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诗三章，前两章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说苕华盛开，一片黄色，叶子青青，沃若葱茏。这两句诗人以所见苕的花、叶起兴，苕叶青花黄，充满生机，而荒年的人民呢，却难以为生。诗人由联想导入感慨，两章诗的结尾两句即是所感。诗人痛心身处荒年，人们在饥饿中挣扎，九死一生，难有活路，反不其苕一类植物，活得自在，生命旺盛。为此，他心里忧伤不已，竟至于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天地之下，本以人为贵，今反而羡慕无知觉的植物，乃至说出“不其无生”的话，实在悲哉痛哉，愤极恨极。
前两章尽管诗人感情激切，难以压抑的忧愤，几其烈火喷射而出，但是这一忧愤产生的原因，还是隐含在比兴之中，到第三章才加以揭示。“牂羊”两句确其清方玉润所说“造语甚奇”（《诗经原始》）。正因为“奇”，所以旧说纷纭，多不得要领。其实这是诗人诉说忧愤的原因，意思是说：荒年无物可食，宰母羊吧，可是它瘦弱得只剩下一个大头；打鱼吧，水中捕鱼的竹器中只有星光不见鱼。最后两句“人可以食，鲜可以饱”是最沉痛的呼号，人吃人，同类相残，本已惨绝人寰，可是此诗却说，即使人可以吃，而剩下的人已经很少了，而且还可以想见，吃草的羊都已瘦得无肉可吃，何况饥饿已久的人呢。不消说个个枯瘦其柴，就是把这为数不多的人全吃了，也难以饱肚子的。说得何等毛骨悚然，把惨景更推进了一步，较之唐人所写的“足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白居易《轻肥》）的诗句更加怵目惊心，不忍卒读。对于这两句话王照圆还特地记下她闻见的一段事实，加以印证，其文说：“东省乙巳、丙午三四年，数百里赤地不毛，人皆相食。鬻男卖女者，廉其价不得售，率枕藉而死。目所亲睹，读此诗为之太息弥日。”并自注云：“巳、午间，山左人相食。默人与其兄鹤岚先生谈诗及此篇，乃曰：‘人可以食’，食人也；‘鲜可以饱’，人瘦也。此言绝痛，附记于此。”可见，此诗所反映的周代残酷的社会现实与人民苦难，在长期封建社会里是具有普遍性的，这充分显示了《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力量。
词题为“送春”，词人感叹春色、春事，实际上是借以哀伤宋朝故国的沦亡，全词即围绕这一题意展开。
上阕前三句以“春汝归欤”发问，向读者展现出春将归去的场景：风雨蔽江，烟尘暗天，春天像一个要归家的行客，即将远去。词人面对春天的归去，心有不甘，因此小心询问：春天你真的要走吗？然而春天不顾词人的留恋，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走时风雨交加，百花凋零，烟雾漫天，一片凄然。那么春天究竟能走向哪里呢？词人从东、南、西、北四个空间方位将春天可能走的方向一一呈现：北有险关挡道，南有旷漠阻隔，东至江浙，西到八百里秦川，到处都是芳草遮渡口，飞花塞道路，春想归去，却无家可归。所幸的是还有一个蓬壶仙岛，可以小居百年。那么，既然四处无路，词人为何冒出一句“小为蓬壶借百年”呢？原来，这一句正是喻指北宋灭亡、宋室南渡，偏处江南一隅的上百年历史。通过此句隐喻，整首词借伤春、送春、问春来寄托哀悼北宋南迁，终致南宋灭亡的主旨便愈见清晰。之后，“江南好，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的问春，也就有了着落。南宋朝廷偏安江南，置北方失地于不顾，肯定是认为“江南好”。但是，既然“江南好”，缘何仅寄居百年就匆匆离去了呢？这“问夫君”，字面上看是女子问丈夫，但这“君”，实际上正是指南宋的最高统治者。词人深责南宋当政者不思进取，全无志气，自甘沉溺江南l临安这个洞天福地，最终致江南国土尽失。“问夫君何事，不少留连”一问，问得尖锐、深刻而又满怀沉痛和哀伤。
下阕则集中写南宋灭亡后让人“堪怜”的春色。这“江南正是堪怜”与上阕“江南好”形成对比反差。“但满眼杨花化白毡”，表面上言春色已尽，实际上在词人眼中，这如同大地披丧服，处处寄寓着作者为故国沦亡的哀悼之情。接下来“看"字引领的四句，描述南宋宫廷如今长满野草，蜜蜂和蝴蝶在昔日的帝王台上飞舞。故国何以如此，词人没有正面作答，但在字里行间却埋藏着词人那颗被压抑的对故国眷念的赤子爱国之心。在这颗跳动的赤诚之心上，既淤积着痛恨宋朝君臣无能的愤懑，又弥漫着个人无能为力的痛楚。情已至此，词人干脆抛开前面的比兴象征，直接宣泄自己迷茫彷徨的忧伤：“我已无家，君归何里？中路徘徊七宝鞭。”春色已尽，国运到头。词人犹豫徘徊感到前途渺茫，即使握有七彩珍宝做的马鞭又能怎样，难道还能使时光倒流？春天重回，国运复振？一切都晚了，一切复兴赵宋王朝的梦想都是枉然。全词在“风回处，寄一声珍重，两地潸然”三句后戛然而止。国家虽已败亡，但词人仍眷恋于故国不愿离去。在一声珍重的问候中，将词人对故国的眷恋融会其中，真是语短情长，令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