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上片感慨人生，本如浮萍在水，为飘泊而“多病多愁”，一开始便是错误。词一开头，就点明离别，并交织着对往事的回忆：“分携如昨”。“分携”犹言分手，写出了临别依依、难舍难分的感情。说是“如昨”——像昨天那样，那是因为苏轼出判杭州时，杨绘任御史中丞，二人曾在汴京相别。回忆旧日分离，则是为了强化当前别情，所以很自然地引发了人生感慨：“人生到处萍飘泊”，不过这与作者早年写下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诗）那种泛咏人生不同，主要是就宦游踪迹不定而发的。接着便推出当前送别之事：“偶然相聚还离索”。按杨绘予本年八月才到杭州知州任，九月即被朝廷召还，所以说是“偶然相聚”。故人相聚匆匆，更使别情难堪。“离索”虽然是指当前的离别，却蕴蓄着一种深沉的感情，也与开头的“分携”相照应。紧接着，词人又与自己的身世联系起来，抒写了更深一层的感慨：“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苏轼在熙宁六年、七年诗作中屡屡言“病”，可见当时健康情况不佳确是事实，但这里说“多病多愁”，毋宁说是道出了一种不得志的情绪，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及在地方官任上沉沦多年，无疑都是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至于断言“须信从来错”这里“须信从来错”是词人以夸大的过激的言辞来表现一种牢骚的情绪。由于杨绘是在党争中志同道合的朋友，所以词人能敞开心扉，放言无忌。

　　下片劝慰友人，天涯沦落人，不妨放怀一笑。换头两句写别筵情景：“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词人故作达观，劝友人尊前对饮，并用天涯沦落的共同遭遇来打动对方。当然，说“天涯”“沦落”这样失意、丧气的话，并非真的如自居易那样遭到贬谪的不幸，而只是夸大其辞地写仕途飘荡的身世之感，反映了一种厌倦的情绪。对仕途的厌倦与对故乡的怀念往往纠缠在一起，篇末三句折到抒发归隐故乡的意愿，是合乎心理逻辑的：“故乡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从当年兄弟相约早退到写此词时，已经过去了十四个年头，“犹”、“长”二字便写出了一种长久的期待与内心的渴望。词人把“峨嵋”作为故乡及其美景的代表，从反面运用了“化鹤归辽”的神话故事，以“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的艺术形象，表达了归隐的素愿以及对故乡的深情。不过，下片所写并非当时思想的全部，也不能因此引出词人向往恬退的结论。

　　这首赠别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以下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强化了身世感慨，二是牵动了故乡情结。全词所表现的是客中送客的黯然情怀，但取境阔大。声调嘹亮，故情虽抑郁而不萎靡，构成独特之情味。

　　鹧鸪，产于我国南部，形似雌雉，体大如鸠。它的叫声民间以为极似“行不得也哥哥”，故古人常借其声以抒写逐客流人之情。郑谷咏鹧鸪不重形似，而着力表现其神韵，正是紧紧抓住这一点来构思落墨的。

　　“暖戏烟芜锦翼齐，品流应得近山鸡。”首联是说，鹧鸪在温暖的烟色荒地上面嬉戏，只见它们五彩斑斓的羽毛那么整齐；看它们的行动举止，类别与平日活泼的山鸡相像。

　　开篇写鹧鸪的习性、羽色和形貌。鹧鸪“性畏霜露，早晚希出”（西晋崔豹《古今注》）。开首着一“暖”字，便把鹧鸪的习性表现出来了。“锦翼”两字，又点染出鹧鸪斑斓醒目的羽色。在诗人的心目中，鹧鸪的高雅风致甚至可以和美丽的山鸡同列。在这里，诗人并没有对鹧鸪的形象作工雕细镂的描绘，而是通过写起嬉戏活动和与山鸡的比较作了画龙点睛式的勾勒，从而启迪人们丰富的联想。

　　首联咏其形，以下各联咏其声。然而诗人并不简单的摹其声，而是着意表现由声而产生的哀怨凄切的情韵。

　　“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颔联是说，天空阴沉雨水淋漓的时候，从巴丘湖，洞庭湖东南湖边的青草地上经过；黄陵庙花瓣飘落，只听鹧鸪的啼叫声音。

　　“青草湖”即巴丘湖，在洞庭湖东南；黄陵庙，在湘阴县北洞庭湖畔。传说帝舜南巡，死于苍梧。二妃从征，溺于湘江，后人遂立祠于水侧，是为黄陵庙。这一带，历史上又是屈原流落之地，因而迁客流人到此最易触发羁旅愁怀。这样的特殊环境，已足以使人产生幽思遐想，而诗人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伤感气氛：潇潇暮雨，落红片片。荒江、野庙更着以“雨昏”、“花落”，便形成了一种凄迷幽远的意境，渲染出一种令人魂销肠断的氛围。此时此刻，畏霜露、怕风寒的鹧鸪自是不能嬉戏自如，而只能愁苦悲鸣了。然而“雨昏青草湖边过，花落黄陵庙里啼”，反复吟咏，似又像游子征人涉足凄迷荒僻之地，聆听鹧鸪的声声哀鸣而黯然伤神。鹧鸪之声和征人之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这两句之妙，在于写出了鹧鸪的神韵。作者未拟其声，未绘其形，而读者似已闻其声，已睹其形，并深深感受到它的神情风韵了。

　　“游子乍闻征袖湿，佳人才唱翠眉低。”颈联是说，身在异乡的客人刚一听到鸣叫，就不由自主的抬起手臂，听任泪水沾湿衣袖。美丽的女子刚一听到鸣叫，开口唱歌一曲充满相思情意的《山鹧鸪》，青黑色的眉毛黯然低垂。

　　颈联两句，看来是从鹧鸪转而写人，其实句句不离鹧鸪之声，承接相当巧妙。“游子乍闻征袖湿”，是承上句“啼”字而来；“佳人才唱翠眉低”，又是因鹧鸪声而发。佳人唱的，无疑是《山鹧鸪》词，这是仿鹧鸪之声而作的凄苦之调，诗人选择游子闻声而泪下，佳人才唱而蹙眉两个细节，又用“乍”、“才”两个虚词加以强调，有力的烘托出鹧鸪啼声之哀怨。在诗人笔下，鹧鸪的啼鸣竟成了高楼少妇相思曲、天涯游子断肠歌了。在这里，人之哀情和鸟之哀啼，虚实相生，各臻其妙；而又互为补充，相得益彰了。

　　“相呼相应湘江阔，苦竹丛深日向西。”尾联是说，宽阔的湘江上鹧鸪声此起彼伏， 同是不幸遭遇的人们的情怀水乳交融；茂密的竹林丛中深处鹧鸪寻找温暖的巢穴，夕阳就要落山，带来悲凉的苦意。

　　最后一联，诗人笔墨更为浑成。“行不得也哥哥”声声在浩瀚的江面上回响，是群群鹧鸪在低回飞鸣呢，抑或是佳人游子一唱一和在呼应？这是颇富想象的。“湘江阔”、“日向西”，使鹧鸪之声越发凄唳，景象也越发幽冷。那些怕冷的鹧鸪忙于在苦竹丛中寻找暖窝，然而在江边踽踽独行的游子，何时才能返回故乡呢？篇终宕出远神，言虽尽而意无穷，透出诗人那沉重的羁旅相思之愁。诗人紧紧把握住人和鹧鸪在感情上的联系，咏鹧鸪而重在传神韵，使人和鹧鸪融为一体，构思精妙缜密，难怪诗家要称他“郑鹧鸪”了。

　　首联紧扣“出山”二字，写出山路途。在狭窄的山路上，曾巩乘坐着竹轿，眼前一片光明，带着一身清爽。

　　颔联承接上文，写出山路上所见。白云和流水也像是有了人的情态，白云笑我出山是多事之举，而流水却对我情谊颇深，一路随着送我出山。

　　“云”这个意象在诗歌中有两个比较常见的含义，一是指游子，二是指小人。因云无根，随风而飘，身不由己，正如羁旅之人，所以用来指游子。如李白《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古诗《行行重行行》:“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云又是没有主见的，风往何处吹，云就往何处飘，正如见风使舵之人，所以又可以用来指小人。比如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里的“浮云”都是指小人。

　　在这首诗中，联系后文“起为苍生试一鸣”来看，曾巩这次出山应是为百姓而出仕从政的，所以这里的“白云”应是指小人。小人们嘲笑我这次出山是多事之举，殊不知我此行是要为天下苍生发声鸣不平。

　　颈联和尾联转到曾巩对“出”与“隐”的看法。身在官场，终不如山中飞鸟那般自由自在，隐居

　　山中的僧人，这一生就可以悠然闲适地度过，这种生活真令人羡慕。可以看出，曾巩对隐居

　　生活是充满了向往的。然而，他与红尘俗世也并非全然了断，为了替天下苍生发声鸣不平，他最终还是放弃了隐居生活，决然出山。在“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之间，他选择了后者，把个人之乐暂且放下，将苍生之忧挂在心头。在这一点上，他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可谓异代同心。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