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就是终南山，也称中南山。它是长安南郊的名山。
韩愈好游奇山，务必穷其形胜而不顾性命（《国史补·卷中》）。所以，他笔下的《南山》诗雄奇恣肆，卓荦不凡。不仅如摄影家运用广角镜头，从各个方位、季节，摄取了南山种种奇景，而且能勾出山之神态，渗入诗人的遭遇、心情、意趣。
此为五言古诗，计一百另二韵，分三段。此诗先写作诗的起因，刻镂山形，铺排山势、描写景物；中间插叙贞元十九年被贬南方时经过南山的情景；最后总承，又从不同角度，说出南山朴拙而奇特的一面。此篇可说是融合汉赋铺张雕绘之工，又效法了杜甫五言大篇之体制，炫露文才，尚奇新，不忌夸饰。
第一段至“阴霰纵腾糅”，言远眺中的南山，千姿万态，瞬息异状，惹人游兴，炽烈。此段分三层。
首层至“茫昧非受授”，写终南山的地理位置。
自“团辞试提挈”至“顷刻异状候”为第二层，总状遥望中的终南山。诗人使用了大量的动词：“凑”、“出”、“碎”、“蒸”、“通透”、“飘簸”、“融”、“凝”、“露”、“浮”、“褰”，挥写云山变幻之态。日出云散，始睹峰峦脉纹如缕，密布若绣；云岚勃起，山踪忽隐，但见“澒洞一片，山岘岚渐稀，忽能透霭见山；流云时而“飘簸”，时而“平凝”，山峦也随之忽露忽沉，忽静忽动；岚卷峦“浮”，形如“脩眉”新绿；云消峰竖，似鹏喙浴海。诗人运用浮云在山间舒卷给人造成的错觉，使静谧之山跃跃欲“浮”，跃跃欲“褰”。其中“缕脉碎分绣”句工细，“蒸岚相澒洞，表里忽通透”句雄奇，“天空浮脩眉，浓绿画新就”句清新，’孤木掌有绝，海浴褰鹏噣”句奇恣。此后，分写四季山景：春山草木“吐深秀”，沁芬芳，即使“嵂崒”的岩峦，也“软弱”似醉；夏山被“荫郁”的丛林“埋覆”，能见的只是“夏云多奇峰”；秋天，草木凋零，“癯瘦”的峰锷直刺“宇宙”；冬季，冰雪“琢镂”“危峨”，在“新曦”映照下，山色分外妖娆。诗人以瘦硬之语句，勾勒南山季节性的特征，从中还可悟出一些人生的哲理：事物总在不断地变化，坚硬的岩石，也会显得“软弱”；横亘半空的名山也难免被“埋覆”；代表冬季的颜色是“幽墨”，但装扮它的却是洁白的冰雪等等。
“西南雄太白”以下写太白山是第三层。太白也称太乙，是终南山的主峰。写太白就是写终南。其中“朱维方烧日，阴霰纵腾糅”句与王维《终南山》“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作用相近，但风格迥异。韩愈写得飞扬雄奇，王维之句则雄浑平和。
自“昆明大池北”至“脱险逾避臭”是第二段。可分四层。
首层至“始得观览富”。其中“绵联穷俯视，倒侧困清沤”六句，写诗人取道昆明池，往游终南，一路俯瞰水中山影，不肯稍瞬；称山影“困”于池而不能尽见；嫌周围四十里的昆明池，小如“清沤”，均委婉透出诗人对终南山的一往深情。“微澜动水面，踊跃躁猱狖”，言风吹波起，山影破碎，状若猿猱躁跃：想象奇特，造句瘦劲，乃韩愈的当行本色。“仰喜呀不仆”，写出行近终南，仰观南山时的心情，语平直而意深邃，其气直贯“崎岖上轩昂”二句。
第二层至“欲进不可又”，写诗人中途迷路，未能遂登山之愿。其中“行行将遂穷”以下九句，描摹诗人爬山时的心理，相当出色。他在岭阜之间奔走，寻觅登山之路，恨不得将南山周围的峰峦全都搬走；甚至想请神话中的夸蛾、巨灵移山，又怕违拗造化本意，为雷电呵诟。诗以此数句，作一顿挫，盘旋蓄势，逗出“攀缘脱手足”以下七句，明写攀山之艰，暗示诗人游兴之浓。
自“因缘窥其湫”至“峙质能化贸”为第三层，着重写游湫。其中“林柯有脱叶，欲堕鸟惊救。争衔弯环飞，投弃急哺鷇”，以“弯环飞”，状群鸟贴湖回翔，能传其神情；而“救”、“争衔”、“投弃”数词，与前“阴兽”“神物”相应，为此幽靓之境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它与前层相映：一苦一乐，一张一弛，有相反相生之妙；而神话的运用和渲染，则为结句作诗酬神之意埋一伏笔。末四句，言诗人于归途“回睨”，不能忘情南山，逗出二次游山。
自“前年遭谴谪”以下为第四层。言诗人于谴谪途中，再次游南山，终因冰雪封路，沿途杉篁披冰，枝若“蒲苏（刀剑）”，干如“介胄”，只得怅而返。
“昨来逢清霁”起，至“蠢蠢骇不懋”为第三段前层。诗人于贬谪遐方之后，擢任京官，乘兴往游，直登峰巅，视野顿然开阔。往昔视为畏途的峻岭大阜，尽伏眼底，只如五色斑斓的带“皱”石堆。此后，即用五十一个“或”字句，十四个叠句，形容千山万壑的诸种态势。对此，历来赞扬者多，批评者少。批评集中在“味短”“辞费”上。其实，韩愈作此诗目的在于状南山胜景，在于“体物”。因此，吸收了《子虚》、《上林》赋的手法入诗，抓住山壑峰峦小异之处，尽力铺张雕绘。这，决不是“味短”、“辞费”，而是按照题材，选择诗体（方世举称《南山》是赋体）的结果，是“以文为诗”的范例。其中连用“或”字，远绍《小雅·北山》（有十二个“或”字句），近承陆机《文赋》（连用八个“或”字句），加以参差变化，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诗风。句中多用骈字、时杂拗句，复以险韵出之，如“或连若相从，或蹙若相斗”“或戾若仇雠；或密若婚媾”之类即是。诗以一句一喻为主，其间错落地杂以四句一喻和二句一喻，连用排比，仍富变化。句式多变，有“或×若××”式，也有“或××若×”、“或若×××”及“或××××”，多种句式交互使用。形象中时寓议论，如“或如帝王尊，丛集朝贱幼，虽亲不亵狎，虽远不悖谬”，末二句包孕着人际关系的哲理。又如“ 或前横若剥，或后断若姤”以卦象状山：剥卦“ ”，为“地下山上”之象，有“不利有所往”的象征。在形容山态时，言己目前身在峰顶的处境，隐寓处世之道。就全诗章法而言，第一段由远眺而逗游兴，第二段言二次游山，历尽艰危而游兴不减，经层层盘旋作势，引满待发之后，至此，连用五十一个排比句和十四叠句，犹如长江黄河之水，经上游山峡壅阻之后，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就笔法而言，最初自山下眺望，两次往游：一系俯视水中倒影，一乃近瞩山径风光；此则绝顶鸟瞰，角度不一，写法迥异。山本静物，但在韩愈笔下均具动态，且原因各不相同：第一段是云岚舒卷而造成山“动”的错觉，第二段是风吹水动，引起山影破碎躁动；此段则是诗人游目四骋而造成的错觉。撰如此长诗，而能一笔不复，尤见韩愈才力之雄。自“大哉立天地”以下为后层。言终南山奇神灵，故诗人作诗以酬。
程学恂说：“读《南山诗》，当如观《清明上河图》，须以静心闲眼，逐一审谛之，方识其尽物类之妙。又如食五侯鲭，须逐一咀嚼之，方知其极百味之变。”此评极是。
这篇散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长江汪洋诞漫，突出其“壮’’，与下文狭小的游鲦亭作一对比；第二段写兄之为人，突出其胸中之“壮”，本该有“壮者之乐”，这与下文的舍弃壮者之乐又成对比。以上两段，均为下文表现兄的品格作了铺垫。第三段写兄于方寸之中“反以为乐”，与王敦慷慨悲歌，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感相通；第四段是对前文的归结与收束，用对比、反问、反诘等手法，突出“壮”“勇”“乐”“适”等词语，文气流畅，笔调俊朗，感情充沛，面对困于位卑而怀浩然之心的“吾兄”，赞美是热烈而真诚的。
文章开篇，作者没有直接去记叙游鲦亭的情况，而是先记叙了长江的历史、起源及宏伟的气势。“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导江其一也”，首句先交待了长江的悠久历史及长江的起源，当然作者关于长江起源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显然是错误的，但当时的人就是这样认为的，对此不能苛求于古人。接下来的，“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汉沔，以输之海”几句，一方面交待了长江的流向及所经之地，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长江包容百川的气概。接着，作者正面描写了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观：“其为汪洋诞漫。蛟龙水物之所凭，风涛晦冥之变怪”。几句话就把长江那种汪洋浩瀚，放纵汗漫之势及其变幻莫测、奇特非凡的气派描写了出来。最后，作者用“壮哉！是为勇者之观也”作结，说明如此壮观的景象，正是勇武之士所喜欢观赏的。文章开篇似乎是文不对题，既然标题是《游鲦亭记》，但作者一笔也没有点到游鲦亭，反而大写与文题毫不相关的长江气势，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这正是该文不落俗套的高超之处，读者非读完全文，不能领悟作者的用意。
第二段主要介绍了游鲦亭主人，也即作者的同父异母兄欧阳昺（字晦叔）的抱负及境遇，同时作者也发表了对人生观的看法。首先作者以简炼的语言介绍了欧阳的为人及其抱负，称他“为人慷慨，喜义勇，而有大志、能读前史，识其盛衰之迹，听其言，豁如也”，由此可知游亭主人是一个胸怀大志、慷慨豁达、喜讲义勇、精通历史的有胆有识之士。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很不得意，长期在荆州担任地位卑下的小官，没有机会施展其才能，以致老大无所成就。故作者称其“困于位卑，无所用以老”，接下来的一句“然其胸中亦已壮哉”，说明欧阳昺虽身处因境，然而依然豁达、开朗、乐观、自信。这正是作者在全文中要表彰的那种随缘自适、随遇而安的超然物外的生活态度。
接着，作者举出了一个通常的现象“夫壮者之乐，非登崇高之邱，临万里之流，不足以为适”。这里所说的“壮者之乐”，照应了开篇所讲的勇者之观，所谓临万里之流”，就是要观赏开篇所描述的万里长江的宏伟景象。至此可以明白作者在开篇中铺叙长江气势的用意。然而游鲦亭主人的兴趣恰恰与之相反，他家居荆州，临近长江，却“舍汪洋诞漫壮哉勇者之所观，而方规地为池，方不数丈，治亭其上，反以为乐”，守着一汪方圆不过几丈的池塘，自以为乐，而不愿去观赏浩荡长江的宏伟景观。既然作者称他是身处困境“然其胸中亦已壮哉矣”，然而这还看不出来有勇者、壮者的乐趣。针对这些疑问，作者阐发了对什么是“真勇“的看法。作者认为，游鲦亭主人虽“困于位卑”，然每日“击壶而歌”“解衣而饮”，忘却人世间的高贵贫贱、荣辱毁誉，“陶乎不以江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困而浩然其心”，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才真正称得上心胸开阔，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才算是“真勇者”，显然，欧阳昺的处世态度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就曾主张对富贵，贫贱，得失，毁誉等容易引起人们苦恼的各种社会现象，最好采取忘却的态度，这样就能得到精神解脱。欧阳昺无疑向这个方向做了努力，因此他能不以官小为悲，“困于位卑”而能自得其乐。在作者看来，衡量勇与非勇，不能仅仅依据其是否喜欢“勇者之观”“壮者之乐”，关键在于视其能否“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达到超然物外的境界。
接着，作者点明了“游鲦亭”命名的原因。由于欧阳昺已经达到了“真勇者”的境界，因此在他看来：“方丈”水池虽小，然而水波粼粼，游鱼自由自在游动于其中，坐在亭中观赏，也很悠然自得。不必非要去观赏蛟龙出没、变化莫测的长江景象。身处其境，欧阳昺自然而然联想到《庄子·秋水篇》中的一段记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同时也联想到自己的境遇：久为荆州小吏，犹如池中之鱼，虽不能施展抱负，但却可以自得其乐，因此命名其亭为“游鲦亭”，作者借此叙述，一方面阐发了凉亭主人命名其亭的用意，另一方面对欧阳昺这种“知足常乐的人生观表示了充分的肯定。最后一句交待了这篇“记”体文章的写作时间及地点，为一般“记”体文的常则。
这篇小记，通过记叙游鲦亭主人的抱负、境遇及个人的兴趣，展现了主人“视富贵而不动，处卑因而浩然其心”的思想情怀，赞扬了那种不计荣辱、超然物外的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篇文章结构严谨、层次分明，前后照应，开篇别具匠心。《游鲦亭记》名为记亭，但通篇很少具体去描写游鲦亭本身及周围的景观，笔墨重点放在展现游鲦亭主人的思想情怀及阐发作者的见解上，这是其艺术特点之一，其次，作者还普于运用烘托对比的手法，开篇即竭力渲染长江的宏伟气势，其目的是为了衬托欧阳昺园池之局促，借以表达其不以汪洋为大，不以方丈为局豁达的人生态度。
淮夷在淮北，以徐国为主，故平淮夷也即《大雅·常武》所说之征徐国。因为此次伐淮夷，宣王亲征，驻于江汉之滨，召公的受命、誓师、率师出征俱在此，所以诗的前二章均以“江汉”为喻，借长江、汉水的宽阔水势，喻周天子大军浩浩荡荡的气势。也同样因为天子亲征，故曰“匪安匪游，淮夷来求”，“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意思是天子到此不是为了游乐，而是为了平定叛国。这几句前人未能明其深意，故或以为作为一个受命出征的大臣这样说有些多余。关于开头二句，王引之、陈奂都以为当作“江汉滔滔，武夫浮浮”，“浮浮”为众强之貌。这样与《风俗通义》引作“江汉陶陶”及《小雅·四月》“滔滔江汉”之语皆相合，其说颇为有理。
此诗着重颂扬宣王之德，不在纪事，故关于淮夷战事未作具体描述。伐淮夷在尹吉甫和南仲伐玁狁之后，故诗中以“经营四方”一句，概括南征北讨之事而带过。盖因与淮夷作战为召伯之事，召伯不能自己夸耀自己的武功。以下由“告成于王”引起对赏赐仪式特别是宣王册命之词的纪述。由“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可以看出一个打算有所作为的英明君主的雄才大略。由“文武受命，召公维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见其对朝廷老臣说话时恰如其分的谦虚和鼓励的语气，通过表彰召康公的业绩来表彰召伯虎，并激励他再建大功。第五、六章写宣王对召伯虎赏赐规格之高和召伯虎的感戴之情。全诗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国”作结，表现出中兴君臣的共同愿望。
诗中有些句子看似语意相似，其实却表现了不同的意思。如第一章“匪安匪游，淮夷来求”等，出于召伯之口，是说：宣王不求安乐，而勤劳于国事。第三章“匪疚匪棘，王国来极”，出于宣王之口，则是说：不是要给百姓造成骚扰，也不是急于事功，四方都必须以王朝政令为准，这是大事。第二章“四方既平，王国庶定；时靡有争，王心载宁”，同样表现了臣子对天子的体贴。而第三章“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则出之周王之口，体现着“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召伯虎救过太子静（宣王）的命，又扶其继位，辅佐宣王化解宗族矛盾，和合诸侯，平定外患，其功盖世。然而，正因为这样，他更要注重君臣之礼，以身作则地维护周朝统治阶级的宗法制度。这首诗就表现了老功臣的这样一种意识。
对这首诗主旨的解说，各家之见颇有差异。《毛诗序》云：“《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扬雄《博士箴》（《艺文类聚·职官部》引）云：“公刘挹行潦而浊乱斯清，官操其业，士执其经。”陈乔枞《鲁诗遗说考》以之为鲁诗之说。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三家以诗为公刘作，盖以戎狄浊乱之区而公刘居之，譬如行潦可谓浊矣，公刘挹而注之，则浊者不浊，清者自清。由公刘居豳之后，别田而养，立学以教，法度简易，人民相安，故亲之如父母。……其详则不得而闻矣。”其详既不得闻，三家诗之说的正误也就难以稽考了。而《毛诗序》之说，似乎更觉缥缈，此诗的文本自然有劝勉之意，但却很难讲有什么告戒之意。至于陈子展《诗经直解》所说“当是奴隶被迫自远地汲水者所作，此非奴才诗人之歌颂，而似奴隶歌手之讽刺”，似更迂远。相比较而言，高亨《诗经今注》所说“这是一首为周王或诸侯颂德的诗，集中歌颂他能爱人民，得到人民的拥护”，还是比较圆通的。
诗分三章，均从远处流潦之水起兴。流潦之水本来浑浊，且又处于远方，本来很容易被人弃之不用，但如能“挹彼注兹”，舀过来倒进自己的水缸，就可以用来蒸煮食物，洗濯酒器，成为有用之物。这正如远土之民，只要君王施以仁义，便自然可以使他们感恩戴德，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这里的关键是君王要有高尚敦厚的品德，真正成为“民之父母”。对此，方玉润有如下发挥：“此等诗总是欲在上之人当以父母斯民为心，盖必在上者有慈祥岂弟之念，而后在下者有亲附来归之诚。曰‘攸归’者，为民所归往也；日‘攸塈’者，为民所安息也。使君子不以‘父母’自居，外视其赤子，则小民又岂如赤子相依，乐从夫‘父母’？故词若褒美而意实劝戒。”（《诗经原始》）他说的“劝”意是可以感受到的，但他说的“戒”意是否真的存在于诗的文本中，令人怀疑，但从接受美学角度说，他的这种创造性“误读”还是很有意思的。
此诗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起兴，且重章叠句，反覆歌咏。由此也可以看出《国风》对《大雅》艺术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