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虽说是《忆昔》，其实是讽今之作。第一首回忆的是唐肃宗的信任宦官和惧怕老婆，目的作于警戒代宗不要走他父亲的老道；第二首回忆的是唐玄宗是开元盛世，目的在于鼓舞代宗恢复往日繁荣，并不是为忆昔而忆昔。
第一首上段九句，下段八句。上段九句感伤肃宗之失德。当时肃宗起兵灵武，收复西京长安，率回纥兵讨安庆绪，凡是肃宗认为是有才能的都以任用，便任用了李辅国。但宠幸张良娣，对于政事自然就很少有时间去管了。所以中兴之业，是仍处于停滞阶段的。“后不乐”，状其骄傲放纵。“上为忙”，状其畏缩恐惧。这分明写出了惧内意。王洙曰：“拨乱，内平张后之难。补四方，外能经营河北也。”下段八句感伤代宗不能振起。代宗初为元帅，出兵整肃，到了程元振带兵时，使郭子仪束手留京，吐蕃入侵，而肃宗再次外逃，一时边境无法安定下来，所以愿能有像傅介子这样的人物，杜甫意在湔雪国耻。“老儒”句，作者自叹不能为国靖乱而尸位素餐。
第二首上段十二句，下段十句。上段十二句追思开元盛世。当时国盛民富，盗乱息止人民安定，政治通和清明，民风淳厚，礼仪等方面也秩序井然，胜于贞观之治。这里便是惜唐明皇疏于政事，所以又极盛转至衰败。下段十句悲痛乱离而思盼兴复。自开元至作此诗，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绢万钱，无复齐纨鲁缟矣。田流血，无复室家仓廪矣。东洛烧焚，西京狐兔，道路尽为豺狼，宫中不奏云门矣。”（仇兆鳌《杜诗详注》）乱后景象，是不忍直视的。所以作者在此概叹，中兴事业只能期望于后世之君了。
虽然杜甫是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和理想来观察现实，但第二首诗中所描述的人丁兴旺、和平环境、丰衣足食，却也是劳动人民所祈望的。因而杜甫的政治理想对广大人民是有利的。诗人素来就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理想、“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精神境界，“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周宣中兴望我皇，洒血江汉身衰疾。”身处乱世、颠沛流离，仍抱忧国忧民之心，“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甘愿“洒血江汉”、再图中兴。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在李商隐诗集中，有些诗以首句二字或几字为题。而诗题与诗意却不相涉，性质类似于无题。这首《一片》也属此类。全诗借叹咏琼英、和氏璧、象牙雕成的楮叶而自叹不为世人所重，表现了怀才而不见用的愤懑和痛苦之情。
“一片琼英价动天，连城十二昔虚传。”《诗经·齐风·著》：“俟我于堂乎而？充耳黄乎而？留之以琼英乎？”诗人借琼英寄兴，言自己甚有美才，名声极高，堪为王佐。此句理解为正面赞美琼英、赞美己才当然是不错的。但《著》一诗，“诗序”又说：“刺时也。时不亲迎也。”自《楚辞》出，男女婚恋又常常用以象征君臣间的关系。李商隐地位卑微，未必有廷见龙颜直接得到拨擢的奢望，但综观其诗作，诗人确有希翼得到权要荐引的愿望，他的另一首《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云：“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造佳期更后期。”冯浩曰：“似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咏，非情词也。”如果将首句仅仅理解为自我赞赏之词似末免较肤浅。这一句既是诗人对“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发出要求引荐的呼喊，又是为得不到这些“能荐士者”“亲迎”所发的浩叹。和氏壁为连城之宝，名不虚传，但从它的发现到为世人所知，却颇多周折，和氏本人的双足先后也被不识宝的国君所刖。和氏悲愤地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韩非子·和氏》）。连城瑰宝和氏璧在其未被玉人所理时，正是形同顽石。诗人的才华未被发现、未被发挥时也是名同诳士。次句在赞美和氏璧的同时，也同样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慨。
“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象矛楮叶，良工巧匠花了三年时间才雕琢成；作为一件艺术品，其颜色、厚薄、平斜，维妙维肖，足以乱真。一个人的才学能力，也是经过长期砥砺、磨炼、积累而成的，但有才华的人被混于芸芸众生中，自然不能识别出来。“真为累”，“累”字下得极痛。在封建社会特殊的环境中，不少士人有才而不遇，更不能尽施才能，甚至穷困潦倒。他们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以至将才能、才干当成一种“累”——精神上的包袱或负担。赵壹《刺世疾邪诗》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鲍照《拟行路难》云：“自古圣贤尽贫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这些不满和牢骚，皆可视为此诗“累”的注脚。李商隐亦终身受累，终于步履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这首绝句用了三个典故。首二句不写正面写反面，琼英、连城璧虽以赞美的口吻出之，而慨叹才华不展之意已在其中。后两句“真为累”，“不直钱”，直接作意。比起其他“无题”一类的作品，此诗情调激愤，胸臆也较直露，主题显然也醒豁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