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此诗前二句选取“少”、“老”两种人对待鸡啼声的不同表现，以“少闻”而“眠”与“老听”而“起”作对照，形象地概括了当时不同人的处世态度：年轻人听到鸡鸣声才上床入睡，老年人听到鸡啼声已起身了。这里，诗人以“少”和“老”的大跨度时间以及“闻鸡声眠”和“听鸡声起”两种对时间截然不同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使读者印象鲜明地感到时间的宝贵和充分认识时间之价值的重要性。其中，后一句暗用“闻鸡起舞”之典，写奋发向上之心，与前句作对照。后二句笔锋一转，由横而纵，由对个人的微观审视而引申到对社会、历史的宏观思考，拓宽了诗的思想视野，同时向读者展示了一部人类的历史：在千古万代的历史长河中，人们就在这送往迎来的鸡啼声中消磨了他们的岁月。其中，“消磨”二字颇耐深思：虚度固然是消磨，奋发也是一种“消磨”，人生苦短，鸡声无多，该如何“消磨”这“数声”，是诗人向读者提出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诗人虽然没有就此问题作出回答，但从前二句的鲜明对比中，诗人通过“寄情于言外”暗暗地透出了答案：时光如驶，人生世上，自当抓住分阴，于一番有利于国、造福于民的大事业。从字面上看，这是诗人就岁月的流逝发出的感慨，其中似乎饱含着诗人深深的哀怨，能引发读者无限的联想，于平易中见奇崛，言有尽而意无穷，使不同的人读后产生不同的感受，或催人猛省，或激人上进。

　　全诗举重若轻，寓庄于谐，以小见大，虽然篇幅短小，文字亦浅近，但内容含量却很广，仅用二十个字，用日常生活中“闻鸡声”引起的一种微妙的感受，深刻地阐明了“时不我待”、“稍纵即逝”的道理，使人受益匪浅，可谓言近旨远，富有哲理，予人启迪。

　　史达祖与其妻“十年未始轻分”，感情甚笃。这首词把悼念亡妻的痛切之情与独处异乡的孤寂之感揉合在一起，感人至深。

　　上片为忆旧。词写于时近“寒食”之际，正当莺啼燕语，百花争妍的时节，换上春衣到郊外踏青赏花，是古代文人的赏心乐事。此时“寻春服”，自然不难联想起当年妻子在日，每值清明寒食，总要为自己裁几件春衣。“裁春衫寻芳”便由此落笔。“记金刀素手，同在晴窗”。这两句用以一“记”字领起两个四字句。《古诗十九首》谓“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素手”二字已暗示出其妻的贤慧温柔。旭日临窗，作者看着妻子为自己外出赏花准备衣裳。这是一幅极平常的家庭生活剪影，静谧、和谐、美满。“十年未始轻分”的夫妻终于拆散了。“几度因风残絮，照花斜阳”，前句化用谢道韫《咏雪》诗：“未若柳絮因风起。”这里将“柳絮”改作“残絮”并继之以“斜阳”，透露出一种萧瑟凄凉气象。残絮被风吹去，难以寻觅，暗示妻子的亡故。以“残絮”比其妻，也透露出词人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妻子死后，已几度春风；柳照样绿，花照样开，而伊人一去不复返了。“谁念我，今无裳”二句，照应词题。显示出梅溪词结构之缜密，此情本是因寻春服而起，“今无裳”勾起愁肠，使作者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自少年消磨疏狂”一句，出自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的“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中年丧妻，郁郁寡欢，少年豪气消磨殆尽。上结三句，又用领字格，以一“但”字领起三句，刻画梦境。“听雨挑灯，攲床病酒”二句，明显是借用贺铸悼亡词《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中“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句意。“多梦睡时妆”乃是写实情。上片通过对亡妻琐碎往事的回忆，倾诉作者对她的一往情深。

　　下片直抒胸臆，重在表达自己对亡妻绵厚炽热的深挚感情。换头是一个折腰六字句，“飞花”照应“残絮”，“良宵”照应“多梦”，使上下片意脉紧紧相连。又有人去楼空意兴阑珊之味。“有丝阑旧曲，金谱新腔”，以“有”字领起两个四字句。这两句互文见义，说明亡妻精于音乐。音乐虽美，则难与旧人共赏，不禁伤怀难已。睹物思人，自然引入下句：“最恨湘云人散，楚魂伤。”词人青年时期曾在江汉一带生活过，他写及爱情的许多作品也常常带上“楚”“湘”等字眼。这大概有两种可能：一是其结婚是在楚地，二是其妻名“湘云”之类。在这里，“湘云人散，楚兰魂伤”二句为对文，曲笔写妻子之死，自己之悲。冠以“最恨”二字，是极写词人的痛惜之情。“身是客，愁为乡”二句更推进了一层，表现了自己孤独凄苦的身世之感。“算玉箫、犹逢韦郎”句，用韦皋典故。玉箫生不能与韦皋再会，死后犹能化为歌妓与韦皋团圆。对照感叹自己妻子亡故以后，再也无缘与她重会了。后结“近寒食人家，相思未忘蘋藻香”二句，既点出此时节令，又暗举出与亡妻共同有过的美好往事。词人寒食祭坟，见人家出游踏青，妇女采集芳草，不由想起往日新婚之乐来。以乐景写哀情，愈见其哀思之深切。

　　《寿楼春》乃梅溪自度曲。本来似乎是志得意满的心境，但车马轻裘，锦衣玉食，换不来佳人一盼，正是富贵景象，凄凉心境，两相对比，自然引发词人无限伤感。其艺术特点主要表现在韵律方面：其一，此词冲破了一句之中“一声不许四用”的戒律，词中常出现四平声句和五平声句。如“消磨疏狂”，“犹逢韦郎”均为四平声，而起句“裁春衫寻芳”则是一个五平声句。这是对词律的大胆突破，这在婉约词人中更是极罕见的。这是史达祖对婉约词的发展。其二，此词多用平声和拗句。全词一百零一字，平声字便占了六十四个。拗调平声使声音舒徐平缓，也直接影响到词的艺术风格。正如焦循所说：“词调愈平熟则其音急，愈生拗则其音缓。急则繁，其声易淫，缓则庶乎雅耳。如……吴梦窗、史梅溪等词，往往用长句……而其音以缓为顿挫。”（《雕菰楼词话》）其三，运用双声叠韵。这使词的节奏更为舒缓，声情更为低抑，充满凄音，适于抒发缠绵哀怨的悼亡之情。

　　这首诗一气呵成，就像说话一样流畅直白，这种写作特征唯独是诗人李白最擅长的。“春思结垂杨“这句最妙，想必是作者偶然得之，却成了历史名句，而此句中又妙在一“结’字上。”坐“者，为也。“游子”，指作者自己。诗中惜别故人离去，正是诗人李白悲伤的原因。然而这首诗通篇仍有豪情。常说大喜是豪情，其实大悲亦是豪情。好像诗人李白“平生不下泪，于此泣无穷。”悲就悲伤了，然而自然有诗人李白的豪情之处。这首诗的“挥手再三别，临歧空断肠”二句应当成一句看待。

　　此诗颔联客中送客语，故尤黯然神伤；颈联近似六朝人语，故特细腻委婉。芳草引发离情，柳丝关合意思，似有儿女沾巾之态，及结语“挥手”、“断肠”，复见豪爽人之风度，依然太白也。

　　韦司马，即韦爱。公元501年（齐东昏侯永元三年）春正月，萧衍为征东将军，从襄阳兴师讨伐东昏侯，留弟冠军将军萧伟行雍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州府事，以壮武将军韦爱为其司马，带襄阳令。时齐兴太守颜僧都等据郡反，爱沉敏有谋，率众千余人，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大破之。公元502年（梁天监元年），进号辅国将军，寻除宁蜀太守，与益州刺史邓元起西上袭刘季连，行至公安，道病卒（见《梁书·韦爱传》）。此诗当作于公元501年韦爱为雍州司马时。

　　张玉谷说：“此送别后还家写意之诗，非送别时作也。”（《古诗赏析》）全诗三十句，可言为五个段落，每段六句。第一段写江边话别时难舍难言的情景。第二段写韦爱乘舟离去，作者登楼远望时的心情。第三段写送归路上的感受。第四段写到家所见情景。第五段写辗转思念、夜不成寐的苦况。可谓层次言明，结构谨严。

　　这首诗最突出的艺术特色之一，就是成功地运用了“顶真格”。所谓“顶真格”,就是以上句的末几字（词语或句子）做下句的开头，使语句递接紧凑而生动畅达，读来抑扬顿挫，缠绵不绝。亦称“联珠格”。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句句“联珠”的，如李白的《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长随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随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萝衣，白云堪卧君早归。”宋元时更流行为一种带游戏性的文体，如《中原音韵》载《越调·小桃红》：“断肠人寄断肠词，词写心间事，事到头来不由自，自寻思，思量往日真诚志，志诚是有，有情谁似，似俺那人儿。”一种是段与段之间“联珠”的，这首诗就是这样。全诗五段，每段最后几字与下段最前几字相同或稍有变化，如第二段结尾“汹汹浪隐舟”与第三段开头“隐舟邈已远”,第四段结尾“竹里见萤飞”与第五段“萤飞飞不息”，首尾两字完全相同；而第一段结尾“萧萧行帆举”与第二段开头“举帆越中流”，第三段结尾“知予衔泪返”与第四段开头“衔泪心依依”，首尾两三字则错综变化。运用“顶真格”,将全诗很自然地言为五个段落，每段都是六句，而且一段一换韵，平仄韵相间，又每段首句入韵。这样，从形式上看，非常整齐谨严，从声律上讲，读来反复顿挫，蝉联不断，大有缠绵悱恻，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妙，恰切地反映了主人公依恋难舍、思念不已的感情。所以沈德潜说：“每于顿挫处，蝉联而下，一往情深。”（《古诗源》卷十三）

　　另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叠字的运用。全诗共用了六组叠字，都恰到好处。如“悯悯言手毕，萧萧行帆举”，将风催舟发主客不忍离别的情景维妙维肖地表现了出来。这或许是化用了梁简文帝萧纲《伤离新体诗》的“凄凄隐去棹，悯悯怆还途”诗意。“逦逦山蔽日，汹汹浪隐舟”,连绵起伏的山峦隐没了落日的光辉，也挡住了送行者的视线，友人乘坐的小船在惊涛骇浪中忽隐忽现，这既写出了旅途的艰险，又细微深刻地表现了作者对友人的担心和关切。离情别景，宛然在目。“依依”,思恋之貌,“暧暧”，昏昧之貌，而这“暧暧”的薄暮景象，与那“依依”的离情别绪交织在一起，更加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量。

　　《端正好·上高监司》为叙事套曲，分前、后两套。在元散曲作品里，表现作者厌世的、玩世的和出世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社会重大问题的题材却寥若晨星。而在这些为数很少的题材中，指斥时弊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这两套《上高监司》则可称得上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篇幅最长，且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历来的文学史家和元曲研究者所称道。

　　前套反映的是元代大旱之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又歌颂了高监司开仓赈粮、救济饥民的“德政”；真实描绘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灾民流离图和刻画了一个恤老爱贫、公正无私的清官形象，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了当时昏暗无道的社会现实。

　　全套十五支曲子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首曲〔端正好〕，可视为全套的序曲，与〔尾声〕相呼应，交待写作的缘起。第二部分是〔滚绣球〕与〔倘秀才〕的三次反复，共六支曲子，描写天灾与民瘼。这是全曲的重头戏。第三部分是〔滚绣球〕与〔伴读书〕两支曲子，揭露官吏昏庸，与劣绅勾结，加重了百姓的困苦。第四部分是〔货郎儿〕和〔叨叨令〕两支曲子，先写高监司的仁政给百姓带来一线生机，继而再写百姓的困苦情状，向高监司呼吁。第五部分由〔煞〕〔尾〕四支曲组成，歌功颂德，表达了对高监司的感激与祝福。

　　这套曲子真实地描绘了一幅灾年流民图。旱灾发生时，田野龟裂，麦谷无收，物价高涨，钞票贬值；米比珍珠还贵，无米为炊，锅子生尘，灾民个个饥肠辘辘，僵卧于惨淡的夕阳之下，或者靠剥树皮、采野菜充饥。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东倒西歪，四处流落于街头巷尾，偶尔能吃点麻柘浆糊、麦麸糠米，就得感谢上天的恩赐；癌疫流行，死者暴尸于野，人们为了活命，卖光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骨肉生分，水无见时，那些无人要的奶娃，只好忍痛抛入江中活活淹死。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人们，抱女携男，拄杖弓背，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哭，泪如雨下，再加路途艰辛，风吹日晒，更是惨景非常。

　　作者采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面描写人民的苦难，一面揭露富豪奸商和地方官吏的种种罪恶活动，在同一幅天灾图中勾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灾民食不果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时，那些“殿实户”和“停塌户”却“欺心不良”，“瞒天不当”，怀着“吞象心肠”，在“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或者非法倒卖，抬高粮价，克扣斤两，牟取暴利；还有各色官吏，平日就大量侵吞义仓的粮食，灾荒发生以后名义上是开仓赈济，实际上仓中并没有多少存粮，有的也被有钱人家买通官吏把粮食发放给了他们，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实惠，什么印信凭证都是谎话，都不过是画饼充饥，只有官吏从中捞取油水。总之，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债息，纳宠妾，买人口，好不兴旺；无钱的饥饿难挨，骨肉分离，尸填沟壑，倾家荡产，好不悲惨，这是多么鲜明的阶级对比，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作者不是对现实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表现出鲜明的爱。他一面对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了“万民失望”的愤怒情绪，以“小民好苦也么哥”的呼声喊出了人民抗争的心声，一面以无比憎恨的感情揭露富豪奷商、贪官污吏的“伎俩”，称他们是无耻之徒，诅咒他们断子绝孙。与此同时，他还对在灾荒严重的紧急关头能够不辞辛劳，亲临灾区，开仓赈济，爱民忧国，发政施仁，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的高监司加以赞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充《论衡·佚文篇》中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作者是实践了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的。

　　后套以生动具体的写实手法再现了元代历史上起恶劣作用的“钞法”给广大人民的无穷危害，揭露了从官吏到商人的种种罪行。

　　第一首〔端正好〕是序曲。内容说，官府很清明，能采纳舆论，听众人申诉。愿在江西大郡南昌府您的亲临处，广开言路，听那大家的意见。第二首〔滚绣球〕至第十五首〔呆骨朵〕，揭露了钞票库藏管理中的严重弊端、商人的虚伪和庸俗、商人们狼狈为奸、勾结官府的罪行，揭露了官府吏役伙同奸商、贪赃枉法、坐地分账，揭露了官府在管理“钞法”中营私舞弊行为、贪污受贿、高利盘剥、窝藏商贾、倒卖假钞的罪行，揭露了元代“钞法”行市和押送钞票中的种种弊病，揭露了暴发户穷奢极侈的生活，指出暴发户也有麻烦、倒霉的时候。第十六首〔脱布衫〕请求高监司出谋划策，剪除邪恶。第十七首〔小梁州〕抨击市井小人横行霸道的行为。第十八首〔幺〕提出要使盗窃府库者受到重处。第十九首〔十二月〕作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第二十首〔尧民歌〕强调严肃法纪的重要性。第二十一首〔耍孩儿十三煞〕至第二十九首〔五〕说明中国币纸的源流及其意义、元初所行币制的重要作用，揭露变更“钞法”之后的弊病。叙述到京都中都省交送管钞的情况，抨击了盗窃仓库者和管理们作威作福、欺压乡邻的罪行，揭露了官吏和商人的妻妾儿女的奢侈生活、奉官差赴京师的旅途之苦。第三十首〔四〕至第三十三首〔一〕建议官府对贪污舞弊者要施以严刑峻法、改革官吏任免赏罚制度，清除不称职的官吏，制定相应的制度。第三十四首〔尾〕是全曲的结束语。

　　这套曲子能抓住社会生活的特征、细节进行具体描述，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具体而突出。对历史的交待，对钞法的制度，叙述得非常真实；对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用于恰如其分，又含讥讽之意；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整个作品感情强烈，寓感情于叙事之中，两者结合得相当好。作品强烈的思想性，借助于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较好的表现。

　　作者以其惊人的胆气和无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元末社会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法律机关的贪污腐败，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凶狠贪暴的元蒙统治者。然而，作者毕竟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而从维护其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张，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所谓清官廉吏身上。在元蒙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像这样大胆而深刻地切中时弊、揭出矛盾、最富现实性的作品实属罕见，它类似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而又超出了白氏的新乐府，堪称为元代散曲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文。

　　《端正好·上高监司》，一扫曲坛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旧习，直接以创作来评议当时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元代的残暴统治。这在元散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前套由十五支小令组成，描写在天灾人祸下，广大贫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遭遇。后套由三十四文小令组成，长达一千八百字，为元代散曲之冠，揭露了当时江西库吏的营私和钞法的积弊。尽管曲中也表现出作者的阶级局限，但其战斗性和思想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全曲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称得上是元曲中的史诗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