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词上片用柳永《望海潮·东南形胜》词意，咏叹西湖的繁华秀丽，从而过渡到慨叹南宋王朝一百多年妥协屈辱的历史。开头两句从宋仁宗的诗句脱化而来，由杭州在中国东南部的历史地位，引出与杭州紧密相关的西湖的“多佳丽”。大处落笔扣题，很有气势。接着围绕“多佳丽”、“临堤台榭”六句作了具体的描绘。首先以建筑的壮观，游船的美丽，游人的欢歌笑语写人游之乐，展示出一派繁华景象；其次以荷花面积之广，桂花香味之浓，四周群山之青翠来突出湖山景色之美。人为的与自然界的景物相结合和映村，极富地方特色地描绘出西湖的热闹景象和诱人的风光，真是名不虚传的游览胜地。以此为衬笔，引出下文的感慨之辞。虽然优美的湖光山色可供人游赏，使人快乐，感情受到陶冶，却又带来了使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使百年南渡”四句，以“使”字领承上文，从其因果关系中，写出无数英雄豪杰沉溺在这种繁华、“佳丽”的欢乐之中，意志消沉，不图奋进，平生的豪情壮志，早已消磨在享乐之中，最后导致被元人灭亡的悲惨结局。这种倒退的历史现象，该是多么令人沉痛。作者借咏西湖风光，站在政治斗争的高度，总结出一条南宋亡国的历史教训。这激起人们的深思，也表达作者对南宋王朝政治腐败的愤恨。
换头两句由怀古转入伤今。作者面对亡国现实，用“可惜”二字领起，显得心情更为悲痛。接着用反诘语调提出“藉何人雪当年耻”，希望能有人出来扭转乾坤。下文“登临形胜”三句，一方面将上片的怀古与下片的伤今联成一气；另一方面又用“发挥英气”将感伤古今陡然煞住，为后面拓展新的词境留下余地。作者面对西湖奇景忽发奇想，“力士推山”三句便表达他的强烈愿望。过去西湖被称作“销金锅”，达官贵人和地主豪绅在此寻欢作乐，把美丽的西湖搞得乌烟气。因此作者热烈期望能有オ人出来“推山”、“移水”，铲除这块土地上集聚的罪恶，把它改造成农桑之地为群众造福。此用浪漫主义手法，寄希望于力士神和天吴海神能为现实服务，把热烈的追求变成超现实的神力，充分表达作者对高尚理想的向往之情。不仅如此，在结尾三句又遥应“藉何人雪当年耻”再作一设想，将满腔悲愤化为大自然的伟力。还要借钱塘江潮荡涤污浊，用潮水洗尽岳飞的冤屈泪，彻底为岳飞报仇雪耻。表现出他对真正抗金的民族英雄的崇敬，也希望岳飞式的英雄出来报国雪耻；而对那些忘却平生志的“一时豪杰”，又是鲜明的对照和嘲讽。在此，作者爱谁、恨谁，颂扬什么、抨击什么，政治态度是很明朗的，充分体现了他的正义感。以上六句写得气势磅礴，激荡人心，也深刻地揭示了主题，是全词的精华所在。
全词由怀古到伤今，由现实到幻想，层层推进，最后露出精华部分，以幻想点题，用心良苦，立意不凡。
《愚溪对》是《愚溪诗序》的姊妹篇。文中通过虚拟的梦境，假托作者与愚溪之神的对话，曲折淋漓地发泄了对黑白颠倒、智愚不分的现实的愤慨之情，写愚溪的遭遇，实质上就是写作者自己的遭遇。文章笔墨恣肆而条理分明，诙谐戏谑而寓意深长，有声有色有神韵。
《愚溪对》通过溪神对作者“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的强加之名予以抗议：“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则不但强调了愚溪的审美功能，而且还指出它可以浇灌田圃、承载方舟。而愚溪的用途实在是喻指自己可为世用的才能。年轻时的柳宗元，才华横溢，意气风发。韩愈说他：“俊杰廉悍，议论证据古今，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交。”可见其才华高绝。永贞末年担任集贤殿书院正字，积极关心时政，写下《辨侵伐论》《晋文公问守原议》《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等文，抨击宦官干政，对处理藩镇问题提出具体建议。在担任御史里行及礼部员外郎期间，更是革新派的中坚力量，写下了“密切涉及朝政的文章，如《时令论》《断刑论》《守道论》《六逆论》等”，为永贞革新作了理论上鼓动宣传。可见愚溪的实用性能，正是自己“利安元元”才能的象征。即使长期被贬，失去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机会，也尽其所能著书立说，使“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表现出泽披后世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愚溪是柳宗元青年时期精进和杰出才能的象征，是中年负屈衔冤贬谪遐荒的寓言，是作者谪后俊洁人格的形象写照，同时也是自我反思悲愤郁结的精神结晶。不独如此，在愚溪意象背后还潜伏着柳宗元意识深处的某种品性特质。
古代以“愚”名人，皆事出有因。如孔子云：“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里的愚，是“装傻”。杜甫说：“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也有“傻”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意味。但柳宗元笔下的“愚溪”不同，它本名冉溪或染溪，跟“愚”“智”本毫无瓜葛，这是柳宗元元和五年从龙兴寺乔迁冉溪后将其强行改名的，也许作者觉得这种强作解人的做法过于勉强，于是“名愚溪而居”五日后又作《愚溪对》，通过梦中与溪神的对话予以辩驳解释，最后使溪神无言以对并深受感动：“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梦实际上反映了柳宗元内心深处理性认识与感性情感的矛盾碰撞和思想交锋。从常情而论，溪水清美利物，又能给作者以美的享受与精神慰藉，确实不能以“愚”目之。但柳宗元悲愤郁结，积蓄太久无以宣泄而又深爱冉溪，正如《愚溪对》中所说：“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故只能将冉溪冠以愚名以浇心中垒块，抒千载之不平。这就是在作《愚溪诗序》后又作《愚溪对》的良苦用心。
在《愚溪诗序》中，作者更将所遇到的溪、丘、泉、沟、池、堂、亭、岛统统冠以“愚”名，先说它们“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予”，进而申言：“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这种看似平静的正话反说，正深刻地透露出作者对混浊世事的强烈不满。
意象创生是主体意向性的产物。当代美学家叶朗指出：“艺术家在感受自然和生活时，必须有而且一定有一个预在的意向性结构，它决定了艺术家感受的方向、向度和敏感性。如果说审美活动（无论是创作或欣赏）最终要营构一个意象，那么离开了审美主客体间的意向性结构，这种营构是不可能。”对意象的创生予以了现象美学上的解释。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作家在窥意象而运斤时，亦须充分考虑客观对应物的特性，做到“既随物以婉转,”“亦与心而徘徊。”这样才能主客和谐、融通无碍，否则意与象乖，则扞格难通。至于冉溪，柳宗元以意御物，强行类比，确实造成了艺术意象与现实情境的某种乖离。
但从审美效果来说，这是一种反常合道的不美之美，主客二体不和谐之和谐。而意与象乖，从时代审美风气来说，固然表现了元和年间“尚怪”的共同审美趋向，而从主体来说，则表达了柳宗元郁不自达的悲感情怀，体现了他“知其不可为之”的儒家执着精神。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披露了柳宗元被贬后在性格内转过程中某种偏执心态，体现了作者“天人相分”的哲学思想、以及“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审美观念所造成的某种潜在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