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首两句对仗,托出了“秋望”的题面。两句的角度不同,前句是望中的秋景,后句是秋望的所在地与望者的心情。但两者又是互为映发的,其间的维系就是一种悲秋的情调。先看前句。“千山落叶”是深秋常见的景象,而作者则强调其“瘦”的特征,且谓“岩岩瘦”,简直是嶙峋骨立。但同样的景象,前人也有“落木千山天远大”(黄庭坚《登快阁》)的感受,可见景语本身无不带有观察者的主观感情色彩。再看次句,“百尺危阑寸寸愁”,就明白地点出了“愁”的无处不在。这一句写的是人物的感想,登高望远,处处见山川萧瑟,时令肃杀,倚遍阑杆,始终心情黯然。“寸寸”二字,见出了伤愁的细腻多端,令人遐想。这样,前句的写景便成了愁意的外化,后句的言愁也有了物象的衬托,从追寻两者的联系来看,甚而会使读者产生望山的愁人也是“岩岩瘦”的联想:这就是词曲常用的“暗映”手法。
第三句补明了“百尺危阑寸寸愁”的主角形象,用语清疏,而同样弥漫着哀怨悱恻的气氛。“晚妆楼”显示了主人公是一名年轻女子,“晚”虽是“妆”的修饰词,却同时有着时近黄昏的暗示意味。“晚妆楼”前着“独倚”二字,清楚地表明了她独守空闺的思妇身份,令人联想起“梳洗罢,独倚望江楼”(温庭筠《望江南》)、“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李白《菩萨蛮》)等前人诗词的意境。全句是一幅人物剪影,更是画龙点睛之笔。它回应并揭示了前两句的句外之旨,使读者恍然理解了她登楼远望、倚遍危阑的真正用心是在于怀人,而不只是悲秋。
结尾二句毫不松懈,将“秋望”的哀怨之意推到了十分。“楼外柳”是女子引领注视所在,既然“千山落叶”,柳叶“不禁秋”自是意料中事。但古人又常以柳喻女子眉,所谓“人言柳叶似愁眉”、“芙蓉如面柳如眉”,则末句的“眉暗不禁秋”就成了巧妙的双关。“瘦”、“愁”、“独倚”、“不禁秋”,至此便传神地完成了女子本身形象的写照。
古人有“词密曲疏”的说法,其实在宋词的小令中,也常以清疏之笔收韵远隽永之效。这支散曲小令就绰有宋词的韵味。
1、意象宏阔:唐代边塞诗多有从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的特色,本诗也不例外。比如像“塞下长驱汗血马,云中恒闭玉门关”、“阴山瀚海千万里”、“塞沙飞淅沥,遥裔连穷碛”等句,都写得气势磅礴。
2、对仗精美:本诗虽是七言歌行体,但其中有不少的句子运用律句的特色,声韵上讲究平仄相对,对仗也工整巧妙。如:“羽林练士拭金甲,将军校战出玉堂”、“玄漠云平初合阵,西山月出闻鸣镝”、“杨叶楼中不寄书,莲花剑上空流血”等等,都使诗句显得有堂堂之阵、正正之师般的整饬气象。
3、铁血柔情:此诗主旋律是雄壮慷慨的,但并非一味地心如铁石,毫无亲情、爱情可言。本诗从“杨叶楼中不寄书”(杨叶楼,应指征人妻子所居之楼)开始,转入柔情款款、音韵轻柔舒缓的另一个乐章,词语也清丽起来,像“杨叶楼”、“莲花剑”、“海外明月”、“天边落花”等,一下子就将人们的思绪带到那渴望已久的家乡,想起那楼头窗前终日翘首凝望的红颜佳人。
4、基调昂扬:此诗作为盛唐的边塞诗,透出一股立功立业的高昂之气,虽然战事艰苦凶险――“塞沙飞淅沥,遥裔连穷碛”、“城南百战多苦辛,路傍死卧黄沙人”,虽然思乡思亲情切――“归心海外见明月,别思天边梦落花”、“杨叶楼中不寄书,莲花剑上空流血”,但是众将士抱着“匈奴未灭不言家”的决心和斗志,不把敌虏首脑打得投降(单于系颈)不罢休,这句“欲令塞上无干戚,会待单于系颈时”,说得相当豪迈,和李白诗“不破楼兰终不还”的精神是一致的,都反映了盛唐当年那种“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气概。
这首诗用典较多,害得江湖夜雨搬来辞源,找了半天,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首诗的传播。注意该诗中好多典故并非实指,比如“燕然石”、“稽洛川”等,并非是唐朝当时作战的地方,这里只是借用汉代典故而已。这些典故,对于唐代的读书人来说,是大家熟知的事情,并非生僻之词,只是流传到我们今天,就并非人人都一目了然了。
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全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