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山水诗占了魏源诗作的大部分，渗透着他对祖国河山的热爱。而他写山水，或雄奇峻伟，或清丽秀逸，都各具风致。这首诗就着意描摹了浙江天台山石梁瀑布的奇特变幻，集多重绝异美景于一瀑，构成令人惊叹神往的境界。

　　诗开头先举其他三处瀑布的各自特点，然后写天台石梁瀑布的奇异之处。再以种种夸张，描绘在怒风、连雨、千重松涛、重冈四合中的奔泉，瀑布声响如虎啸龙吟。在这些描写之后，通过与钱塘潮的对比，借老僧之口，特别举出天台石梁瀑布之奇尤其在于冰瀑之奇，作出天崩地裂、玉山颓倒等形容。诗中描绘的雨瀑、月瀑、冰瀑三组画面各呈异态，互相映衬，表现了诗人游览的心旷神怡和对大好河山的热爱之情。全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语言雄丽明快，多次换韵，与奔泻跳腾的瀑布在内在神理上适相谐合。诗人运笔流畅，段落过渡自然，或正面实写，或侧面讲叙，表现风格具硠流动变化之美。

　　诗的开头，作者先宕开一笔，写曾经游历过的其他几处瀑布。浙江东南雁荡山龙湫瀑布以如烟似雾见美，山西中条山王官谷瀑布却以声宏如雷为胜，而江西庐山瀑布则以势浩如江闻名。作者用“烟苍苍”“雷硠硠”“浩浩如河江”几个词便准确鲜明地概括了它们的特点。但写此却意在反衬、落笔于“惟硠天台之瀑不奇在瀑奇石梁”。天台山位于浙东，两崖间硠一石梁相接，长约丈半，粗合五抱，仿佛一个巨人侧卧时伸出的巨臂，“力能撑开八万四千丈”，瀑布自此而下飞泻深谷，如“放出青霄九道银河霜”。这一“放”字，与上句“力”字呼应，使人感受到石梁瀑布突发直泻的劲势。鲜明的对比，形象的譬喻，夸张的想象，组成急速推近的特写镜头，将天台瀑布的奇景凸现于读者面前。

　　不过，此诗的妙处恰在未停留于此。接下来作者不再直接铺陈、渲染石梁瀑布之劲，转而一层层地描写出瀑布变化，展示了雨瀑、月瀑、冰瀑之奇观。

　　雨瀑是雨中之瀑，又似为山中大雨如瀑。“两崖逼束风愈怒”，紧扣着“石梁”位于两崖之间。松涛如涌，奔泉夺路写如瀑雨势。而“重冈四合如重城，震电万车争殷辚”则写出大雨倾泻与瀑布喷坠之声交织，加以在重冈叠嶂四围中回音震荡，真如怒雷轰鸣，万车竞奔，以致草木震悚、龙虎惊吼。这是一幅何等雄险壮美的景观。

　　然而到此，诗笔却一转，雷声雨声戛然而止——“须臾雨尽月华湿”，托出了“月瀑”妙境。这是月下之瀑，也可是月光如瀑。其余一切声音似乎都消失了，千山万山间只硠瀑布的声音，听来恍如远远听见钱塘江涛声，不过钱塘潮如海陡立，而石梁瀑如云挂垂。这一“垂”字与前面“放出青霄”的“放”字不同，贴切地形容了月光下瀑布的柔美。而作者不写视觉中的月瀑，却写听觉中的“月瀑”，以周围的恬静衬布瀑布一音，连瀑布声也显得轻柔了。这又与“雨瀑”形成强烈对比。将读者带入一种幽美的境地。

　　出人意料而奇妙的是，在“月瀑”之后，诗人又借山中老僧的话，勾画了一幅更为奇异高洁的“冰瀑”图。寒冬悬瀑凝冰，如破裂的琼玉挂在山谷。悬冰间的裂缝如黑线而又夹在冰层间，泛着光，衬托出冰瀑的晶莹透亮。一旦晴日，层冰渐溶，倾裂而下，如山颓倒，天崩地裂。这是一种静中见壮的美景。

　　作者是用心灵在观视，用心灵在谛听，因而发现了天台石梁瀑布与众不同之美和它的层出变化，一景奇似一景，一景美似一景，而最后又借老僧的话点出，只硠不畏险绝，亲履山中的人，才能领略大自然的胜景。这时，明月西沉，群山茫茫，“但觉石梁之下烟苍苍、雷硠硠，挟以风雨浩浩如河江”，与首句呼应，仿佛雁荡、中条、庐山诸瀑之美都汇集在天台石梁之下。启人遐思，令人神往，使人在回味诗境之美时也想亲自去领略天台石梁瀑布的风光。

　　此诗层次分明，依内容之变换，逐一写来。想象丰富，夸张奇特，多次运用拟人手法，富硠浪漫色彩。写来气势磅礴，一泻千里，笔力豪健奔放，奇峭雄拔，风格奇伟。前人曾评魏源“游山诗，山水草木之奇丽，云烟之变幻，滃然喷起于纸上，奇情诡趣，奔赴交会。……奇古峭厉，倏忽变化，不可端倪。”（郭嵩焘《古微堂诗集序》）就此诗而言，确非虚语。

　　根据胡长青的说法，把此诗理解为赞美男子的诗应更为切合诗旨。他说，因为《诗经》所产生的时代，属于父系社会，男子早已享有无上的权威，这时期的生殖崇拜是以男性为主题的，称赞子孙众多，是对男性生殖能力的颂扬。把生育单纯地归之于妇女，囿于现代的认识习惯，不免惑于事物的表象了。再考察一下诗的本身，通观全篇，并不存在一处描写妇女某种特征的字句，况且“硕大无朋”“硕大且笃”，不是描绘妇女的词语。如果与《卫风·硕人》对妇女身材的描写相对照，更可明了二者的区别。

　　此诗首先以兴的手法，抒写景物之美。粗大虬曲的花椒树，枝叶繁茂，碧绿的枝头，结着一串串鲜红的花椒子，阵阵清香，随风飘动，长势喜人，丰收在望，采摘下来，足有满满的一升。接着，以此为铺垫，以椒喻人，赞美那个高大健壮的男子，人丁兴旺，子孙像花椒树上结满的果实那样众多。比喻新奇、妥贴，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后两句又回到了对花椒的抒写上，但因有了中间比喻部分的过渡，已不同于前两句的单纯起兴，而是比兴合一，人椒互化，前后呼应，对人物的赞美进一步深化，含蕴隽永，有余音袅袅之感。而语尾助词“且”的连用，更是增强了情感的抒发，企慕之意，可谓一往情深。

　　此诗的第二章几乎是第一章的再现，只是调换了两个字，这种复沓的修辞手法，通过对某种事物的反复吟诵，可以收到一唱三叹、情意深致的艺术效果。此诗另一个更为突出的特点，是成功地运用了比兴的艺术手法，比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熹《诗集传》）。比兴的运用，不但使诗的开篇较为自然，没有突兀感；而且以人所共知的美好事物喻人，较含蓄通俗地表现出被赞美主体的品性内涵，易于为人理解、认同。这在《诗经》中运用得极为广泛，“善鸟香草以配忠贞”（王逸《楚辞章》），也为后世的文学作品所普遍接受。

　　这是一首描写隐逸高趣的诗。诗以“寻西山隐者不遇”为题，到山中专程去寻访隐者，当然是出于对这位隐者的友情或景仰了，而竟然“不遇”，按照常理，这一定会使访者产生无限失望、惆怅之情。但却出人意料之外，这首诗虽写“不遇”，却偏偏把隐者的生活和性格表现得历历在目；却又借题“不遇”，而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幽情雅趣和旷达的胸怀，似乎比相遇了更有收获，更为心满意足。正是由于这一立意的新颖，而使这首诗变得有很强的新鲜感。

　　诗是从所要寻访的这位隐者的栖身之所写起的。开首两句写隐者独居于深山绝顶之上的“一茅茨”之中，离山下有“三十里”之遥。这两句似在叙事，但实际上意在写这位隐者的远离尘嚣之心，兼写寻访者的不惮艰劳、殷勤远访之意。“直上”二字，与首句“绝顶”相照应，点出了山势的陡峭高峻，也暗示出寻访者攀登之劳。三、四两句，写到门不遇，叩关无僮仆应承，窥室只见几案，杳无人踪。紧接着下两句是写寻访者停在户前的踟蹰想象之词：主人既然不在，到哪儿去了呢？若不是乘着柴车出游，必是临渊垂钓去了吧？乘柴车出游，到水边垂钓，正是一般隐逸之士闲适雅趣的生活。这里不是正面去写，而是借寻访者的推断写出，比直接对隐者的生活做铺排描写反觉灵活有致。“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止”，远路相寻，差池不见，空负了一片景仰之情，失望之心不能没有。但诗写至此，却突然宕了开去，“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由访人而变成问景，由失望而变得满足，由景仰隐者，而变得自己来领略隐者的情趣和生活，谁也不能说作者这次跋涉是入宝山而空返。“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结句暗用了著名的晋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故事出于《世说新语·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起隐居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便立时登舟往访，经夜始至，及至门口又即便返回，人问其故，王子猷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诗人采用了这一典故，来自抒旷怀。访友而意不在友，在于满足自己的佳趣雅兴。读诗至此，读者似乎遇到了一位绝不亚于隐者的高士。诗人访隐居友人，期遇而未遇；读者由诗人的未遇中，却不期遇而遇──遇到了一位胸怀旷达，习静喜幽，任性所之的高雅之士。而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点。

其一

　　这是一首借物咏志的诗。诗人把新笋描绘得非常美丽。竹壳一片片剥落下来，竹笋抽节上长了，它晶莹透碧，像是刚刚经过刻刀雕琢出来的碧玉一般。这里的笋的形象，是经过诗人理想化、诗化了的形象。它晶洁如玉，生机勃勃，茁壮挺拔；它要挣脱壳箨的束缚，要向上生长，由于这株笋有着如此美好的姿质，所以“母笋是龙材”的赞美就不使人感到突然，而是水到渠成。

　　如果说上两句主要是写笋的外美的话，那么后两句就是承接着上面写笋的生长愿望，进一步刻画笋的内美。“更容”一词的涵义很深刻，这是假设之词，假如容许的意思。这两句的意思是，假如容许它尽情生长，一夜之间拔节挺长千尺，它自然会脱却尘泥而直插青云之上。这里就表达了新笋冲上九霄的豪情壮志，它不甘心于埋没园泥之中的现状。这是新笋的内美。另外，“更容”一词的反面含意是，现在是“不容”，不能容许新笋一夜抽千尺，所以它就不可能拔地而起直上青云。这就包含着深沉的幽怨。抱怨自然是来自他不能尽情地生长。这一层含意则从另一角度写出了新笋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诗人把新笋刻画得具有这般美好的形象和美好的内心，是托物咏志，这新笋就是诗人李贺。诗人李贺虽然命途多舛，遭遇坎坷，但是他没有泯灭雄心壮志。他总希望会实现自己的拔地上青云的志愿，这首咏笋的绝句就正是他这种心情的真实写照。

其二

　　这首咏物诗前两句描述自己在竹上题诗的情景，语势流畅而又含蕴深厚。句中的“青光”指代竹皮，同时把竹皮的颜色和光泽清楚地显现出来：“楚辞”代指作者自己创作的歌诗。诗人从自身的生活感受联想到屈原的遭遇，这里因借“楚辞”含蓄地表达了郁积心中的怨愤之情。首句短短七个字，既有动作，又有情思，蕴意十分丰富。次句运用了对比映照的手法：新竹散发出浓烈的芳香，竹节上下布满白色粉末，显得生机勃勃，俊美可爱；可是题诗的地方青皮剥落，墨汁淋漓，使竹的美好形象受到污损。这里，诗人巧妙地以“腻香春粉”和“黑离离”这一对矛盾的形象，表现内心的幽愤。

　　后两句着重表达怨恨的感情。“无情有恨”，似指在竹上题诗的事。诗人毁损了新竹俊美的容颜，可说是“无情”的表现，而这种“无情”乃是郁积心中的怨愤无法抑制所致。对此，姚文燮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述：“良材未逢，将杀青以写怨；芳姿点染，外无眷爱之情，内有沉郁之恨。”（《昌谷集注》）诗人曾以“龙材”自负，希望自己能象新笋那样，夜抽千尺，直上青云，结果却无人赏识，僻处乡里，与竹为邻。题诗竹上，就是为了排遣心中的怨恨。然而无情也好，有恨也好，却无人得见，无人得知。“无情有恨何人见？”这里用疑问句，而不用陈述句，使诗意开阖动荡，变化多姿。末句含蓄地回答了上句提出的问题，措语微婉，然而感情充沛。它极力刻画竹的愁惨容颜：烟雾缭绕，面目难辨，恰似伤心的美人掩面而泣；而压在竹枝竹叶上的积露，不时地向下滴落，则与哀痛者的垂泪无异。表面看起来，是在写竹的愁苦，实则移情于物，把人的怨情变成竹的怨情，从而创造出物我相契、情景交融的动人境界来。

　　此诗通篇采用“比”、“兴”手法，移情于物，借物抒情。有实有虚，似实而虚，似虚而实，两者并行错出，无可端倪，给人以玩味不尽之感。

其三

　　这首诗写竹的生命力旺盛、一片生机。“家泉石眼两三茎，晓看阴根紫陌生。”原先自家庭院中泉水石缝中长着两三根竹子，清晨看墙外的大路旁，已窜出竹根。“紫脉”，一作“紫陌”。紫陌通常指帝都郊野的道路。李白《南都行》谓：“高楼对紫陌，甲弟连青山。”刘禹锡《戏赠看花诸君子》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李贺的家乡福昌县在唐代东都洛阳的近郊，故其乡间大路可称紫陌。竹鞭的滋生能力极强，无论是岩缝、墙壁、坚硬的土块，它都可穿过。诗中以“家泉”与“紫脉”对举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竹鞭已从院墙底下穿过而长到墙外去了。竹鞭生长最旺盛的季节是盛夏到初秋时节，如同竹笋状的竹鞭头部在表土较薄的地方常窜出地面，很快又弯成弓状，鞭头又重新钻入泥土中。诗人以“两三茎”与“紫陌生”对举，也显示出竹的顽强，两三茎不起眼的竹枝，很快长到墙外通衢大道上。见此情景使人不难设想：“今年水曲春沙上，笛管新篁拔玉青。”这两句诗中所写的情景虽非实景，却有一定的必然性。“笛管”，言新篁之材。“玉青”，言新篁之色。绘形绘色，如在目前。

　　李贺本满怀着一腔热血和胸中成竹，但却最终只能是饮恨而逝，他不断地被希望和绝望所折磨着，只有靠诗歌来实现自我的存在，因此他用一种可怕的激情去创作。诗人愤懑满怀的情绪主要表现为艺术上的精雕细琢，修饰上的叠床架屋。在这首诗中，作者字斟句酌，用“家”“石”“阴”“紫”“春”“新”等等修饰各种意象组合，纵观全句，几乎无一物无修饰，无一事有闲字。他把相关的意象加以古人不常联用的字联用，加以修饰再组合起来，综合运用了通感、移情的写作手法，由家泉到石眼再到竹茎，仿佛用诗句串联起装扮一番的意象群，不是因感而倾泻，而是字字雕刻而来。此时作者诗中的竹子不再是单纯的清雅之士，而仿佛是穿上了绮丽诡异又有异域风情的楚服的起舞人。同时，把石眼、阴根等不为竹所常用的意象与竹子相连缀，更见作者的匠心独用，研磨之工。

其四

　　这首诗以司马相如归卧茂陵自喻，慨叹自己家居昌谷时的清贫生活。诗的开头两句“古竹老梢惹碧云，茂陵归卧叹清贫”，意为老竹虽老，仍矫天挺拔，梢可拂云，而自己年纪并不大老，却只能像家居茂陵时的司马相如一样，甘守清贫。“古竹”是相对新笋言之。“茂陵归卧”，《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司马相如曾为孝文园令，因病免官，家居茂陵，而诗人自己也失意家居，贫困潦倒。“叹清贫”，并不见于史书记载，但却是诗人自己处境的生动写照。李贺虽忝为唐王室的后裔，但一生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甚至因为父名的缘故，连进士考试也不能参加，与李商隐一样“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辞官家居后更过着清贫的生活，以至两年后在贫病中死去，一“叹”字，感慨万分。“风吹千亩迎雨啸，鸟重一枝入酒樽。”这两句写的是另外两种形态下的竹枝形象。其一是风吹雨啸之中。“雨啸”，非雨声，而是风吹竹声，仿佛雨啸。这是大片竹林才有的现象，老竹叶坚硬而挺，相互碰撞，声音清脆。竹叶也可制成叶笛，吹奏起来声音嘹亮悦耳。千亩之竹，其情景气魄自与“家泉石眼两三茎”之竹不同，风吹过后声浪如排山倒海；而风和景明之日，一小鸟栖息枝头，其景却可映入酒樽之中，这又是何等静谧安闲。这情景于竹本身而言，却道出其一个特点：坚韧，不管怎么弯曲也不易折断。“皎皎者易污，峤峤者易折”，这于竹枝却不然，它是既坚又韧，而且无畏于寒冬的风刀霜剑，而被与松柏一起称作“岁寒三友”。

　　苏轼曾夸张地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古往今来，喜竹、咏竹、画竹的骚客、丹青手是颇多的，而这组诗在众多的咏竹佳作中也堪称上乘。

　　文章详细描述了宦官一步步把持朝政、危害政权的具体过程，从而警告后世君王不要渐积养祸。当然，作者把“乱国”的根源归咎于宦官、女祸，这种观点也不是全面的。全文首尾照应，结构清晰，分析细密，说理层层递进，体现了作者写作的深厚功力。

　　宦祸的形成，从宦者的工作性质说，他接近皇帝，熟悉皇帝的生活习惯与思想志趣；从宦者本人说，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又因为是阉者，无亲属羽翼，无道德、学术素养与从政经验，本来势孤力单，难得众心。但一旦弄权，为确立威望，就特别专横残忍，排除异己，不遗余力。文章在总括宦者的特质之后，即随之层层铺衍。这类人也极其机灵，见风使舵。他们先以“小善”、“小信”来固人主之心，求得君主的信赖；一遇君主信任之后，即时进谗言，用祸福之事吓唬君主，离间重臣，以达到把持君主之目的。这样一来，就必然形成君主对终日侍奉左右的宦者“日益亲”，对朝中的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也就“日益孤”了。出现了这种不正常的政治局面，君主对朝中重臣就难以信任，他自己的惧祸之心就“日益切”，宦者对君主的把持也就“日益牢”了。于是，国家的安危就取决于宦者的喜怒，亡国的祸患就潜伏在廷帷之间。往日君主所依靠的重臣，现在反而变成将要为患的对象。正所谓是于颠倒，黑白莫辨。等到皇帝清醒过来，发觉养祸已深，想与已被疏远的朝臣一道清除为于乱政的宦者，但如果进行缓慢，则养祸日深，难以铲除；若操之过急，谋划不周，那宦者就要先行一步，挟持君主作为人质，使得君主与朝臣无法共图义举。即使付诸实施，也必然是两败俱伤，甚至弄得“亡国”、“亡身”，使奸豪得以借口乘机而起，尽诛宦者而取代国政。这就是汉唐宦者乱人之国的惨痛历史教训。

　　篇末，作者再从人主角度宕开一笔，引入深层思考。作为君王，主观上总想使国家长治久安，至于亲左右，疏贤臣，也原于其本意。但为什么终于出现宦祸这一现象呢？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宦者处于近侍的有利条件，若人主稍不警觉，那渐集之势就会酿成大祸。这样一提，就更加引起后世君主的警惕了。文章的结尾，又重提女祸之害，再一次与宦者之害作对照，以强调宦者之祸“深于女祸”的论点，并与开篇相呼应。

　　全文就前代宦者乱国的史实，条分缕析，层层演进，从中得出宦官得以乱国的根本原因。文中又采用一宾一主的衬照手法，事显而意明，情深而理切，足为后世当国者戒。连同传文在内，堪称卓荦千古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