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注释家都称赞此诗“写景之妙”,清代的黄生说这首诗“可作暮春山居图看”。
第一句,“暮春三月巫峡长”。自重庆奉节到湖北宜昌之间的长江两岸,层峦叠嶂,无处不峡,其中最险者称“三峡”。晋代左思的《蜀都赋》中就写道:“经三峡之峥嵘。”但历代关于三峡的名称的说法不一,如明月峡、黄牛峡也曾被列入三峡中,在杜诗中也有“三峡传何处”的发问句。通常习惯上把瞿唐峡、巫峡和西陵峡称为三峡。在三峡中,巫峡数长,所谓“巴东三峡巫峡长”。暮春,春将过去。在唐代以前,南北朝人写诗,不时表达惜春的感情,如“无令春色晚”,“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不愁花不飞,倒畏花飞尽”,等等。杜甫写“暮春三月巫峡长”,把暮春和“巫峡长”联系起来,似乎峡中的暮春三月也较其他地方的暮春三月为长,这就一反惜春的老调,有了新意。
第二句,“皎皎行云浮日光”。清代著名杜诗注家仇兆鳌解释道:“云浮日光而过,其色皎皎然,雷雨将作矣。”仇氏的意思是说诗人写这第二句是为了引出写雷雨的第三句。清代另一位注家杨伦也作同样的理解。按照一般的诗法观念,说七言律的第二句引出第三句,或者说第三句承应第二句,大致无错。但对于大诗人的作品,却也不能一概地用诗法模式去套,从而作出刻板的解释。杜甫的这首《即事》诗是拗体七律,对拗体诗,前人常从它的平仄、黏连等形式不合常规律诗的格律这点上作解释。杜甫的拗体诗不仅在平仄形式上表现为“拗”,就是在诗意的起承转合上也会表现出“拗”。这首《即事》诗的第二句未必就是起到引出第三句的作用,而且,“皎皎”是形容皎明之貌,陶渊明诗句“皎皎川上平”,即为例证。杜甫写皎白的行云轻疾而过,并不是写阴云密布,所以仇氏“雷雨将作矣”的见解未必正确。
第二联的上句“雷声忽送千峰雨”是兀起之笔,也反映了彼时彼地忽晴忽雨的实际风光。而且,正是这一句,写出了壮丽场面。凡写暮春风光,即使能够避免哀愁,却也不易写得壮丽。雷雨千峰,却正是一种壮丽的场面。
第二联的下句“花气浑如百和香”是由雨写花。如按老套,就会有雨打花落,或者湿花垂枝之类。杜甫摒却这些,却采用前人写雨后花更艳的意境,李世民《咏雨》诗就写“花沾色更鲜”,虞世南也有“山花湿更燃”的诗句。这里杜甫稍作变化,写雨后花气更浓。关于“百和香”,宋代著名杜诗研究者赵次公引古诗“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说明“百和香”是各种香物的混称。沈约《和刘雍州绘博山香炉》也云:“百和清夜吐,兰烟四面充。”或谓在实际吟唱时,杜甫此诗中“百和香”的“和”字当读仄声。可备一说,可惜未见训诂文献根据。
第三联写莺燕:“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前人咏春诗中常要出现莺燕,却又最易流入老套。杜甫由雷雨而捕捉住黄莺的一种特殊情状,“黄莺过水”即“过水黄莺”,被雨水打湿了翅膀。仇兆鳌解释道:“莺畏雨,故翻回”。浦起龙《读杜心解》说:“翻回去,雨中栖止不定也”。不少杜诗中写黄莺都很可爱,这首诗中却写它的狼狈形状。娇弱的黄莺遇到雷雨,惊恐翻回,栖止不定,这才真符合它的“性格”。
燕子就不同,诗人写它冒雨劳作,“燕子衔泥”即“衔泥燕子”,浦起龙说“湿,不指泥”,也很有见地,这里写燕子身湿。如果仅仅理解为燕子衔湿泥筑巢,那就流于一般了。细雨蒙蒙,燕子衔泥是常见的,但隆隆雷雨中不一定有燕子飞翔。诗人这里未必是实写,而是赋予想象。既然他写过水黄莺的狼狈,必然要写衔泥燕子的豪壮。诗人必然会凭借石燕的传说,《湘州记》:“零陵山有石燕,遇风雨即飞。”零陵燕作为一个壮勇的形象,南北朝时人就有描写:“讵得零陵燕,随风时共舞。”(张正见《赋新题梅林轻雨应教诗》)杜甫巧妙地把勤劳的衔泥燕和豪壮的迎风燕结合起来描写,却也正切合这春雷千峰雨的环境,也就使这首《即事》诗的壮丽意境再次升华起来。
尾联上一句“飞阁卷帘图画里”是总结即景风光,此时诗人客居夔州西阁,“飞阁卷帘”当是实写。但结句宕开得很远,一下子说到湖南,“虚无只少对潇湘”。这看来似为突兀,其实也不奇怪。早在阴铿《渡青草湖》诗中就写道:“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源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近,江连巫峡长……”青草湖即洞庭湖,这是描写“潇湘”之诗,却联系到上游,出现“江连巫峡长”的句子。而杜甫此诗分明写峡中光景,却纵笔飞思,一直写到下游。杜甫曾说他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杜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或许也是受到了阴铿《渡青草湖》诗的启发。峡中的风景图画是壮丽的,山高水险,雷雨千峰,但还缺少一点什么,缺少浩茫广阔。潇湘洞庭,正是浩阔所在。杜甫《长江》诗中就写道:“色借潇湘阔”。有的注家释为:“潇湘之阔,其色皆借资于此,以潇湘乃江水下流也。”为有长江之水,更呈洞庭之阔;长江虽然壮丽,洞庭却为浩旷。诗人本极状峡中暮春景色,忽然荡开作结,写它的不足——“虚无只少对潇湘”,这才真叫大家笔法。杜甫的《去蜀》诗中说:“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东下潇湘,是他早有的打算。他写《即事》诗时正滞留峡中,这“虚无只少对潇湘”句正是他东下意念的自然流露。正如他在《暮春》诗中写“卧病拥塞在峡中,潇湘洞庭虚映空”一样,所以这种宕开作结更显得情景交融。
此诗诗体属七言拗律,第二联本应是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格式,却作了平起格式,这样就构成首联、颔联和颈联都作平起式。首句末三字作“平仄平”,由于此诗首句取平起式,也就呈现所谓“孤平”现象,也属拗句。大凡细检唐代著名诗人近体诗,这类拗体大致自成一格,尤其首句末三字作“孤平”,不时可见,或许自有其规律在,当也不害吟唱。
作品大意写浪迹江湖的诗人,在秋风萧瑟的时节与一位少年相遇。彼此情味相投,但只片刻幸会,随即就分手了。诗人选择相逢又相别的瞬间场面来表现“客恨”,自然地流露出无限的离恨别情,给人以颇深的艺术感染。
诗中的“客恨”不是一般的离愁别恨。这首小诗是借客游抒写作者落拓江湖的“不遇”之感。
客游他乡,忽遇友人,本当使人高兴,但由于彼此同有沦落江湖、政治失意之感,故觉颇多苦恨。尤其在这金风起浪、落叶萧萧的秋天,更容易触动游子的愁肠了。“秋风叶下洞庭波”,是化用《楚辞》“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诗句,描绘南方萧索的秋色,借以渲染“客恨”,并非实指。和下文的“夜别淮阴市”一样,都是借意。
诗的前半融情入景,“客恨”的含意还比较含蓄。后半借酒消愁,意思就显露得多了。“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淮阴市”,固然点出话别地点,但主要用意还是借古人的酒杯浇胸中的块垒。这里是暗用淮阴侯韩信的故事。韩信年少未得志时,曾乞食漂母,受辱胯下,贻笑于淮阴一市。而后来却征战沙场,成为西汉百万军中的统帅。温庭筠也是才华出众,素有大志,但因其恃才傲物,终不为世用,只落得身世飘零,颇似少年韩信。故“酒酣夜别淮阴市”句,正寓有以韩信的襟抱期待自己,向昨天的耻辱告别之意。所以最后在高楼对明月,他和少年知音放歌一曲,以壮志共勉,正表达了一种豪放不羁的情怀。
这首诗善于用典寄托怀抱,且不着痕迹,自然地与写景叙事融为一体,因景见情,含蓄隽永。暗用韩信故事来自述怀抱之后,便引出“月照高楼一曲歌”的壮志豪情。“月照高楼”明写分别地点,是景语,也是情语。四个字点染了高歌而别的背景,展现着一种壮丽明朗的景色。它不同于“月上柳梢”的缠绵,也有别于“晓风残月”的悲凉,而是和慷慨高歌的情调相吻合,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豪气。这正是诗人壮志情怀的写照。诗贵有真情。温庭筠多纤丽藻饰之作,而此篇却以峻拔爽朗的面目独标一格,令人耳目一新。
第一段是简单的叙事。当一个人有着无法释怀的疑问时,总是希望有人倾听,即使得不到答案,也是一种慰藉。贾谊谪居独处,找不到别的倾听者,他只能向这只带来死亡之兆的鸟儿诉说,而这只鸟是注定无法给出答案的,它甚至也无法表示些许的同情,可见一个人面对死亡时是如此的孤独无助。鵩鸟虽然无法开口说话,但是贾谊让它具备了高妙的智慧,并且让自己能够洞透这只鸟儿的想法,这是汉赋里对话体的开始。鵩鸟所具有的思想不过是贾谊自己的思想,贾谊之所以要用这么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是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具有了诉说者与安慰者的双重身份,也就是这篇赋序里所说的“为赋以自广”。诉说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他要到哪儿去,是凶还是吉?而安慰者却避而不答这个问题,它所回答的是:死亡不过是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值得为生留恋,为死悲伤。在这种答非所问中,贾谊其实是在强调自己对于死亡的预感。这也许是最后一次诉说,最后一次安慰自己:也许死并不那么可怕。
第二大段是虚拟的鵩鸟的回答,实际上是贾谊在阐发自己的思想。其中引用了很多的道家思想,如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生命的偶然性和死亡的超然性等;大人至人与世俗之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看法等。似乎都在渲染一种人生短暂,生命渺小和具有不确定性的人生感受;一种无欲无求,幽远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境界。
这位安慰者提起了几部道家著作对于福祸、吉凶的看法,世间万物总是变动迁流,吉与凶、祸与福也总是互相转化,它举了历史上的三个例子:夫差国强而败勾践势弱而称霸、李斯游说成功而被五刑,傅说胥靡乃相武丁。作为一个政治家,这些正是贾谊关心的,第一个例子是帝王的兴衰史,后面两个,则是与贾谊身份相当的士大夫的悲喜剧。年未届而立的贾谊,在他迅速崛起又迅速衰落的仕途生涯中早已尝到了这种大喜大悲的滋味,此时,在困顿之中,他产生了一种无力感,“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人对于这个世界是无力把握的,既然天道深远精妙无从探究,则不如顺应万物的变化,或者走向另一种超越——相信人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相对转化之中,在齐同万物、泯灭生死之中逍遥自得。接着贾谊从大人、至人、真人与一般凡夫俗子的人生追求中得出的对比,可以看作是窥破生命,看透人生的一种感叹,表现自己要遗世独立,顺应自然的恬淡安然。“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在道家的经典里,这些道理早已说得很清楚。人面对死亡的态度是“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在活着的时候,如果已将好恶之心去除,那么死亡到来的那一刻,就寻常得跟生命中的其他时刻一样了。吉祥之兆与不祥之兆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仿佛是死神的使者所作的演说,这只不祥之鸟的面目没有狰狞,没有残忍,也许死亡就是这么安详。中国古人对死亡的看法不是在信仰里找到归宿,而是在智慧里找到归宿。
这篇赋引用了很多道家思想,比如第二段中的物相转化、福祸无常等,而第三段中熔炉的比喻,则来自于庄子,庄子在《大宗师》中引述了一则寓言:“有个铜匠在冶炼铜汁,铜汁突然跳起来说‘我将要成为干将、莫邪那样的宝剑!’铜匠一定认为是不祥的金属,将把它弃去不用。现在天地就像个大熔炉,万物都在里头熔炼,偶尔幻化人形,就跳起来大叫‘我是人!我是人!’天地也会认为是不祥的人,将弃去不用。”其中的思想可以用一句人们熟知的话来概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际上,整个第三段都是在渲染一种无欲无求、悠逸宁静的生活态度,表现的是乐观而豁达的精神世界。
贾谊在《鵩鸟赋》一文中虽然含有道家对生死的看法,但又有所不同。虽然在文章中潇潇洒洒、海阔天空,贾谊的真实状态却完全不是这样:为怀才不遇而悲愤、为身心疲惫而感伤、为前途未卜而惆怅。可以感悟到作者当时的心境是一种出离的悲愤,正是这悲愤促使其在文章中处处反其道而行之,于是写得越欢娱,就越是衬出现实的凄凉;写得越洒脱,就越是衬出无力割舍的迷茫;写得越圆满,就越是衬出那颗颠沛潦倒的心,早已支离破碎。
在艺术上,《鵩鸟赋》的形式十分奇特,它以人鸟对话而展开。这种形式是受到庄子寓言的影响,同时也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此赋最突出的特点是以议论为主,以议论来抒写对生命忧患的思考,来阐发人生的哲理。议论之中也常运用一些贴切的比喻,来增强议论的形象性,也常用感叹语气来加强议论的情感性。此赋语言凝炼精警,形式上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也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