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全诗充满了劳动者对统治者的讽刺和对社会现实不公的斥责。三章诗重叠，意思相同，按照诗人情感发展的脉络可分为三层：
第一层写伐檀造车的艰苦劳动。头两句直叙其事，第三句转到描写抒情，这在《诗经》中是少见的。当伐木者把亲手砍下的檀树运到河边的时候，面对微波荡漾的清澈水流，不由得赞叹不已，大自然的美令人赏心悦目，也给这些伐木者带来了暂时的轻松与欢愉，然而这只是刹那间的感受而已。由于他们身负沉重压迫与剥削的枷锁，又很自然地从河水自由自在地流动，联想到自己成天从事繁重的劳动，没有一点自由，从而激起了他们心中的不平。
因此接着第二层便从眼下伐木造车想到还要替剥削者种庄稼和打猎，而这些收获物却全被占去，自己一无所有，愈想愈愤怒，愈无法压抑，忍不住提出了严厉责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第三层承此，进一步揭露剥削者不劳而获的寄生本质，巧妙地运用反语作结：“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对剥削者冷嘲热讽，点明了主题，抒发了蕴藏在胸中的反抗怒火。
此篇三章复沓，采用换韵反复咏叹的方式，不但有利地表达伐木者的反抗情绪，还在内容上起到补充的作用，如第二、三章“伐辐”“伐轮”部分，在点明了伐檀是为造车之用的同时，也暗示他们的劳动是无休止的。另外各章猎物名称的变换，也说明剥削者对猎取之物无论是兽是禽、是大是小，一概毫不客气地据为己有，表现了他们的贪婪本性。全诗直抒胸臆，叙事中饱含愤怒情感，不加任何渲染，增加了真实感与揭露的力量。另外诗的句式灵活多变，从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都有，纵横错落，或直陈，或反讽，也使感情得到了自由而充分的抒发，称得上是最早的杂言诗的典型。
这是三幅江边居民生活的速写。
第一首：日暮争渡
堤头酒旗相望，堤下船只密集，樯橹相连。“酒旗相望”写出了酒家之多，说明此地贸易往来频繁，可以想见这个江边码头是个人烟稠密、顾客云集的热闹所在；一面面酒旗在宽阔的大堤上迎风招展，给人一种强烈的感染力，富有世俗人情的生活气息。“堤下连樯堤上楼”寓有心于无心中，意象朴素，语言朴素，不见一点雕琢痕迹，大堤上乱中有序、一派生机的景象一下子呈现在眼前。前两句诗为读者展示了江南水乡风俗画的完整背景，这样写是为“日暮行人争渡急”张本的。
三、四两句，描摹近景，增强了画面感，画出了一幅生动逼真的江边晚渡图。“日暮行人争渡急”先点明时间，然后“争”“急”二字把江边居民忙于渡江的神情和急切的心理以简练的语言传达出来。诗人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揣度他人之心，却并没有直接刻画人心，而是在看似无心的客观景物描写中流露出来。“桨声幽轧满中流”一句状写景色，摹拟声音，不写人声的嘈杂，只用象声词“幽轧”两字，来突出桨声，写出了船只往来穿梭和船工的紧张劳作，把“争渡急”写足，意境与诗味俱佳，使人如有身临其境之感。
诗人很善于捕捉生活形象：酒旗、楼台、樯橹、争渡的人群、幽轧的桨声，动静相映，画面灵动，将诗情与画意揉在了一起，把诗当作有声画来描绘。但无论是画面还是其中情思，都突破了传统的景物描写窠臼，立意新颖、手法娴熟、笔调清丽自然，流淌出世俗人情的诗化美。
第二首：月夜对歌
重在描写长江两岸的风俗人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开头二句先将月夜对歌总写一笔：月照寒江，夜色中隔江相望，烟波渺茫。“烟波”二字，把迷蒙的夜色和入夜时的江景写得非常美。在静态的景色描绘之后，继而写出两岸长堤之上，行人络绎不绝，歌声此伏彼起，相和相应，打破了静夜的沉寂。这个场面是宏大的，气势是磅礴的。
他们唱的是什么歌，诗人用第三句作了概括：“《桃叶》传情《竹枝》怨”，都是巴山楚水人民爱唱的民歌。《桃叶歌》倾吐爱情，《竹枝词》诉说哀怨，可以想见，这歌声对遭贬谪、受打击的诗人来说，自然会惹动自身的“情”与“怨”的，这也是“含思宛转”之处。诗的结句高妙，极有意境。“水流无限月明多”是写眼前所见之景：流水和月光无穷无尽，契合江边和夜色。同时也是比喻，以流水和月光的无限来比喻歌中“情”与“怨”的无限，把歌唱者的感情形象化。这句诗是以视觉来写听觉的，流水与月光，既含流动之势，又具明丽之色，这是用眼可以看到的，是视觉的感受；但是优美、动人的歌曲也能给人灵动、流丽的艺术感受，两者（指视觉与听觉）能引起“通感”。这种描写创造了优美的艺术境界，产生了良好的美学效果。整首诗写景与抒情水乳交融，感情深沉真挚，景色优美动人。
第三首：酒家迎客
长堤缭绕，江水徘徊，堤上酒家，依次排开。余晖脉脉，杏帘飘飘，估客大船，落帆而来。这首诗绝弃雕饰，纯用白描，把码头的勃勃生机和船只的频繁来往，描绘得真实、生动、自然。
总而言之，这三首诗，形象鲜明，音调和谐，清新隽永，写景如画；有浓厚的乡土味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是刘禹锡学习民歌所取得的成果。
这首小令的题材和趣味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袒示了早期散曲的“俚曲”的胎记，其所表现出的风趣活泼，也是一目了然的。作者于煞有介事的交代背景后，安排了床上翻身、“压扁沈东阳”的可笑情节，可谓出奇制胜。“交颈效鸳鸯”、“锦被翻红浪”、“雨歇云收”等都是说唱文学中用得烂熟的文字，所谓“强作斯文语”，只要举一则明人模仿元人语言风格所作的《小桃红·西厢百咏》为例，就不难体会到这一点：“高烧银烛照红妆，低簇芙蓉帐。倒凤颠鸾那狂荡，喜洋洋，春生翠被翻红浪。”（《雨云欢会》）而“偌长偌大，偌粗偌胖”，那就更是百分之百的通俗口语。这一切诚如徐渭雨《南词叙录》中所说，“常言俗语，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喜剧情节和俚语俗言，可说是元代谐谑性散曲的两大要素。
中国戏剧源于俳优表演，因而带着特有的娱乐性。到了元代的杂剧，仍保留着净、丑的角色，插科打诨也成为元杂剧风味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种欣赏习惯，对元散曲应当说有直接的影响，致使谑乐也成为散曲的一项审美内容。散曲与杂剧互相间的交互、影响，注意的人不多，却是客观存雨的。
这首诗创作于作者得知白居易遭贬之后。此诗以景衬情，以景写情，叙事抒情，表现作者对白居易的一片殷殷之情。首句描写了自己所处之阴暗的背景，衬托出被贬谪又处于病中的作者心境的凄凉和痛苦；次句点明题意；第三句写当听说白居易被贬的消息时的情景，表现了诸多的意味；末句，凄凉的景色与凄凉的心境融恰为一，情调悲怆。全诗表达了作者知道好友被贬后极度震惊和心中的悲凉。
元稹贬谪他乡，又身患重病，心境本来就不佳。此时忽然听到挚友也蒙冤被贬，内心更是极度震惊，万般怨苦，满腹愁思一齐涌上心头。以这种悲凉的心境观景，一切景物也都变得阴沉昏暗了。于是，看到“灯”，觉得是失去光焰的“残灯”；连灯的阴影，也变成了“幢幢”——昏暗的摇曳不定的样子。“风”，本来是无所谓明暗的，而今却成了“暗风”。“窗”，本来无所谓寒热的，而今也成了“寒窗”。只因有了情的移入，情的照射，情的渗透，连风、雨、灯、窗都变得又“残”又“暗”又“寒”了。“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入寒窗”两句，既是景语，又是情语，是以哀景抒哀情，情与景融会一体、“妙合无垠”。
诗中“垂死病中惊坐起”一语，是传神之笔。白居易曾写有两句诗：“枕上忽惊起，颠倒着衣裳”，这是白居易在元稹初遭贬谪、前往江陵上任时写的，表现了他听到送信人敲门，迫不及待地想看到元稹来信的情状，十分传神。元稹此句也是如此。其中的“惊”，写出了“情”──当时震惊的感情；其中的“坐起”，则写出了“状”──当时震惊的模样。如果只写“情”不写“状”，不是“惊坐起”而是“吃一惊”，那恐怕就神气索然了。而“惊坐起”三字，正是惟妙惟肖地摹写出作者当时陡然一惊的神态。再加上“垂死病中”，进一步加强了感情的深度，使诗句也更加传神。既曰“垂死病中”，那么，“坐起”自然是很困难的。然而，作者却惊得“坐起”了，这样表明：震惊之巨，无异针刺；休戚相关，感同身受。元、白二人友谊之深，于此清晰可见。
此诗的中间两句是叙事言情，表现了作者在乍一听到这个不幸消息时的陡然一惊，语言朴实而感情强烈。诗的首尾两句是写景，形象地描绘了周围景物的暗淡凄凉，感情浓郁而深厚。
按照常规，在“垂死病中惊坐起”这句诗后，大概要来一句实写，表现“惊”的具体内涵。然而作者却偏偏来了个写景的诗句：“暗风吹雨入寒窗”。这样，“惊”的具体内涵就蕴含于景语之中，成为深藏不露、含蓄不尽的了。作者对白氏被贬一事究竟是惋惜，是愤懑，还是悲痛，全都没有说破，全都留给读者去领悟、想象和玩味了。
元稹这首诗所写的，只是听说好友被贬而陡然一惊的片刻，这无疑是一个“有包孕的片刻”，也就是说，是有千言万语和多种情绪涌上心头的片刻，是有巨大的蓄积和容量的片刻。作者写了这个“惊”的片刻而又对“惊”的内蕴不予点破，这就使全诗含蓄蕴藉，情深意浓，诗味隽永，耐人咀嚼。
这首诗用简练生动的语言，通过“残灯无焰”、“影幢幢”、“暗风吹雨”等一系列的凄凉景象的描写和气氛的烘托，充分表现了诗人对好友被贬的哀伤不平和凄苦的心情。白居易在江 州读诗后，深受感动。后来在《与元微之书》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