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罕
以“为山”为喻，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事情的成败在于人的作为。做事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努力进取，终将获得成功。关键不在于力量大小，而在于意志是否坚定，是否持之以恒。
韩非子·大体
以“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为喻，揭示道理；君王要有宏大的气魄，宽广的心胸，才能使民富国强，才能建立功业且德泽后世，才能达到国家大治。
管子·形势解
以“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为喻，说明治国治学上止应有兼容并包的宏大气度，这样，明主才能聚集更多的百姓，才能达到圣人的境界。
论语·雍止
聪明人通达事理，反应敏捷而思维活跃，性格活泼好玩如流水，用水来喻智者，认为智者天性容易亲近水并以水为乐。
仁厚的人安于义理，仁慈宽厚而不易冲动，性情好静，像山般沉稳，用山来喻仁者，认为仁者天性自然亲近山，并因恬静自安而得以长寿。
论语·子罕
以河水为喻，发出对时光易逝，一去不返，往事难再的慨叹；同时勉励人们珍惜时间，效法流水不舍昼夜，不断前进，不断进取的精神，努力进取修业。
孟子·离娄下
用水喻人品学识，强调务本求实，反对一个人的名誉声望与实际不符，要求人们像水一样，有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不断进取，循序渐进，自强不息。
孟子·尽心上
以“登山”“观海”喻“游于圣人之门”，表达为人，治学立志要高远，胸襟要开阔，然后以“观水有术”推进一层，说明治学基础要扎实，要循序渐进，逐步通达。
老子（共三则）
1.把水视为“道”之化身，歌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默默奉献的精神。
2.从江海善于处下，“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成为百川之王的角度，申述“谦下不争”的主张。
3.从水性“柔弱”与“威猛”并存的角度，揭示水性的两重性，并从“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角度，表达老聃为政“贵柔”的主张。
孙子·虚实篇
从水形喻兵形，强调用兵“变”的原则，顺应敌人的变化而变化，实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是一首充满强烈爱国主义激情的诗篇，抒发了忧心国事，尤其是对东南沿海地区遭遇列强侵凌的深重忧患，表达了不畏宵小之徒的嘲笑，愿以文才武略报效国家的爱国情怀。
“绝域从军计惘然，东南幽恨满词笺。”两句，感慨立功边塞之志不能如愿，只得借诗把闲散于东南的满腔幽恨抒发出来。由“绝域从军”即一向关注的西北边疆局势遥遥说起，实指那种“气寒西北何人剑”的经世雄心，可是现实中哪里能寻得这样一个舞台。早在十年前，他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似春水、干卿甚事”（《金缕曲·癸酉秋出都述怀有赋》），如今不也还是落得“幽恨满词笺”的结局么？那么所谓“幽恨”又何指？诗人尝自陈：“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或者大展雄才，或者远避尘嚣，这是他平生心事之不可割分的两个层面。于是有下文“负尽狂名”的情极之语，郁勃苍凉，令人耸然动容。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后两句直抒胸臆。诗人在《己亥杂诗》中曾有“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的愤慨，正可作这两句的注脚。立志革新的诗人，本想以“剑”与“箫”这一武一文来实现改革社会的愿望，而今写了一些满纸幽恨的词章，丝毫无助于补偏救弊，岂不是徒具狂名！
全诗意境雄浑，感情奔放，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此诗脉络清晰，递进有序，《诗经传说汇纂》引朱公迁所谓“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讽之，四章直责之”，将其篇章结构说得清清楚楚。
诗一开头，借物起兴，既交代了地点和季节，也写了等待救援时间之长。黎臣迫切渴望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翘首等待援兵，但时序变迁，援兵迟迟不至，不免暗自奇怪。不过由于要借卫国救援收复祖国，心存奢望故而尚未产生怨恨之意。
第二章紧承上章“何多日兮”而来，用宽笔稍加顿挫，“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黎臣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卫国出兵缓慢的原因：或者是等待盟军一同前往，或者是有其他缘故，暂时不能发兵；用赋法代为解说，曲尽人情。
第三章“狐裘蒙戎”一句紧扣上两章，说明自己客居已久而“匪车不东”。黎臣已经有所觉悟，“我有亡国之状，而彼无悯恤之意，我有恢复之念，而彼无拯救之心”（《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语），知道卫国无意救援，并非是在等盟军，或者有其他缘故。因幻想破灭，救援无望，故稍加讽谕。
第四章用赋法着意对比，黎臣丧亡流离，衣衫破弊，寄居他国，凄凉萧索，而卫国群臣非但毫无同情心，而且袖手旁观，趾高气扬。诗人有些出离愤怒了，他批评卫国群臣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诗人通过双方服饰、神情、心态的比较，黎臣彻底痛悟，不禁深感心寒，于是便直斥卫国君臣。
此诗作者虽然寄人篱下，但诗意从委婉地询问的口气到直指卫国统治者不同心同德的嘴脸，写得很有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