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歌》是一首清新而悠扬的短歌，歌者名渔夫，一位没名字考证的隐者。在《楚词·渔夫》可以看到作为乱世智者的打鱼人和屈原的那次对白。渔夫对屈原的劝导蕴含者一位哲人和一位诗人的深层的理解及同情，这是基于心灵默契之上的对立和转向，渔人的宛尔而笑意味情长，击桨远去那沧浪之歌依然余音袅袅。后人将其谱成古琴曲，名为《沧浪歌》。并引用了其里面的内容。
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沧浪歌却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莲出污泥而不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说白者自白是不会被玷污的，（屈原）你没必要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既然你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你应该豁然地面对这种世态。
沧浪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传唱，孔子孟子都提到它了。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在楚地流传久远的《孺子歌》不是屈原首创，也不是“渔父”首创。屈原沧浪遇渔父 古时，汉江有一支流流经沔阳，名曰沧浪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流放之时，游经沧浪水，在张沟处遇渔父问渡，颇为伤感，渔父唱了一首《沧浪歌》启发屈原如何面对现实，传为历史佳话。
沧浪歌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目前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两部长篇小说传承了沧浪歌的哲学理蕴，一部是竺葛卓灵的网络长篇小说《沧浪歌》，一部是作家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是沧浪歌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唱。
本首诗是一首赠别诗。首联谓己与赵曾同在令狐楚和崔戎幕府任职，同乐亦同悲也；颔联谓己附赵之骥尾，且与赵有亲戚关系；颈联谓两人同出令狐门下，曾受其恩，如今徒存宾馆，崔戎已谢世，往事皆空；末联谓岁暮相逢，往事不堪回首，握手言别，各奔东西。
此辞浅意厚、情深之佳构，诗中涉及的四个人关系密切。令狐楚与崔戎是义山早岁受知者，然而崔戎此时已，令狐内征，太原幕散。昔日与诗人同出门下、同处幕府、同受知遇、同有戚谊者，莫过于赵皙。如今为生计所迫，二人亦将劳燕分飞，一东一西。赠行之际，天涯沦落、漂泊无依之慨油然而生。
首联写二人关系的密切：二人都认识吏部令狐相公与故尚书安平公，同在太原幕府呆了两年，其间经历了相同的欢乐，也体验过同样的悲伤。
颔联更深一层写二人的相知：“已叨邹马声华末”，是说二人才华相近；“更共刘卢族望通”，是说二人有亲威关系。该诗至此都是写二人的相同，看来是喜剧，但接下来的颈联却来了个突然的转折：“南省恩深宾馆在”，令狐相公虽是官运亨通，但是已离开太原幕府，二人失去安身之处；“东山事往妓楼空”，安平公已猝然谢世，追游在他身边的往事永成陈迹。
尾联则点明送行之题：时值年末，二人却要分手，东西两隔，让人情何以堪，人世间事，恐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难过了。这首诗的佳境在不经意流出而情挚意厚，不在辞之浅深。
此诗音节浏亮，语言流走，乍看似与伤悼崔戎、叹息身世的内容不是非常谐调，然而细读之下，才发现此诗于流走之中透出沉郁悲凉，潜气内转，蕴含无限惆怅。
文章开篇点出主旨，即天下学问中夜间航船时的闲聊“最难对付”，有的人是“两脚书橱”，却“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接着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最后以一段僧人与士子的故事结尾。文章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轻松诙谐。
文章开篇扣题而出，由于著作题目本身的奇异新颖，这一句仍给人以突兀之感。“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学问与“夜航船”本不搭界，超出了正常思路的妙想自然有一种抓住人的力量。“最难对付”，这是作者站在学人士子的角度说的。在夜航船中，白天可观览的景物已消失在夜幕中，唯一的消遣就是闲聊了。船上的乘客大都是村夫俗子、下里巴人，他们的“学问”，都是些口头相传、烂熟胸中的“瀛洲十八学士”“云台二十八将”之类，对于这样的“知识”，读书人就相形见绌了。当读书人显得反不如村夫俗子，被人“掩口笑之”，处境便会尴尬。作者家乡更有“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橱”一样的人，如遇上他们，恐怕读书人更得汗颜了。于是，令人信服地相信开篇语并非危言耸听。当然，上述难对付的人并不会作学问，即便是“两脚书橱”，也“无益于文理考校”，乃至和“目不识丁”的人没什么区别。这似乎给了读书人一线转机：不知那些姓名地理也无妨，实可不必与村夫俗子争高低。作者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之借问答形式自然一转，道出了“姓名有不关于文理，不记不妨……，有关于文理者，不可不记”的主旨，将著作目的不经意道出，是张岱的高明之处。唯其不经意就愈发吸引读者加深了对“不可不记”的印象，撩起了阅读的兴趣。
在一问一答中，知识的有用与无用，舍弃什么应记什么的道理已经说透，但在解释中毕竟少了些情趣，于是乎作者最后又加了绝妙的一段，不仅在结构上与“夜航船”呼应，而且巧妙地把有用的知识不可不记的思想化解在这则诙谐风趣的故事里，令人在会心一笑中自然接受作者的主张。故事中提到的尧舜作为古史相传的圣明之君，几乎是古人读书开篇即遇的人物；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弟子，《论语》《史记》都提到过他，两书也是古人必读的典籍。不知道他们，这位士子已浅薄得可笑，可是他却不以为无知，反“高谈阔论”，强烈的反差更增添了喜剧成份，再看那位先是“畏慑”，“拳足而寝”，待察觉了趾高气扬的士子竟不如自己的僧人那“伸伸脚”的自信，便也就再也忍俊不禁了。至此，作者顺势把笔锋引向自己著作的命名，好像著书的意义仅仅在“勿使僧人伸脚”，平淡之中带有漫不经心，笔调的轻松诙谐亦无吹嘘之意，但所留给读者的感受却是深刻的。显而易见，一段形象的故事，调节了整篇序言风趣幽默的文风，是张岱抓住读者取得成功的精彩之笔。
全诗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刺厉王失政，好利而暴虐，以致民不聊生，故激起民怨；后八章每章六句，责同僚，然亦道出厉王用人不当，用人不当亦厉王之过失。故毛传总言为刺厉王。
首章以桑为比，桑本茂密，荫蔽甚广，因摘采至尽而剥落稀疏。比喻百姓下民，受剥夺之深，不胜其苦，故诗人哀民困已深，呼天而诉曰：“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意谓：高明在上的苍天啊，怎么不给我百姓以怜悯呢！诗意严肃，为全诗之主旨。
次章至第四章，述祸乱之本，乃是缘于征役不息，民无安居之所。“四牡骙骙，旟旐有翩”，谓下民已苦于征役，故见王室之车马旌旗，而痛心疾首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意思是说：乱子不平息国家就要灭亡，现 在民间黑发的丁壮已少，好比受了火灾很多人都成为灰烬了。国以民为本，民瘼深重，而国危矣。诗人对此情况，更大声疾呼云：“於乎有哀，国步斯频！”感叹国运危蹙，必无长久之理，必致蹈危亡之祸。三章感叹民穷财尽，而天不助我，人民无处可以安身，不知往何处为好，因而引起君子的深思。君子本无欲无求，扪心自问没有争权夺利之心，但念及国家前途，不免发出谁实为此祸根，至今仍为民之病害的浩叹。四章感慨“我生不辰，逢天僤怒”。“我生不辰”，谓生不逢时。诗人之言如此，可见内心殷忧之深。他从人民的角度出发，痛感人民想安居，而从西到东，没有能安居的处所。人民怀念故土故居，而故土故居都因征役不息不能免于祸乱。人民既受多种灾难的侵袭，更担心外患侵凌，御侮极为迫切。天怒民怨，而国王不恤民瘼，不思改变国家的政治，因此诗人忧心如捣，为盼国王一悟而不可得深怀忧愤。仅此四章，已可见暴政害民，深重到何等程度。
五章至八章，是诗人申述为国之道，再进忠言。五章首二句“为谋为毖，乱况斯削”，是说谋虑周到，做事慎重，祸乱的情况就可以削减。继言“告尔忧恤，诲尔序爵”；是以老臣的口气，诫教国王：必须忧恤国事，慎于授官拜爵，选用贤能。解救国家之急难，有如解救炎热。解救炎热，要用凉水，好比解救国家危难，必须任用贤良。诗人用“谁能执热，逝不以濯”等语，谆谆告诫，陈述利害，可谓语重心长，譬喻也很确当。六章七章，从爱护人民的观点出发，表明百姓都很善良，他们勤于稼穑，以耕种养活“力民代食”的人（“力民代食”指官府役使人民劳动，取其收获养活自己）。因此官府要体恤民情，爱护人民，是为政的首要大事。六章“如彼遡风，亦孔之僾”，是说国王为政，不得人心，人民就如向着逆风，感到窒息丧气。人民虽有进取之心，但征役过重，剥夺过多，他们必然会产生难于效力之感。七章叙天降灾害，祸乱频仍，执政者只知聚敛，没有顾念人民认真救灾。由于为政昏乱，所以人民倍感痛苦。在诗中，诗人用人民的口气，警示国王，一则曰：人怨则天怒，天降丧乱，将灭我所立之王；再则曰：降此蟊贼之虫，庄稼都受到虫害而失收，天灾正是天之惩戒。下曰“哀恫中国，具赘卒荒”，则是感念人民受灾痛苦，连缀的土地，都受灾荒芜，而执政者昏乱，没有领导人民合力救灾，因而也不能感念上天减轻灾难。
诗的第八章再从用人的角度出发，言人君有顺理有不顺理，用人有当有不当。贤明的国君明于治道，顺情达理能认真考虑选用他的辅相。不顺理的君王，则与之相反自以为是，把小人当作善良，因此使得人民迷惑而致发狂。
以上八章是诗的前半，也是诗的主体，总说国家产生祸乱的原因，是由于厉王好货暴政，不恤民瘼，不能用贤，不知纳谏，以致民怨沸腾，而诗人有“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之悲慨。
后八章责同僚之执政者，不以善道规范自己，缺乏远见，只知逢迎君王，加速了国家的危亡，更引起人民的怨恨。诗人感慨小人当权，也是厉王的过失，因而作成此诗，希望引起鉴戒。
第九章以“瞻彼中林，甡甡其鹿”两句起兴。鹿之为物，性喜群居，相亲相善。今同僚朋友，反而相谮，不能以善道相助，是不如中林之鹿。故诗人感慨“上无明君，下有恶俗”（朱熹《诗集传》）而有“进退维谷”之叹。
第十章、十一章，用对比手法，指责执政者缺乏远见，他们阿谀取容，自鸣得意，他们存有畏忌之心，能进言而不进言，反覆瞻顾，于是贤者避退，不肖者进，于是人民惨遭荼毒而造成变乱。诗人指出执政者倘为圣明之人，必能高瞻远瞩，明见百里，倘若执政者是愚人，他们目光短浅，倒行逆施，做了坏事，反而狂妄欣喜。这是祸乱之由。诗人又说：“维此良人，弗求弗迪。维彼忍心，是顾是复。”表明贤者不求名不争位，忍心之不肖者，则与之相反，多方钻营，唯名利是图；国事如斯而国王不察，亲小人，远贤人，于是百姓难忍荼毒，祸乱生矣。
第十二章、十三章以“大风有隧”起兴，先言大风之行，必有其隧；君子与小人之行也是各有其道。大风行于空谷之中，君子所行的是善道，小人不顺于理，则行于污垢之中。次言大风之行，既有其隧；贪人之行，亦必败其类。征之事实，无有或爽。盖厉王此时，用贪人荣夷公为政，荣公好专利，厉王悦之。芮良夫谏不听，反遭忌恨。故诗中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之语。可知厉王对于阿谀奉承他的话语，就听得进，进行对答，而听到忠谏之言就不予理睬。不用善良的人，反以进献忠言的人为狂悖，国家不能不危亡。
第十四章慨叹同僚朋友，专利敛财，虐民为政，不思翻然悔改，反而对尽忠的诗人进行威吓，所以诗人再作告诫。诗人说：“嗟尔朋友，予岂不知而作，如彼飞虫，时亦弋获。”意思是说：可叹你们这些同僚，我难道不知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对国家有极大的危害，好比那些飞鸟，有时候也会被人捕获，国家动乱危亡，你们也不会有好的下场。诗人如此警诫，可渭声情俱历。可惜此辈小人，无动于衷，所以诗人在此章的结尾，以“既之阴女，反予来赫”作结，再次警告这些人说：我已熟悉你们的底细，你们对我也无所施其威吓了。
在第十五章中，诗人继第九至十四章指责执政臣僚诸种劣迹之后，更缕陈人民之所以激成暴乱的原因，实为执政者之咎，执政者贪利敛财，推行暴政，导致民怨沸腾，民无安居之所，痛苦无处诉说，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怨恨官府，走邪僻之路。此章诗云：“民之罔极，职凉善背。”指出人民之所以失去是非准则，是因为官府执政者推行苛政违背道理。“民之回遹，职竞用力”。指出人民之所以走向邪僻，是由于官府执政者尚力而不尚德。不仅如此，诗中还指出，执政者做对人民不利的事，唯恐不得其胜（意谓极其残酷）。谴责极为严正。诗人忧国之热忱，同情人民之深切，于此可见。《诗集传》所称此人此辈，即指助厉王为虐之荣夷公等，小人当权，加速国家之危亡，诚足引为鉴诫。
末章承前，言民之所以未得安定，是由于执政者以盗寇的手段，对他们进行掠夺，所以他们也不得不为盗为寇。上为盗寇之行，民心不能安定。诗人又以“凉曰不可，覆背善詈”两句，表示：我虽忠告你们，却又不被你们接受，反而在背后诅咒我。最后归结到作诗的缘由：“虽曰匪予，既作尔歌。”意谓：尽管你们诽谤我，我还是为你们作了这首歌，以促成你们的省悟。
此诗既叹百姓之困穷，又伤国事之昏乱；既探祸乱之根，又言救乱之道；既叹生不逢时，又伤救世无力；既指斥国君之昏庸，又斥群僚不敢进言；既斥责小人乱国之行，又指斥王之不能用贤。诗中显示出一种沉郁和忧伤的情调。
从诗的语言来看，全诗语言朴直而多变化，直陈己意，不事雕饰而寄意深长。其中许多用语，至今还被引用，还具有活力。如“瘼彼昊天，宁不我矜”，此呼天之词也。“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此忧时之词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此愤世之词也。“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此善譬之词也。“人亦有言，进退维谷”，此言处世之词也。古代语词，虽至西周，尚未发展到完美的程度，所以诗中多用通假字来满足表意的需要，有些词语，甚至解说纷纭，难有确意，但根据诗的主旨，仔细思考，还是可以顺理成章，得到合情合理的解说的，因为文字本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从诗中可以看出诗人高度的操纵文字能力。
从表现手法来看，这首长诗，运用了比喻、反诘、衬托、夸张、对比等多种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