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一开始,词人就借助于丰富的想象,给这位思妇造成一种孤独的氛围,一个寂寞的环境,在“钟鼓”之后着一“寒”字,而冷清之意全见:在“楼阁”之后缀一“瞑”字,而昏暗之色如绘。加上那轮淡淡的冷月,照在井边的老桐树上。多情的思妇独立小庭,无语凝思。这是从女主人公的视觉来写客观的景物。深深的院落关得紧紧的,小小的庭除显得空荡荡的,她伫立闲阶,逐渐看到露儿滴了,红色的花瓣带着浓郁的香气悄悄地落了下来,从而把自己的寂寞生活跟落花的飘零命运联系起来。这是从女主人公的感觉来写客观景物的。客观景物都带有思妇主观的感情色彩,即景即情,亦人亦物,不知何者为人,何者为物,何者为景,何者为情,浑然一体,妙合无垠,使凑者从中得到很好的审美享受。这个意境,跟李白《菩萨蛮》的“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极其相似。该词让那个脉脉含情的思妇隐藏在画面之外,用烘托的手法,揭示了思妇的内心世界,读来韵味无穷。
下片是从时间的推移上,继续用景语来烘托思妇的愁绪。露重雾稀,杨柳低垂,已是黎明的景象,而那个思妇仍然背着灯儿,守着窗儿,渴望着她的心上人。这“灯背水窗高阁”,恰到好处地表现思妇幽居独处而产生的孤独黯伤的心理。“闲倚户”三句,“倚户”为了“待郎”,泪下“沾衣”,是因“郎不归”。“闲”是无事可做,但这里的“闲”又不是无事可做,“街户待郎”便是极要紧的事,不过表面看上去似乎确是无事可做。“暗沾衣”的“暗”,乃是昕望不遂,悲从中来,泪下沾衣而不自知。可谓无一字不加意著力。如果说“钟鼓寒”三句,是“月上柳梢头”的薄暮,那么“深院闭”三句,就是“灯火已三更”的深夜,而“烟柳重”三句,则是“曙色东方才动”的黎明了。从时间的推移上,表明思妇凝望之久,痴情之重,在满怀希望的期待中,逐步走向失望的过程。“待郎郎不归”是作者点睛之笔,又是思妇伤心之语。执此句以回读上文,更感觉其中步步置景设色之妙。
全词以景语为主,只在结尾三句写到女主人公的神态、心态,以此点明主题,强化景语效果。用疏钟、淡月、坠露、昏灯等景物,造成一种凄凉寂寞的氛围,又用纾缓、低沉、呜咽、断续的旋律,加深思妇的无可奈何的愁思。形式上虽然没有出现愁苦的字眼,骨子里却充满着哀怨的感情。
此诗前四句写了深秋之意,秋深寒重,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其后两句言及诗人自己平日的修行状态,即独自参禅打坐,兼学道家;最后两句点题,写黎昕、裴迪二友的到访,于诗人有陶渊明载酒之欢。全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一番悠然。
此诗开篇,有意描摹深秋之意,秋已深、寒已重、雨已侵,更有空堂,对一点孤灯。然而此际忽然一声疏钟透空传来,点晴处正在于此。由是作者瞬时感悟,豁然一切,白法已调狂象,玄言已问哲人。
此诗除沉稳之意趣外,另一别致处即在此“玄言”。诗佛并非是侍僧,终有“士子”之心。虽倾心于禅,但并未一心于禅,中国古代“士子”的明哲处即在兼包并蓄,无论何方神圣,于吾有用即为吾用。或被讥为心志不专,然人生之要义本在“护生”,志专而害生、妨生者亦有何义。所以“士子”此举最为温润、最有亲情。由于同是“士子”,王维此处佛、道并用,释、老并观,如十八般兵刃逐一对治,终于此凄风苦雨之际,调伏之悠然自得。最后一“空愧”语,自是惯常之以退为进之法。此一番自得之情,已是无言自喻耳。
此诗与《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意境相仿而更为浑成。此应缘于一者“夏日”,一者“秋夜”。而人生之年岁、境界似亦是“夏日”“秋夜”之别。故而心意尤为安稳,气象分外沉浑。深秋、虫鸣、凄雨、空堂、寒灯,此俱伤感之境象,自为抒愁感伤之良时。然此诗毫无惯有之凄苦意,颇为难得。概此晚挚友见访,兴会高论之余,兴致仍是盎然。由是纵是秋夜淅沥,也难耐勃发之意趣。字里行间,因之有此一番悠然。因亲情中缺失人生重要一环,故而王维于友朋之道甚为倾心,诗中与友朋唱和、同游,抒发相亲、相慕之作者众多。由是不难知晓,于此凄风苦雨之际,生性纤敏之王维,竟能如此安稳,狂象得以调伏、静心以问玄。黎昕、裴迪“见过”,于王维有陶渊明载酒之欢。
这首诗的序文是对东方虬《咏孤桐篇》的评论,也是陈子昂对自己创作体会的总结,是他诗歌创作的理论纲领。陈子昂以汉魏诗歌为高标,痛责晋宋以来的浮靡文风,感叹“风骨”和“兴寄”的失落。令他惊喜的是,东方虬《咏孤桐篇》竟使汉魏诗歌的“风骨”与“兴寄”重新得到复归。他盛赞这篇作品“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可谓风骨朗健的佳作。陈子昂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遂挥毫写下《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寄赠给东方虬。可惜,东方虬的《咏孤桐篇》今已失传,但从陈子昂的行文来看,那自然是他诗作的同调,而且,陈子昂用以赠答的《修竹篇》的确也是一篇“风骨”与“兴寄”兼备的作品。
风骨和兴寄是唐诗两个重要的质素,也是后人评论唐诗的两个重要范畴。陈子昂所倡导的“风骨”虽然借自六朝人的成说,但又有他自己新的内涵,是指旺盛的气势与端直的文词结合在一起所构成的那种昂扬奋发、刚健有力的美学风格。陈子昂所高标的“建安风骨”,恰是六朝浮靡诗风的缺失,因此,这对于扭转六朝以来柔弱、颓靡的文风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尤其对于树立唐诗那种昂扬奋发的气度和风范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子昂所标举的“兴寄”也是来源于前人主要是汉人“美刺比兴”的观念,其含义就是指诗歌的比兴寄托。这也的确切中了六朝诗歌工于体物、专有形似的弊端。更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风骨”与“兴寄”并举,对唐诗未来的发展,比如实现由风骨向兴寄的“战略转移”,也埋下了伏笔。
陈子昂同时的人如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意义已经有所认识,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给予陈子昂以极高的评价,认为是“道丧五百年而得陈君”,对其代表作《感遇》诗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卢藏用的出发点不是诗歌的美学特质,而是儒家的政教观念,因此与陈子昂在诗歌史上的真正价值,与陈子昂的理论主张对唐诗学的真正意义之间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是,就总体而言,他的评价是客观的、中肯的,得到了后人的赞同。杜甫盛赞陈子昂“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新唐书·陈子昂传》肯定他“始变风雅”。当然,也有人对卢藏用的评价提出过质疑,如颜真卿、皎然等。明末胡震亨《唐音癸签》综合各种意见,仍然认为陈子昂“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
此诗的序文阐述作者倡导“风骨”、“兴寄”的创作主张,因此,此诗向来被视为陈子昂文学思想的实践范例。
全诗正文共三十六句,可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写生长于南方的修竹品质纯美,实为自身道德、风节之写照。后一部分写修竹得伶伦赏识而得以加工成乐器,也是诗人屡次上书陈述治国方略之表徵。接着,修竹进而欲“升天行”,则是诗人亟欲施展抱负的愿望之表露。
第一部分即前十八句,主要介绍修竹的生长环境和优良质地。首二句,形象地概括了这一立意。“南岳”,即著名的五岳之一衡山。品质优良的修竹“龙种”产于此地。名山与物华聚集,一开篇就令人神往不已。“孤翠郁亭亭”,既从形色两方面描绘了修竹优美动人的姿态,也颂扬了它的卓然不群。衡山是万木葱笼的,但是,在诗人看来,它们与修竹相较,却有所逊色,所以特意以“孤翠”二字,以显其精。接下去,诗人分别写了修竹生长的自然条件和品性。“峰岭上崇崒”以下八句,紧承首句,描绘了修竹“生南岳”的情景。上有崇山峻岭,下有涧溪烟雨,突出了处境的幽僻;夜闻鼯叫,昼听泉鸣,渲染了四周的清静;春风舒缓,白露清凉,更衬出了氛围的洁净。正因为生长在这样优越的自然环境,所以修竹的“哀响”如同鸣金奏乐,“密色”仿佛受到了美玉的滋润。“岁寒霜雪苦”以下八句,上承第二句,表现修竹的品性。“含彩独青青”,照应了上文的“孤翠”,突出了修竹虽受严冬霜雪折磨却青绿如故的独特品质。接着,诗人由表及里,以“岂不厌凝冽”的反诘,转为深入析理。并继而以“羞比春木荣”作了解答。春天风和日丽,一切草木皆应时而发,竞相争荣。“羞比”表明了修竹傲岸不群,不趋时争荣,接着诗人通过“有荣歇”与“无凋零”的对比,揭示了修竹不屑与春木争荣的实质,又探本溯源,表现了它的志向:“始愿与金石,终古保坚贞。”说明修竹的本性决定了它有如金石,坚贞不二,永不凋零。这段议论,诗人采用反诘、对比、比拟等手法,寓理于象,笔挟风力,使行文“结言端直”、“意气骏爽”(刘勰《文心雕龙·风骨》),显得尤为刚健有力。
第二部分即后十八句,写修竹被制成洞箫之后的功用及愿望。相传黄帝派乐官伶伦从昆仑山北的峡谷选取了优的竹子,砍做十二竹筒,按照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人类创制了十二音律。“不意伶伦子,吹之学凤鸣”,就是诗人大胆想象,对这一传说的化用。“不意”,相对前面的“始愿”这两字使全诗顿起波折,全篇的歌赞对象由修竹转向了洞箫。由于得到黄帝乐官的雕琢,修竹的制成品——管乐洞箫,得到了配合弦乐“云和瑟”在朝廷演奏的机遇。诗人用“遂偶”、“张乐”修饰这一机遇,意态恣肆,语调轻松,暗示洞箫得到赏识器重甚为欣快。“妙曲方千变,箫韶亦九成”,生动地再现了它在朝廷的表演。能演奏“妙曲”和虞舜制作的《韶》乐,说明其音色优美动听。“方千变”、“亦九成”,形容演奏的乐曲甚多。“方”(刚才)和“亦”(又)两个副词的使用透露出了演奏的频繁忙碌。但是,洞箫并没有满足于此。“信蒙雕琢美,常愿事仙灵”,抒发了它报答知遇之恩,追求美好理想的心愿。从这两句开始到全诗结束,一变前面的第三人称,改用洞箫的口吻,绘声绘色地阐述了它“事仙灵”的心愿:伴随仙人驾翠虬,与仙女弄玉吟赏着美妙的乐曲《升天行》,携手登白日,戏赤城,入三山,游玉京,玄鹤在身边忽高忽低展翅起舞,彩云也在四周时断时续飘来飞去。在这里,诗人融合想象、拟人、夸张等多种手法,描绘了一个自由欢乐、光明美好的理想境界。这个境界虽然是虚幻的,却生动地表现了洞箫对美好理想的热切追求和昂扬向上的精神。
诗篇运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修竹、洞箫人的思想感情,既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又避免了频繁比兴,失于晦涩的弊病,较为显豁地透露了其中的寓意:名为咏物,实为抒怀。诗中修竹的品性、洞箫的理想和追求,实为诗人刚直不阿、不趋炎附势、坚贞不二的品格、美好的人生理想和昂扬奋发的精神的写照。
商妇问题,是利欲与人情之间矛盾冲突的一个尖锐的问题。诗词作者人人都很重感情,同时又都鄙薄利欲,因而在他们笔下就有许多描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李益的《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诗中用“嫁与弄潮儿”的痴想表达商妇的痛苦,感情至为深切。江开此词虽不及李诗的含蓄隽永,但由于篇幅较长,因而对感情的剖析却更加细致。
章法安排上,这首词前半片偏重叙事,后半片偏重抒情,层次井然,条理清晰。上半片叙述商人的丽次外出:“春时江上廉纤雨,张帆打鼓开船去。”“秋晚恰归来,看看船又开。”中间虽有“秋晚恰归来”一句,但说“恰归来”,说“船又开”,可见其间的间隔是极短暂的。因此,上半片其实就是“朝朝误妾期”的具体描述。
下半片抒情,吐露的是商妇情绪的三个方面:“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倾诉守空房的孤独;“情少利心多”指责商人情薄;“郎如年少何”慨叹青春虚度。不过,读这首词,我们不仅要看到它条理极清楚,还应当看到它照应极严密。比如,上半片说“春时”出去,“秋晚”归来,那么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商妇是独守空房的,何况眼下“看看船又开”,这一出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些描写,实际上就是“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的最具体、最生动的反映。上半片中关于春去秋归的叙述,实际上是商人全年行踪的概括,而结尾处“郎如年少何”所抒发的青春难久的感叹,就正是一年年韶华虚度的必然结果。《七颂堂词绎》说:“古人多于过变乃言情,然其意已全于上段。若另作头绪,不成章矣。”这首《菩萨蛮》上、下两片分工明确,但下片之情全本上片,上片之事又处处含情。其布局之精巧,可谓如出天工。
这首词的用字也很有表现力,如:首句写别离的时令气候:“春时江上廉纤雨”,春天是人们最动感情的时候,适于此时离别,已经倍觉伤神;不料又遇上“廉纤雨”,淅淅沥沥,自然更添凄凉。第三句用“秋晚”二字渲染衰飒的环境气氛,同时又正好成为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写照。另外,这一句说“秋晚恰归来”,下一句接写“看看船又开”,“恰”字同“又”字的配合,对主题的表达也极有力量。再说,“看看”二字传达女主人公在商人又将离去时的心理,使读者看到她前番离情未酬,此番分手在即时怯别的情绪,也极富形象性和表现力。又如,上半片连用两次“开船”,构成商人不断离去的气氛,下半片中“嫁郎如未嫁”、“情少利心多”两句各自形成对比,在揭不人物内心世界方面,也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