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基本用赋体，直接抒情，写的是要“留春”。上片首句慨叹人生短促而忧患良多，使人联想到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唯其如此，有志之士，更应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及时地进德修业。这就是“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的意思。《 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这里无非表现作者与杨子掞是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接下去是虚写，让意境更开阔、更深远。“胸中云梦”，其实就是胸中块垒，是一肚子牢骚、抑塞之气，这是一层意思。但又说“云梦”也不过象“蒂芥”，显得怀抱宽广，心情旷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看成小事一桩，这又是一层意思。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 子虚夸楚有 “云梦”，方九百里，有山有水……但乌有先生却夸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词中用这个典，是既承认自己胸中有“云梦”这样大的忧愤，又表示可以把它们看成“细故” (贾谊《鹏鸟赋》：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 )，视如等闲。这当然有矛盾。因此前结两句就提到哲理高度来认识：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这是用《庄子》上的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化为诗的语言就是说： 楚越虽为两国，存在矛盾，但就“同”的角度看，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肝胆同属一体，关系密切，但就“异”的角度看，也有矛盾和斗争( “风波”即不平，指矛盾、分歧)。这是一种哲理，一种思想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话。“肝胆有风波”不正暗指世上的风波险，行路难吗?
下片正面强调“成事在天” 而“谋事在人”，含有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应当及时地充实自己之意。“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也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作者似乎有意于此，但随即以“又恐”两字捩转。在“出世”还是“入世”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取后者，因此说恐怕“青春背我堂堂去”(唐薛能句。“堂堂”即公然地)，一事无成人渐老啊! 后结二句：“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点出本篇主旨。说秉烛夜游，就是要及时努力(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唯有这样才能留驻春天，不让美好的春光很快地过去。本篇虽用赋体，讲哲理，但不离形象思维，兼用象征比喻，因此毫无枯燥沉闷之感，相反颇觉真气洋溢，沁人心脾。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 的创始人。他推尊词体，与风骚诗赋同列;强调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他以治经方法说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而他的《茗柯词》正是他词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茗柯词》虽仅四十六首，但质量都较高，其基本主题是“感士不遇”，那种对于“春”天的憧憬、希冀和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痛苦、怅恨和怨诽之情。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广大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情。而在艺术表现上则正如陈廷焯所说 “既沉郁，又疏快”。在《白雨斋词话》中特别强调“沉郁”，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卷一)我们把这一段话去对照、鉴赏张惠言的词，包括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是会有所启发的。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人生百年才有多少时光啊，面对生命短促自古以来人们的感慨太多太多了。你应当为我击筑伴奏，我会为你放声高歌。我招手呼唤海边的鸥鸟，让它近来看一看我气吞云梦的心胸，里边到底有没有芥蒂呢？如果心胸旷达坦荡，遥远的楚国和越国也不算有什么距离；如果斤斤计较利害，紧密相连的肝和胆也会有隔阂。
人的寿命福禄为天之所授，无须刻意追求，应安然处之。世上有几人能像你我一样，忘怀尘世得失，心心相印，开怀畅饮，一醉方休。看到世间万事倏忽而过，又怕美好的时光白白流逝，像掷出的织布梭一样一去无回。我劝你夜晚也要点上灯烛读书，这样才能把不断流逝的美好青春留住。
注释
复几许：又有多少。
慷慨：感慨，感叹。
一何：多么。
海边鸥鸟：化用《列子》狎鸥之典。《列子·黄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沤（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表示人有了机心就不能被信任。
云梦：古代楚国的大泽。
蒂芥：很小的植物种子，比喻不能忘怀的小事。
近：近前。
如何：怎么样，有没有。
楚越：楚国和越国 。喻相距遥远。《庄子·德充符》：“ 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
等闲：寻常，不成问题。
风波：比喻嫌隙、隔阂。
婆娑：逍遥；闲散自得。
酡： 饮酒后脸色变红。
浮云：比喻世间万事。
堂堂：光明美好。
秉烛：手持灯烛。
为：为的是。
驻：停驻，这里用作使动，使……停留。
好春：美好的青春。
过：有两重含义，一是经过、经历义，谓年轻人正经历着青春时期。二是流过义，谓美好的青春时光正在不断流逝。
这首词基本用赋体，直接抒情，写的是要“留春”。上片首句慨叹人生短促而忧患良多，使人联想到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唯其如此，有志之士，更应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及时地进德修业。这就是“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的意思。《 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这里无非表现作者与杨子掞是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接下去是虚写，让意境更开阔、更深远。“胸中云梦”，其实就是胸中块垒，是一肚子牢骚、抑塞之气，这是一层意思。但又说“云梦”也不过象“蒂芥”，显得怀抱宽广，心情旷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看成小事一桩，这又是一层意思。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 子虚夸楚有 “云梦”，方九百里，有山有水……但乌有先生却夸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词中用这个典，是既承认自己胸中有“云梦”这样大的忧愤，又表示可以把它们看成“细故” (贾谊《鹏鸟赋》：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 )，视如等闲。这当然有矛盾。因此前结两句就提到哲理高度来认识：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这是用《庄子》上的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化为诗的语言就是说： 楚越虽为两国，存在矛盾，但就“同”的角度看，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肝胆同属一体，关系密切，但就“异”的角度看，也有矛盾和斗争( “风波”即不平，指矛盾、分歧)。这是一种哲理，一种思想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话。“肝胆有风波”不正暗指世上的风波险，行路难吗?
下片正面强调“成事在天” 而“谋事在人”，含有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应当及时地充实自己之意。“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也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作者似乎有意于此，但随即以“又恐”两字捩转。在“出世”还是“入世”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取后者，因此说恐怕“青春背我堂堂去”(唐薛能句。“堂堂”即公然地)，一事无成人渐老啊! 后结二句：“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点出本篇主旨。说秉烛夜游，就是要及时努力(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唯有这样才能留驻春天，不让美好的春光很快地过去。本篇虽用赋体，讲哲理，但不离形象思维，兼用象征比喻，因此毫无枯燥沉闷之感，相反颇觉真气洋溢，沁人心脾。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 的创始人。他推尊词体，与风骚诗赋同列;强调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他以治经方法说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而他的《茗柯词》正是他词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茗柯词》虽仅四十六首，但质量都较高，其基本主题是“感士不遇”，那种对于“春”天的憧憬、希冀和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痛苦、怅恨和怨诽之情。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广大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情。而在艺术表现上则正如陈廷焯所说 “既沉郁，又疏快”。在《白雨斋词话》中特别强调“沉郁”，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卷一)我们把这一段话去对照、鉴赏张惠言的词，包括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是会有所启发的。
第一首第三、四句“只看云断成飞雨，不道云从底处来”意思是人们只知道雨是从云的缝隙里落下，不知道云是哪里来的。其中“只看”“不道”反映出云腾致雨的现象人们经常可见，但虽是日常所见，却很少有人去追究云从何处来，所以这首诗揭示了人们对日常现象习以为常，少有追根求源的现象。“云断成飞雨”是人们日常所见的景象，“云从底处来”即云雨究竟从何而来是人们应该思考的问题，诗歌告诉我们人们只关注现象，却不深究其背后的实质，因此这首诗旨在告诉人们，无论修身处世还是治学力行，只有透过事物探究其根源本质，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深刻，人生才能有更大的收获的道理。
第二首写到汹涌的泉水劈开青翠的山峦呼啸出，飞流直下，断枝枯木没有任何存身之处，直到冲到平原地区，这泉水才变成一川青碧的江水，平静自在地缓缓流注。这里面通过“擘开”“吼奔”写出了泉水经过的艰险，最后又运用了“自萦回”，写出了经过千难万险的泉水变成了一川青碧的江水，平静自在地缓缓流注。所以第二首诗启示我们，事业的成就，在于奋斗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从修身处世方面讲，要达到澄澈的境界，就要经历千难万险，即使遇到艰难险阻，也要冲破阻碍，一路向前。
第三首小诗由叙而生感，因事而生议，体现了因小见大之意。首两句叙事：作者随着流水寻找溪水的源头，可是走到源头却又感到一片惘然。为什么呢?因为找不到源头之水又是从何而来。由此而引出第三句的感触：世界万物之源是很难找到的。这是唯心主义学派必然走入的死胡同。不过这里所指的万物之源是指程朱理学的宇宙观和伦理观，他们认为世界万物由太极而生，所谓“太极生二仪，二仪生四象，四象生万物”。那么，太极又是什么生的呢?是“无极”。“无极”又怎么样来的呢?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正如西方哲学家对人类的起源找不到答案时，便用“上帝创造了人类”来解释一样。正因为作者认为真正源头是永远找不到的，所以只能以“倚筇随处弄潺谖”自我安慰来结束了。
文章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反驳了世人关于“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文章开始，劈头便是一句反问：“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起笔突兀，超拔，发人深醒。接着，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上面那种观点，主要是因为世上流传的诗篇，多来自古代落拓文人所致。作者认为：大凡胸怀才学、抱负，而又不能在世上施展自己才能的士子，大多喜欢在山崖水滨放浪形骸，纵情漫游，借游山玩水以自遣，他们见到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的千姿百态，便刻意探究它们的奇特之处。这便是他们笔下的鱼木虫草、风云鸟兽逼真、传神的原因。这些诗人由于怀才不遇，心里郁积着忧愁和愤慨。因此能写出怨恨命运、讽刺时世的诗篇，倾诉出那些被贬斥到边远地区的官员和独守空房的妇女们的哀叹。抒写出人们难以述说的情感，因此境遇越是困顿，诗也就写得越好。作者在这里提出了诗“穷而后工”，“愈穷愈工”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本身，便是对那种“诗能穷人”传统观点的否定。那种“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说法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因果关系倒置了。作者的这一段议论，看似与梅圣俞无关，实际上是为下文作铺垫。因为只有摆正了穷与诗的关系，才能理解梅诗何以能工。这便是作者文章构思的高超之处。作者关于诗歌“穷而后工”的理论与司马迁的“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也是韩愈“不平则鸣”说的继承与发展。而欧阳文忠公所创的“穷而后工”一句，终成为千古不变的诗歌理论。
第二部分主要介绍诗人梅圣俞的生平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梅圣俞一生仕途困顿，多次考试都因受到考官的压制而不中，到了五十岁才接受聘书，作别人手下的幕僚。徒有满腹才学、抱负，却不能在事业上发挥出来。作者对此深感惋惜。这些是介绍梅圣俞其人。接着又由梅圣俞其人写到其诗。圣俞自幼练习作诗，还未成年，他的诗已经使长辈们为之惊奇。长大后又学习六经中的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因不能苟且迎合，博取时好，得不到世人的重视。因此世人只知梅诗，不知梅文。这里，作者是拿梅文作陪衬，反映出梅诗受到世人的重视和喜爱。当时不论是高明之士还是愚笨之徒，只要谈到诗，都要向梅圣俞请教，梅圣俞也乐意借此在诗中抒发自己的失意之情，因此他一生的创作，尤以诗歌为多。世人都知道梅公的大名，但却没有人肯将其推荐给皇帝。作者对此十分痛惜。宋仁宗时任宰相的王文康公曾赞叹梅诗“二百年无此作矣!”可见对梅诗了解很深，可是连他也没有向皇帝举荐圣俞。作者感叹圣俞的才学不为世用。不能为朝廷作歌功颂德、祭祀祖庙的诗歌，而只能写一些“虫鱼物类、羁愁感叹”的吟咏。世人只知道喜欢他的诗，却不知道穷困潦倒时间长了，诗人也会衰老。作者对诗人的困顿的境遇及其怀才不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对世人不知爱惜人才的状况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文章的第三部分主要交代了《梅圣俞诗集》的编撰经过。梅圣俞的诗写得很多，可是他自己并不爱惜，也不注意收集，倒是他的妻子的侄子担心诗作散佚，把他由洛阳迁到吴兴以来所写的诗作收集起来，编成十卷，作者自己一直十分喜爱圣俞的诗，因此收藏了这个诗集，并为它写了序。十五年后，圣俞病死在京城，作者前去凭吊，向家人索取他的诗篇，得到一千多篇遗稿，又将自己以前收藏的诗加在一起，从中选出六百多篇好的诗，编成十五卷。这就是《梅圣俞诗集》的成书过程。这是一篇诗序不可缺少的部分。关于梅诗的成就及特点，欧阳修在其《书梅圣俞稿后》、《六一诗话》等文中多次论及，所以仅在此处点一句：“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出”。表示梅诗特点很多，毋庸赘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品味。
全文是围绕“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层层展开的。首段批驳“诗人少达而多穷”的观点，是为了立起“诗穷而后工”的论点。二段梅圣俞一生的经历、遭遇以及他的诗文，是用具体事实说明：“穷而后工”的理论。第三段虽未明写“穷而后工”，但仍暗含着这层意思。正是因为“穷之久而将老”，圣俞才会“以疾卒于京师”，正是因为梅诗之工，作者才能“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并为之编撰诗集。欧阳修在本文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的观点，无疑是他对我国诗歌创作理论所作的杰出贡献之一。这充分体现出作者构思的精妙以及结构文章的技巧。作者在表现诗人诗工时，主要采用侧面烘托的方式，而不是着重正面表现。如以梅文“简古纯粹”来反映共诗之工，再用时人向其求诗，以及名人的赞语来衬托其诗工。这样灵活多样的表现手法使文章活泼、生动而不呆板。 [2]
作为一本诗集的序言。本文体现了“序”这一文体的应有内容要素：一是应交待成书的基本情况。文章的三、四段完成了这一任务。二是介绍作者及该书有关的思想、创作情况，述评其著作的主要特点。这是作序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故而本文的第二段用了较多的笔墨。三是要有作序者的主导思想，而且这主导思想要与该书及其作者密切相关，从而形成融贯全序乃至全书的灵魂。文章一开头就阐发的“穷而后工”思想，就起到了这一灵魂的作用。
此赋可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叙事写景和议论抒情。
第一部分以叙述人的口气，点出宜春苑的标志性建筑“曾宫”和特殊地貌：发源于南山的水流汇聚成的“曲江”。南望终南山、东驰小土山，西有河水弯曲向北，即为“石濑”之激流。同时，作者也描写了终南山的峰峦和深谷，以及从谷底涌出的泉水。而“曾宫”附近的曲江两岸，则是介于“平皋”和“深山”缓冲地带的丘陵，那里众树“蓊蓑”、竹林“榛榛”，真可谓青山绿水间的休闲胜地也。第一部分结尾句“弭节容与兮，历吊二世”既交代了作者“登陂陛之长阪”凭吊二世的荒冢的最终目的，又起到吊古而评人的顺接作用。
第二部分直接进入议论。作者用“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两句，明谈自己的感悟，实是对汉武帝的讽谏。紧接着用“呜乎”一语将情感递进了一层，批评秦二世在操守和德行方面存在的严重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可悲下场。最后，作者面对“二世”不能传到“万世”反而仅三年就没入荒丘时断言：秦二世的墓地“复邈绝而不齐”、其坟丘“弥久远而愈侏”其灵魂即使变为“罔阆而飞扬”“九天”也要“永逝”。至此，作者的情感也由可叹、可怜转到可悲。
全赋以乐景写哀情，感情凝重、议论精辟，实乃劝喻委婉的警帝良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