、四句为“向夜阑，乍洒醒，心情懒”，周词改为“夜阑饮散春宵短”，不仅较原作精炼，而臣还写出了男主人公夜阑饮散之后的孤独，这样就为下一句叙写回忆思绪作了铺垫。第二个改动之处是“当时谁为唱阳关？”原作为“尊前谁为唱阳关？”周词的改作最主要之处是将原作的简单叙述眼前之情形改为回忆往昔，这样不仅在写法上显得婉转，有波折，避免了直说、直叙之弊，更重要的是突出显示了主人公的挥之不去的思念之情。正因为有上片对人物形象刻画的铺垫，打肓此铭心的思念，从整首词作看，也显得浑然一体。第三个改动之处在“争夺云收雨散，凭阑干，东风泪满”，原词为“无奈云沉雨散，凭闹干，东风泪眼”这一层改动的关键句在“无奈”改成“争奈”，粗看两词并无什幺很大区别，ffi细辨起来，“争奈”除了有“无奈”的意思外，还有承受不了的意思，表露了男主人公为相思之情所重压。还有“云收雨散”，“东风泪满”都较原闻有少许改动，改动的结果，就是内含更显深广，更加突出了主题。
第三，这首词经过一番“增损”，不仅使原作的意旨更加突出，而且还商’深打上周词的风格烙印。如经过改写后，全词在篇章结构上显得严密而有最次，且多变。周邦彦抓住离恨这一主题，在现实与同忆上做文章，于腾挪顿挫开合之中，多层次地表现离恨别绪，避免了过多直说、直叙而造成的弊病，厨词之讲究用字，用典是相当著名的，该词囿干原作，没有用什么典故，但叉闲其是改写，庄讲究用字上是很突出的，这在上面已经阐述了。
本词开篇切题，由雪而起。关山河川，冰封万里，耸起的林木如同梨树白花满枝。“梨云”即梨花云，语出《墨庄漫录》中所引唐代诗人王建《梦看梨花云歌》中“薄薄落落雾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一句，原指梦中恍惚所见如云似雪的缤纷梨花，后世文人常用以摹状雪景。“连线骑”即古代名马“连线骢”，因其毛色深浅斑驳而称，此处为押韵而改，即指骏马。词人冒雪“冲寒”跨马驰骋，迸发出胸中一腔难以抑制的不平之气。此番登上大观亭，原为旧地重游。初到此地时，正值黄梅时节，词人凭倚高栏，耳中所闻，惟有一片雨声，令人困倦。如今重到此地，雾霭迷蒙，烟水障目，依然无法使词人敞开胸怀。随后深入一笔：“算夔巫万里，金焦两点，谁说与，苍茫意？”“谁说与”即“与谁说”。整句的意思是：从远处长江中游的夔门、巫峡到近处长江下游的金山、焦山，神州江山，腹地受侵，而词人心中的忧思和迷茫无人可诉。“算”字意谓反复、费神地寻思。写出了词人找不到知音、得不到理解的悲哀和痛苦。其实这又何尝不是词人对当时社会环境的怨责？
“却忆蛟台往事，耀弓刀，舳舻天际”，“蛟台”在今广东虎门附近；“舳舻”是船头和船尾的合称，泛指前后首尾相接的船队。词人追忆自己当年与林则徐在虎门协力禁烟，多次率领舰队抗击英国侵略者。“耀弓刀，舳舻天际”便是描绘当时的战斗场景。着一“耀”字，表现出中华正义之师的威风与豪气，也明白地道出作为主要指挥者之一的邓廷桢以此壮举为骄傲的光荣感。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往事，如今眼前只剩下江上迷离的渔船和天边模糊的雁群，因为词人已被革职，已经远离了前线，不能再横枪勒马，为国效力。此刻他只能站在大观亭上，凝望残山，送别黄昏，只能望着远处江水东逝，借酒浇愁。
词人怀着满腔热情，却是报国无门，这使他深感困惑，而这也正是近代中国的悲哀。即使词人放弃追求，别人也会理解他的这种选择，因为他已无法再积极作为。但词人不愿就此度过余生，他依然怀着自己不渝的情操，保持着不屈不挠的品格。词以踏雪折梅作结，即向世人表明这样的夙愿，从而使整篇词意得以进一步升华。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