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序》云:“《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孔疏云:“毛以为由夫人失事君子之道,故陈别有小君内有贞顺之德,外有服饰之盛,德称其服宜与君子偕老者,刺今夫人有淫泆之行,不能与君子偕老。”他们认为此诗所写的服饰仪容之美属于理想的“小君”(国君之妻)。而朱熹《诗集传》则说:“言夫人当与君子偕老,故其服饰之盛如此,而雍容自得,安重宽广,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虽有是服,亦将如之何哉!言不称也。”他以为服饰仪容之美乃是反衬宣姜人品行为之丑。在这点上今之学者又多从朱熹之说。
全诗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末章八句,错落有致。首章揭出通篇纲领,章法巧妙。宣姜本是卫宣公之子伋的未婚妻,不幸被宣公霸占,后来又与庶子顽私通,劣迹斑斑。“君子偕老”一句基此而来,起调突兀如当头棒喝,寓意深婉,褒贬自明。“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四句造语奇特,叙服饰与叙仪容相交叉,辞藻工美,极力渲染宣姜来嫁时服饰的鲜艳绚丽,仪容的雍容华贵。末二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逗露讥刺,全诗惟此二句是刺意,其他均是赞叹称美之辞,但此二句与“君子偕老”一句遥相呼应,暗自缀合,含蓄蕴藉,藏而不露。
次章与末章用赋法反覆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美。次章起始“玼兮玼兮”六句与末章起始“瑳兮瑳兮”四句复说服饰之盛,次章“扬且之皙也”三句与末章“子之清扬”四句是复说容貌之美。“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二句神光离合,仿佛天仙帝女降临尘寰,无怪乎姚际恒《诗经通论》称此诗为宋玉《神女赋》、曹植《洛神赋》之滥觞,并谓“‘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有非言辞可释之妙”。“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二句巧于措辞,深意愈出,余音袅袅,意味无穷。这两章造句齐整,意象迷离,所以陈继揆《读风臆补》说:“后两章逸艳绝伦,若除去‘也’字,都作七字读,即为七言之祖。”
全诗反覆铺陈咏叹宣姜服饰容貌之盛美,是为了反衬其内心世界的丑恶与行为的污秽,铺陈处用力多,反衬处立意妙,对比鲜明,辛辣幽默,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许多解诗者认为此诗乃隐者表述安贫乐道之词。如朱熹《诗集传》云:“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泌水虽不可饱,然亦可以玩乐而忘饥也。”姚际恒《诗经通论》云:“此贤者隐居甘贫而无求于外之诗。一章甘贫也,二三章无求也。唯能甘贫,故无求。唯能无求,故甘贫。”这一观点即使不像闻一多先生所言“未免太可笑了”(《说鱼》),至少也有些酸腐。盖因此论带有明显的儒道杂糅的思想痕迹,是深受儒道思想影响的后世文人以六经注我的产物。这一观点与上古民歌的创作实情格格不入,正如《康衢谣》、《击壤歌》明显地属后世文人假托原始歌谣一样。让上古民歌谈安贫乐道未免有些滑稽。
倒是闻一多先生从民俗学角度考释此诗兴象,认为当属情诗的看法较为贴切。按闻先生意见,“衡门之下”乃男女幽会之所,与《邶风·静女》中的“俟我于城隅”如出一辄;泌水之岸,乃男欢女爱之地,“泌”与密同,在山曰密,在水曰泌,都“是行秘密之事的地方”;“饥”亦非指腹饥,而是性之饥渴;更关键的是,“鱼”在上古是“匹偶”、“情侣”的隐语,“食鱼”所暗示的恰是男女的“合欢或结配”(闻先生的观点见《说鱼》、《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由是,则诗意已明:
夕阳已逝,月上柳梢,一双青年男女悄悄来到城门下密约幽会,一番卿卿我我的甜言蜜语之后,激情促使他们双双相拥,又来到郊外河边,伴着哗哗的流水,极尽男欢女爱。或许小伙儿被这难忘良宵所陶醉,竟发表了一段富有哲理的爱情名言:吃鱼何必一定要黄河中的鲂鲤,娶妻又何必非齐姜、宋子不可?只要是两情相悦,谁人不可以共渡美好韶光?言外之意是,他与眼前的女子情感甚笃,非常满意,希望娶她为妻。此诗虽然短促,简单,但表现了上古陈地百姓自由、纯朴的情爱意识,正如民歌中唱的:“风过岭头水过基,男从女愿莫讲离。我俩有情吃水饱,无情吃肉也皱眉。”
此诗在章法上也较独特,先是叙事,由叙事引发议论。“兴”没有放在诗首,而是放在议论之前,且与所兴之事又共同构成旨意相同的议论,使议论充满了形象感而未流于枯燥,加厚了诗意。
《陈风》中多为情诗,说明陈地人民非常善于歌唱爱情。因此,能在这片土地上诞生这样一首富有哲理的情歌,也就不足为奇了。
此诗开头,“欲出鸿都门,阴云蔽城阙”,是写侠客出发时的天气。“鸿都门”,点明出行的地点。此时彤云密布。这“阴云”,是自然景色。天昏地暗,前路未卜,为侠客的行侠描述出一个恶劣环境。同时,也隐约地渲染出侠客的义无反顾、知难而进的坚毅性格。这“阴云”,又是侠客心境的写照。世路艰辛,郁悒萦怀;世事不平,义愤填膺。心情自然是苦涩沉甸。这就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缘由。诗一开始便以阴云般浓厚的艺术气氛。
“宝剑黯如水,微红湿余血。”宝剑是侠客的武器,是侠客的伴侣,正可用它衬托侠客的形象。诗的上一句是用比喻说明剑的锋利。晚唐诗人沈彬《都门送行》中“一条灞水清如剑”,是以剑喻水,由剑的寒光来写水的清沏。而此诗却以水喻剑,由水的清沏来写剑的寒光。二诗异曲同工,均具神似之妙。相传春秋时,越王允常聘用冶工欧冶子铸造五把名剑,一曰“纯钩”(一作“纯钧”)。其剑“光乎如屈阳之华,沈沈如芙蓉始生于湖,观其文如列星之行,观其光如水溢于塘”(见东汉赵晔《吴越春秋》)。《越绝书》亦云:“太阿剑色,视之如秋水”。后来许多诗人皆以水比剑。诗中侠客所持之剑,竟同“纯钩”“太阿”一般,寒光如水,锋芒逼人。诗的下一句是从剑身看剑的锋芒。侠客剑上沾染着的“微红”,正是仇敌的“馀血”。以此剑出手刃敌,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由此可见宝剑之锐不可挡。诗人正面写剑,却侧面显示了侠客行侠的结果。诗中不提侠客,只言宝剑。实际上,正是通过写宝剑的锋利,展现出仗剑游侠的英姿壮采。
结尾二句“白马夜频惊,三更霸陵雪”,由侠客胯下的飞马来交代游侠的行迹。“白马金羁侠少年”(《古乐府》),马亦是侠客的伴侣,可用马来衬托侠客的形象。诗中的白马与黑夜形成了反差,飞奔的白马为漫漫的黑夜带来了一点亮色。而频频的马叫声,又打破了寒夜的寂静,使夜幕下的大地有了活力。诗人从视觉到听觉,描绘出清冷孤寂的环境,渲染出一股旅途萧瑟的气氛,反衬出侠客于天寒地冻之中英勇奋进的雄姿。侠客自洛阳出发,三更时分到达霸陵。诗以描写霸陵的雪夜风光作结,这既照应了开头阴云蔽城的天气,首尾相应,清楚交代出侠客的行踪。
同时,诗中也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汉文帝为西汉时代“文景之治”的盛世明君。侠客由阴云遮天的洛京到达白雪铺地的霸陵,十分巧妙地暗示出侠客行侠的目的。诗人所寄寓的无限感叹和不尽之意自在言外。可以看出,温庭筠终身坎坷,不为世用,他在对可钦可敬的侠士精神的赞美中,自有一种抱负不得施展的感慨。这首诗写得风骨遒劲,豪迈警奇,与温诗的秾艳纤细之作,大相径庭,正显示出诗人丰富的艺术个性和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唐朝文学,尤其是繁荣的盛唐文学,亦可称作政治文学。此时期的诗人及其文学作品大多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诗人们企图通过诗文一方面为自己造名气、树声誉,另一方面为唐朝的科举考试做准备。总之,一个目的就是一朝出名登第,踏入仕途。毫无疑问,李白是这些诗人中的一员,并且是非常活跃的一员。但李白注定与众不同,由于受到道家思想及不拘于儒学经典束缚的个性影响,他企图通过走终南捷径来实现自己入仕的愿望。李白在二十岁前后还未远离过四川绵州居住之地,他这时广交特异之士,活动都与蜀地道教相关。出川前的准备为李白出川后踏上仕途打好了基础。
出川后,李白一路东行,吴楚漫游,酒隐安陆,其中遇到了许多文人墨客,和他们饮酒赋诗,结伴而行。这使李白结交了很多朋友,同时诗名远播。但这种看似闲适的生活没有堙没李白求取功名,建功立业之雄心。所以,大约在开元二十年前后,李白经南阳向长安出发,目标直指一登仕途。由于受终南捷径思想影响,李白这时的活动也少不了隐居一事。他隐居于洛阳附近的嵩山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成了人们笑称的“随驾隐士”。他一边做隐士,结交了玉真公主等人,一边写诗投赠给当时的高官显贵,可收效甚少。李白第一次入京活动,约经历两年左右,以无结果而告终,不禁发出了“主人苍生望,假我青云翼。风水如见资,投竿左黄极”的愤世呐喊。李白失势却不失志,
“耻将鸡并食,长与凤为群。一击九千仞,相期凌紫氛。”可见他仍然很高的抱负。在四处游览、走亲访友、干谒高官后,李白踏上了第二次入京的征途。天宝元年,李白终于时来运转,迎来了重大喜讯。玉真公主向皇上举荐李白,玄宗乃下诏徵离京归家的李白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