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鬻海歌》可分为三段。第一段从开头“鬻海之民何所营”至“牢盆鬻就汝输征”是写住在盐场的人们，没有养蚕织布和从事农业劳动的条件，经济生活来源无着，只好从事熬盐生产。
第二段从“年年春夏潮盈浦”至“虽作人形俱菜色”。这一段，全面地反映了熬盐的人们艰难的劳动和痛苦的生活。这一段又可分三小段。第一小段从开头至“才得波涛变成雪”，是写熬盐的整个劳动过程，每年等到春夏的潮水退去以后，就把含有盐分的泥刮起来堆起来。经过风吹日晒，又把它“灌潮波塯成卤”，一方面要把这种盐卤的咸味调的浓厚得当，一面又要到有野兽的深山里去采木柴，早出晚归，有了木料，才能“投入巨灶炎炎热”，好不容易才把食盐制造好。第二小段，是“自从潴卤至飞霜”至“一缗往往十缗偿”。这四句写他们受到严重剥削，因为他们穷苦，在盐生产出来以前，他们靠借债过活，可是等到他们生产出盐秤入官中时，原来借一千钱现在却要用一万钱来偿还了。第三小段，从“周而复始无休息”至“虽作人形俱菜色”，写一年一年地这样周而复始地过去，官租和私租轮流地逼迫着他们，只得驱妻逐子也去拼命地劳动，但还是应付不了，而过度的劳动和饥寒交迫的生活却使他们一个个地变得面黄肌瘦了。
第三段从“鬻海之民何苦辛”至“化作夏商周时节”，这里作者对盐户的痛苦生活表示深切的同情，同时希望停止战争，罢免重税，皇帝和宰相以仁慈治理国家，使社会恢复的“三代之治”。
《鬻海歌》的最大特点是对于盐户痛苦生活的描写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作者全面地具体地描绘了熬盐的整个生产劳动过程，又全面地写出了他们所受的多方面的压迫。这首诗是这些亭户的悲惨生活的反映，是对于残酷的剥削制度的血泪的控诉。诗的末尾表达了作者对这悲惨的一群的深切同情。他所希望实现的恢复“三代之治”的善良感情，在当时阶极对立社会中，无非是乌托邦的梦想。但是，他这种思想感情却是真实地代表了劳动人民的愿望的。《鬻海歌》比起柳永的许多词的价值要高得多，因为作者了熟悉这些劳动人民的生活，真实地描绘了他们凄凉的生活情景，以充满同情的笔为他们的痛苦呼吁，跟他那些只描写个人生活际遇的词比起来，意义和价值当然要大得多。
《鬻海歌》中对盐民的深重灾难和灾难的根源揭示得相当深刻具体，表现出对盐民的深切同情。诗中的盐民之苦与自居易的《卖炭翁》中老翁之苦很相似，他们都是经历过常人难以想像的辛勤劳动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温饱，但结果却都是被官家掳去。这种深重的灾难主要是统治阶层的巧取豪夺带来的。海边的盐民们从春到夏，靠借债过日子，晒盐煮盐，还有深山中豺狼虎豹所带来的生命之忧。按理说，人们在面对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首先想到的是躲避，但他们却是“豹踪虎迹不敢避”。当然不是因为不畏惧，而是像柳宗元《捕蛇者说》中的那位捕蛇者，除了自然界的威胁外，还有“猛于虎”的“苛政”。盐民还有捕蛇者“官租未了私租逼”的不幸周而复始，而这“一缗往往十缗偿”的私租，与常年未了的官租相结合，带给盐民的自然是无穷无尽的苦难。
《鬻海歌》继承了《诗经》和汉魏乐府的现实主义的传统，表现前代诗人很少涉及的盐民生活，把制盐的过程写得详细真切。不是亲自去了解，不可能有如此效果。结尾的议论，与白居易新乐府的“卒章显其志”的模式相近，但在表达时更为婉曲，是从正面表达自己的愿望，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钱钟书先生说，该诗和王冕的《伤亭户》是宋元两代“写盐民生活最痛切的两首诗”（《宋诗选注》）。
上阕“山寺微茫背夕曛”，如认为确有此山、确有此寺，而欲指某山、某寺以实之，则误矣。此词前片三句，但标举一崇高幽美而渺茫之境界耳。近代西洋文艺有所谓象征主义者，静安先生之作殆近之焉。我国旧诗旧词中，拟喻之作虽多，而象征之作则极少。所谓拟喻者，大别之约有三类：其一曰以物拟人，如吴文英《浣溪沙》词“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杜牧《赠别》诗“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是以物拟人者也：其二曰以物拟物，如东坡《永遇乐》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端己《菩萨蛮》词“琵琶金翠羽，弦上黄莺语”，是以物拟物者也；其三曰以人托物，屈子《离骚》“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骆宾王《在狱咏蝉》诗“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以人托物者也。要之，此三种皆于虚拟之中仍不免写实之意也。至若其以假造之景象，表抽象之观念，以显示人生、宗教，或道德、哲学，某种深邃之义理者，则近于西洋之象征主义矣。此于古人之作中，颇难觅得例证。《珠玉词》之《浣溪沙》“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六一词》之《玉楼春》“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东风容易别”，殆近之矣。以其颇有人生哲理存乎其间也。然而此在晏、欧诸公，殆不过偶尔自然之流露，而非有心用意之作也。正如静安先生《人间词话》所云：“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而静安先生之词，则思深意苦，故其所作多为有心用意之作。樊志厚《人间词甲稿序》云：“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此序人言是静安先生自作而托名樊志厚者，即使不然，而其序言亦必深为静安先生所印可者也。“山寺微茫”一起四字，便引人抬眼望向半天高处，显示一极崇高渺茫之境，复益之以“背夕曛”，乃更增加无限要渺幽微之感。黄仲则《都门秋思》有句云“夕阳劝客登楼去”，于四野苍茫之中，而举目遥见高峰层楼之上独留此一片夕阳，发出无限之诱惑，令人兴攀跻之念，故曰“劝客登楼去”，此一“劝”字固极妙也。静安词之“夕曛”，较仲则所云“夕阳”者其时间当更为晏晚，而其光色亦当更为黯淡，然其为诱惑，则或更有过之。常人贵远而贱近，每于其所愈不能知、愈不可得者，则其渴慕之心亦愈切。故静安先生不曰“对”夕曛，而曰“背夕曛”，乃益更增人之遐思幽想也。人于此尘杂烦乱之生活中，恍惚焉一瞥哲理之灵光，而此灵光又复渺远幽微如不可即，则其对人之诱惑为何如，静安先生盖尝深受西洋叔本华悲观哲学之影响，以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一欲既终，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锄静安先生既觉人生之苦痛如斯，是其研究哲学，盖欲于其中觅一解脱之道者也。然而静安先生在《静庵文集续编·自序二》中又云：“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然则是此哲理之灵光虽惚若可以瞥见，而终不可以求得者也。故曰：“鸟飞不到半山昏。”人力薄弱，竟可奈何，然而人对彼一境界之向往，彼一境界对人之吸引，仍在在足以动摇人心。有磬声焉，其音孤寂，而揭响遏云，入乎耳，动乎心，虽欲不向往，而其吸引之力有不可拒者焉，故曰“上方孤磐定行云”也。
于是而思试一攀跻之焉，因而下阕乃有“试上高峰窥皓月”之言。曰“试上”，则未曾真筒到达也可知；曰“窥”，则未曾真筒察见也可想。然则此一“试上”之间，有多少努力，多少苦痛。此又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一文所云：“有能除去此二者（按指苦痛与倦厌），吾人谓之日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故苦痛而无回复之快乐者有之矣，未有快乐而不先之或继之以苦痛者也。”（按：此实叔本华之说）是其“试上高峰”原思求解脱、求快乐，而其“试上”之努力固已为一种痛苦矣。且其痛苦尚不止此。盖吾辈凡人，固无时刻不为此尘网所牢笼，深溺于生活之大欲中，而不克自拔，亦正如静安先生在《红楼梦评论》中所云：“于解脱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犹时时起而与之相抗。”夫如是，固终不免于“偶开天眼觑红尘”也。已知其“偶开”必由此不能自己、不克自主之一念耳。陈鸿《长恨歌传》云：“由此一念，又不得居此，复堕下界，且结后缘。”而人生竞不能制此一念之动，则前所云“试上高峰”者，乃弥增人之艰辛痛苦之感矣。窃以为前一句之“窥”，有欲求见而未全得见之憾；后一句之“觑”，有欲求无见而不能不见之悲。而结之日“可怜身是眼中人”，彼“眼中人”者何，固此尘世大欲中扰扰攘攘、忧患劳苦之众生也。夫彼众生虽忧患劳苦，而彼辈春梦方酣，固不暇自哀。此譬若人死后之尸骸，其腐朽靡烂乃全不自知，而今乃有一尸骸焉，独具清醒未死之官能，自视其腐朽，自感其靡烂，则其悲哀痛苦，所以自哀而哀人者，其深切当如何耶，于是此“可怜身是眼中人”一句，乃真有令人不忍卒读者矣。
在古代，人们十分珍视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卢照邻的《送二兄入蜀》就形象地表现了诗人与其兄弟之间深厚的手足亲情。
首句“关山客子路”，是向“二兄”说明前方路途遥远、山峦叠嶂、十分艰险，提醒亲人要多加珍重。古时由长安入蜀，必须经过秦岭太白山、青泥岭和大剑山、小剑山之间的一条栈道——剑门关。李白在《蜀道难》一诗中曾清晰描绘了蜀道的艰难：“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虽然剑阁有“天梯石栈相钩连”，却仍旧是“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最后不得不发出“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的叹息。
卢照邻这首诗没有细致刻绘，而用“关山”二字概括了蜀道上的艰险，与兄弟惜别的沉重心情却清晰可见。
次句“花柳帝王城”，是指“二兄”出发的地点——长安，繁华似锦，歌舞升华，一派繁华的景象。
这一句与首句形成鲜明对比。诗人以长安的“花柳”繁华反衬亲人在艰险的蜀道上将会碰到的孤苦、凄凉，着墨不多，感情却倍显深沉。
三、四句“此中一分手，相顾怜无声”，是抓取临分手时的瞬间情景的一个细节描写，将兄弟二人依依不舍相互牵挂的惜别情态刻划地细致入微，淋漓尽致。“相顾”二字将相互间情深意切的目光传神地刻绘了出来，一个“怜”字泻出了二人心中只有亲人间才会存在的滔滔挚爱之情，“无声”二字显示了不可名状的离别之恸，颇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意。
诗人在短短四句诗中能够由远及近地刻划双方的心灵，善于节制感情，平衡抑扬，在前两句的对仗中巧含对比的成份，使全诗感情异常深厚浓烈，跌宕起伏，令人感动。
作为抒写骨肉亲情和送别诗来说，《送二兄入蜀》或许并非最上乘之作，但却以其简洁质朴的诗风和语言有力地冲击了宫体诗的形式主义藩篱，给初唐诗坛带来了清新之气，也为后来的盛唐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