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赠白马王彪》一诗共分七章,表现了曹植恐怖、悲伤、痛恨和愤怒相互交织的复杂感情,深刻地揭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尖锐矛盾。
第一章共十句,写这次“会节气”结束之后启程返回封地的经过和心情。诗人在“承明庐”朝见了魏文帝曹丕之后,将要返回自己的封地鄄城。按曹植于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城侯,次年立为鄄城王。清晨从京都洛阳出发,傍晚经过了首阳山。这前四句都是过程的介绍。接着“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则寓有深意。说伊水、洛水既宽广又幽深,已经感到路途艰难。“欲济川无梁”竟然说过河无桥,更表明是难以克服的因难。作者瞻望前途,寸步难行。只好从水路“泛舟”,却又遇见“洪涛”,因而“怨彼东路长”:东归鄄城还有好长一段路呢!这个“怨”字,不止怨路,实际还包括怨人,怨曹丕和他的爪牙。“顾瞻恋城阙,引领情内伤”是在旅途的困苦之中回头再朝京城看了一眼,内心不是怀念曹丕,更不是留恋“会节气”的活动,而是想到了曹彰在洛阳暴死得不明不白,引起作者的极大悲愤,甚至恐怖,所以在伸着脖子遥望城阙时心情也是悲伤的。
第二章共八句,写归途中的困苦。诗人经过寥廓的太谷关,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接上章可知诗人弃舟登岸,走入山谷。不巧“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连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积水纵横流淌,行路和“泛舟”同样困难。这里路途难行,也隐喻处境危险。下文“中途绝无轨”和上文“欲济川无梁”一样,还是无路可走,这里可以体会出曹植身受的痛苦和威胁多么深重。水上有洪涛,山谷遇大雨,只好改道登上山坡,然而长长的斜坡直入云天,前面的路程辽远而又高峻。恰在此时马又得了玄黄的病。困难加剧,矛盾激化,东行归藩的路途竟然如此充满险阻,有如唐诗人李白《行路难三首》说的那样:“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隐约说明了曹植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不平。
第三章共十二句,开始直接抒发内心的悲愤,进入诗的核心部分。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作者还得骑着病马前进,说明当时诗人已失去自由,只能返回封地,没有其他选择。因此“我思郁以纡”,心中愁闷郁结。接着提出自己和亲密的弟弟曹彪不得团聚的问题:“亲爱在离居。”这点明了写这首诗的直接原因。途中派有监国使者灌均,灌均使他们弟兄“离居”。灌均其人,过去就曾经“奏植酒醉悖慢,劫胁使者”(《三国志》曹植本传)。如今曹植想在途中同曹彪互叙兄弟情谊,灌均竟然不准,因此曹植对他恨之人骨。把他比做鸱枭、豺狼、苍蝇。他们窃据要津,混淆黑白,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进谗言,说坏话,使得亲人之间都疏远了。这里当然有难言之隐和违心之论。由于当时的恶劣的政治环境和君臣名份的限制,诗人不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表露对曹丕的不满,而只能把满腔怒火烧向使他们“亲爱在离居”的监国使者灌均之流。诗人表面还要回护一下曹丕,好像曹丕对他们本来很好,是“谗巧令亲疏”的。“中更不克俱”是说中途才改变主意不让他们弟兄同行的,似乎说曹丕本来是没有明确让他们分路而行的。曹植的这种用心是清清楚楚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诗人受到这帮势利小人的胁迫,心情沮丧愤慨,一时想要重回京城,但“欲还绝无蹊”,没有退路,只能拉起绳在那里徘徊犹豫。
第四章十二句,诗人于路上触景生情,感物伤怀。曹植在路上徘徊,前途茫茫,自己不禁发问:但在这里又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呢?原来相思之情是无穷无尽的。“相思”指弟兄之间的关怀,也就是指他对曹彰的悼念和对曹彪的思念。在陷入相思的苦痛之中,又面对着秋风、寒蝉、萧条的原野和西匿的白日。秋风没有温暖,寒蝉发出哀鸣,一派肃杀凄清景色。此外“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更引起诗人的无限伤感。归鸟有林可赴,孤兽有群可归,鸟兽尚且各自寻求归宿,然而曹植本人却无路可走,无家可归,从而产生人不如物的感触,这就是“感物伤我怀”。最后只能“抚心长太息”,拍着胸脯长叹罢了,现实生活,没有前途和希望。
第五章共十四句,表现了曹植对曹彰暴死的哀悼和对人生的感慨。这章接触到写这首诗的根本原因。作者深知,叹息没有什么用。好像上天安排的命运故意和他作对。这种念头是由曹彰暴死引起的。根本不会料想到一母所生的兄弟,一道来到洛阳就突然死去了,落得“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曹彰如果死而有知,也会感到孤独寂寞的。其实这是作者当时的心境。曹彰之死,使曹植感到前途未卜,命运难料,不免产生兔死狐悲的颓丧情绪。曹彰突然间就死去,活着的人身体也渐渐衰弱下来。人生一世,只不过像早晨的露水那样,太阳出来一照就干了。而且进入晚年,时光流逝更快得惊人。诗人又自知不如金石长寿,只能叹息悲伤。曹植写作此诗时年龄不过32岁,正在有为的壮年,然而居然认为“年在桑榆间”,到了人生的暮年,这种反常的心理,是他对个人命运难以把握的反映。“人生如朝露”或“人命若朝霜”(曹植《送应氏二首》),为汉代末年士大夫中较为流行的思想。《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就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的诗句,但较之曹植的忧愤深广就显得肤浅得多了。
第六章共十二句,诗人以豪言壮语和曹彪互相慰勉。上一章诗表现的是由曹彰之死引起的悲愤,感人肺腑,催人落泪。然而一味沉湎于忧伤之中,于身无益,于事无补。曹植清醒地知道“心悲动我神”,因而毅然“弃置莫复陈”,不能陷入忧伤的深渊而不能自拔。诗人抖擞精神振作起来,用“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的豪言壮语和曹彪共勉。唐代诗人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是受了曹植的启发。情绪的由低沉而变得昂扬,使诗的情调也变得开朗豪迈了。下面“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何必同衾帱,然后展殷勤。忧思成疾疢,无乃儿女仁”是对曹彪的开导。告诉他:弟兄之间的情谊如果没有减弱,离得远了情份反倒会日益亲密。不一定要像后汉姜肱那样,和弟弟常常共被而眠才算表示深情。言外之意是说对这次途中没得同行不要介意。如果因此而得病,那就是失掉了大丈夫的气概而沉溺于儿女之情了。和上文所引的王勃诗中的“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是一个意思。话是这样说,但诗人还是不能从沉重的忧愤之中完全解脱出来,因此末二句“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情绪又急转直下,曹彰的暴死以及由此产生的兄弟残杀的恐怖阴影是永远不能忘怀和消除的。
最后的第七章共十二句,在赠诗惜别的情意之中,表示了诗人对天命的怀疑和对神仙的否定。作者后半生形同囚禁,动辄得咎,生活没有乐趣,前途没有希望。经过这次“会节气”和归国途中受到的刁难,使他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弟兄骨肉之间的权力之争的残酷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以前还认为命运不好,“天命与我违”;如今知道“天命信可疑”了。似乎意识到,他的遭遇,不是上天意志的安排,而是人世斗争的产物。至于神仙,更是骗人已久了。汉末建安时期,求仙之风很盛行,曹操的诗有一半是描写神仙世界的。曹植也有不少游仙题材的诗。略早于建安产生的《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里也有“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的抒写。曹植对神仙的虚无有所认识,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曹植感到“变故在斯须”,顷刻之间就会发生曹彰暴死的惨剧。那么,人生百年,谁能把握不了,曹丕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所以他说“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不然,和年青的兄弟分手是不会有诀别之感的。在这作者看来是生离死别的时刻,只能祝愿对方保重身体,并且互相祝福而已。诗人与白马王曹彪最后洒泪而别。
《赠白马王彪》一诗,直接反映的是曹植对曹丕手下的鹰犬爪牙的仇恨和愤慨,实际是对其兄曹丕对他们弟兄残酷迫害的抗议。
这首诗是继屈原《离骚》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首长篇抒情诗。诗的正文共80句,400字,篇幅之长,结构之巧,感情之深都是在古典文学作品中罕见的。全诗气魄宏伟,结构严谨。曹彰之死有如一个阴影笼罩全篇,由此构成的悲剧气氛,在序文和一、五、六、七各章里都反覆渲染,突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中间“欲济川无梁”,“中途绝无轨”,“欲还绝无蹊”的“三无”,把作者走投无路,进退失据,悲愤交加的境遇和心情联结起来,并使文气贯通,前后勾连,全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全诗结构的浑然一体,和各章之间运用辘轳体有密切的关系。辘轳体即修辞学里的“顶真格”,它要求行文在段与段或句与句之间用相同的字句相互衔接。古代《诗经》中的《大雅·文王》和《大雅·既醉》两篇;乐府诗《平陵东》、《西洲曲》都运用了这种形式。《赠白马王彪》除第一章和第二章没有使用辘轳体(《古诗源》把第一章和第二章视为一章)之外,其余各章都用了。如第二章的末句是“我马玄以黄”,第三章的首句就是“玄黄犹能进”;第三章的末句是“揽辔止踟蹰”,第四章的首句就是“踟蹰亦何留”,下皆仿此。这种手法能够使结构紧凑、段落分明而又便于人们记忆和传诵。
此诗抒情的方式也时有变化,有时直抒胸臆,有时却把抒情和叙事、写景结合起来。“伊洛广且深,欲济川无梁”,“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看起来是叙事,实际是抒情。第四章借景抒情,情景相生,发人深思,耐人寻味。诗中的寒蝉、归鸟、孤兽都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冷落空旷的秋季原野,也是当时诗人所处的政治环境的形象再现。
另外,恰当的比喻也是此诗的特色之一。作者把监国使者比之为“鸱枭”、“豺狼”和“苍蝇”,惟妙惟肖,入木三分。这些比喻不仅可以收到强烈的艺术效果,而且免于授人以柄。
此诗的开头便是“悲来乎,悲来乎”,直抒胸臆,这也是李白诗歌惯常的抒情艺术手法,如同《将进酒》开篇便是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磅礴气势营造了时光奔腾,人生易老的一个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正如李白所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在这场酒宴上,李白一开始就高叹“悲愁来了,悲愁来了”,也体现了李白诗歌中天真、率直的一面。钱钟书曾说“唐诗多以风情神韵擅长”,而“盛唐诗歌的气来、情来、神来,在李白的乐府诗歌和绝句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缪钺也说“唐诗之美在情辞”,唐诗以情胜。而李白诗中更是体现着一种放言无惮的天真和率性,很多诗句都是脱口而出,直言袒露,较少思虑避讳伪饰。
酒宴之上,“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于是一曲《悲来吟》,唱出了李白心中的那份孤独与寂寞,“悲来不吟斟不笑,天下无人知我心”,或许真的是“古来圣贤皆寂寞”,这位声振寰宇,名播华夏的歌者,此时此刻,寂寞的心境又有谁人能懂,此时的李白已经是步入了人生的晚年,曾经的理想抱负,曾经的万丈豪情,或许已经和那曾经的大唐盛世一起埋葬在那再也回不去的时光中,站在盛唐诗歌的顶峰,一身仙风道骨,潇洒不羁,也就注定了他“高处不胜寒”,龙擦拭土、御手调羹、贵妃研墨、力士脱靴,那曾经的一抹大唐风流也早已消散在落寞的心底。经历过安史之乱后,盛唐气象已衰。
但随之情感的格调有抑变扬,“琴鸣酒乐两相得,一杯不啻千钧金”,宴会氛围又重新转入热烈之中,这和《将进酒》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在情感格调上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情感的瞬间转变在李白的诗歌中也颇为常见,“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这便是李白性格的纯真,感情汪洋恣肆,随性而发,不为物惑,也正如葛晓音在《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中所说“唐人不像汉人那样拘于经学,也不想宋人那样精于思虑,唐代的时代性情是情感超过思理,在诗歌创作上也是如此”。同时在这里也看得出,“酒”在李白诗歌中的重要意义,他即使李白诗歌中精神寄托的一种意象,也是他挥洒万丈豪情的工具。李白最突出的一个艺术特征就是豪放洒脱,而酒便是这种性格不可缺少的陪衬品,使他冲破了清规戒律,任意挥洒,从而形成了酣畅恣肆,奔腾雄奇的艺术个性。“李白的诗歌个性主要凭借于他始终常见的日月风云、黄河沧海等雄伟壮阔的艺术境界,但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酒和月,成为他最重要的精神伴侣,也塑造了他‘诗仙’与‘狂客’形象”(林庚《唐诗综论》)。“酒”也是李白厌倦世俗后遁世的一种工具,因为他本生的儒道互补思想,也就决定了他在追求现实世界中建功立业的志向受阻后,转向游山问道,寄情山水。
第二段同样是以“悲来乎,悲来乎”起兴,来表达李白对富贵和生死的看法。“天虽长,地虽久”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而“金玉满堂应不守,富贵百年能几何”也同样是取自于《老子》上篇第九章:“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大意是:金玉满堂,不能长久。富贵而骄奢,自己招来祸患。在这里李白也明确表明了他的富贵观,就是儒家所谓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道家所谓的任性自然,并不去刻意的追求,就如同他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斟复来”(《将进酒》),他的浪漫洒脱心境也决定了他对金钱看得很淡,为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而宁愿用“五花马,千金裘”去“呼儿将出换美酒”,有人认为李白有种及时行乐的消极颓废思想,而这正是李白纯真率直性格的体现。道家崇无为而尚不争,作为有着“诗仙”之誉的李白当不会为这滚滚红尘中的俗物所裹足,他追求的是高蹈尘外的潇洒。
李白在对待生死问题明显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生死有命,顺其自然,虽然不否认早年李白也有过追求长生不老的想法,但此时的李白,已经是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在看尽了世事变化后,也对生命有了最本质的看法,“死生一度人皆有,孤猿坐啼坟上月”,正所谓“古今将相今何处,荒冢一方淹没了”(《红楼梦》中《好了歌》),不必去穷尽这死生的奥秘,不如“且须一尽杯中酒“来的洒脱快活。
而最后一段则可以看做是李白一生中理想与现实矛盾冲突的生动阐释。李白身负傲世才华,有身逢开元盛世,所以“盛唐士人积极入世、进取的人生态度,在李白身上被理想化了。李白是个功名心很强的人,有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但他既看不起白首死章句的儒生,不愿走科举入仕之路,又不愿从军边塞;而是寄希望于风云际会,始终幻想着‘平交王侯’、‘一匡天下’而‘立抵卿相’,建立盖世功业后功成身退,归隐江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李白本身的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也决定了他对功名伟业的追求,他一直仰慕着古代的鲁仲连、范蠡、郦食其等人,能够凭一己之力建立不世功勋。“而事实上他所面对的现实与他所仰慕的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所处的环境已经完全不同。”(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他的过于理想化的人生设计,在现实人生中当然要遭到失败。这使他常常陷于悲愤、不平、失望中。但由于他始终向往着这种理想,他有始终保持着自负、自信和豁达、昂扬的精神风貌,所以他会在“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穷途之下,发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慷慨之歌,李白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既然说“我独不得出”,又为什么说“大道如青天”,这正是盛唐时代中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它统一在这个时代中,也统一在李白身上。因而李白在感叹“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同时,竟又有“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的高亢歌唱,这也正是李白身上慷慨不平的完整解释。但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李白的诗歌波澜不惊、慷慨不平,发挥了建安时代‘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的浪漫主义传统,给盛唐诗歌带来了更高的发展,而这正代表了盛唐时代的精神力量。”(林庚《唐诗综论》)
此词描写了作者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岁月,通过今昔对比,反映了一位爱国志士的坎坷经历和不幸遭遇,表达了作者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愤不平之情。上片开头追忆作者昔日戎马疆场的意气风发,接写当年宏愿只能在梦中实现的失望;下片抒写敌人尚未消灭而英雄却已迟暮的感叹。全词格调苍凉悲壮,语言明白晓畅,用典自然,不着痕迹,不加雕饰,如叹如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开头两句,词人再现了往日壮志凌云,奔赴抗敌前线的勃勃英姿。“当年”,指1172年(乾道八年),在那时陆游来到南郑(今陕西汉中),投身到四川宣抚使王炎幕下。在前线,他曾亲自参加过对金兵的遭遇战。“觅封候”用班超投笔从戎、立功异域“以取封侯”的典故,写自己报效祖国,收拾旧河山的壮志。“自许封侯在万里”(《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一个“觅”字显出词人当年的自许、自负、自信的雄心和坚定执着的追求精神。“万里”与“匹马”形成空间形象上的强烈对比,匹马征万里,“壮岁从戎,曾是气吞残虏”(《谢池春·壮岁从戎》),呈现出一派卓荦不凡之气。“悲歌击筑,凭高酹酒”(《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呼鹰古垒,截虎平川”(《汉宫春·初自南郑来成都作》),那豪雄飞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至今历历在目,时时入梦,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强烈的愿望受到太多的压抑,积郁的情感只有在梦里才能得到宣泄。
“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州”,在南郑前线仅半年,陆游就被调离,从此关塞河防,只能时时在梦中达成愿望,而梦醒不知身何处,只有旧时貂州戎装,而且已是尘封色暗。一个“暗”字将岁月的流逝,人事的消磨,化作灰尘堆积之暗淡画面,心情饱含惆怅。
上片开头以“当年”二字楔入往日豪放军旅生活的回忆,声调高亢,“梦断”一转,形成一个强烈的情感落差,慷慨化为悲凉。至下片则进一步抒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跌入更深沉的浩叹,悲凉化为沉郁。
“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这三句步步紧逼,声调短促,说尽平生不得志。放眼西北,神州陆沉,残虏未扫;回首人生,流年暗度,两鬓已苍;沉思往事,雄心虽在,壮志难酬。“未”“先”“空”三字在承接比照中,流露出沉痛的感情,越转越深:人生自古谁不老?但逆胡尚未灭,功业尚未成,岁月已无多,这才迫切感到人“先”老之酸楚。“一事无成霜鬓侵”,一股悲凉渗透心头,人生老大矣。然而,即使天假数年,双鬓再青,也难以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事业。“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云外华山千仞,依旧无人问”。所以说,这忧国之泪只是“空”流,一个“空”字既写了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写了对君臣尽醉的偏安东南一隅的小朝廷的不满和愤慨。
“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最后三句总结一生,反省现实。“天山”代指抗敌前线,“沧洲”指闲居之地,“此生谁料”即“谁料此生”。词人没料到,自己的一生会不断地处在“心”与“身”的矛盾冲突中,他的心神驰于疆场,他的身却僵卧孤村,他看到了“铁马冰河”,但这只是在梦中,他的心灵高高扬起,飞到“天山”,他的身体却沉重地坠落在“沧洲”。“谁料”二字写出了往日的天真与此时的失望,“早岁那知世事艰”,“而今识尽愁滋味”,理想与现实是如此格格不入,无怪乎词人要声声浩叹。“心在天山,身老沧洲”两句作结,先扬后抑,形成一个大转折,词人犹如一心要搏击长空的苍鹰,却被折断羽翮,落到地上,在痛苦中呻吟。
陆游这首词,确实饱含着人生的秋意,但由于词人“身老沧洲”的感叹中包含了更多的历史内容,他的阑干老泪中融汇了对祖国炽热的感情,所以,词的情调体现出幽咽而又不失开阔深沉的特色,比一般仅仅抒写个人苦闷的作品显得更有力量,更为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