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头两句写自己除夜孤单，有客来陪，自感十分快慰。中间四句回忆自己半生穷生，未老已衰。结尾两句与开首呼应，由于主客潦倒略同，同病相怜，于是一人吟诗，一人踏歌起舞。诗中体现了诗人不幸的遭遇和生苦的心境，也体现了诗人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诗作格律严整，对仗精彩，被清朝文人纪昀评价为：“神力完足，斐然高唱，不但五六佳也。”诗中第五、六句“发短生催白，颜衰酒借红”，被誉为名联。
“岁晚身何托？灯前客未空。”是说明亮的油灯前，客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喝酒猜拳。这些客人们大都已得到了一官半职，生活有了着落，所以他们是那样无忧无虑。而诗人这一年又过去了，依然像无根的浮萍，随风飘荡，无所依托。除夕之夜，本应合家团聚，可妻子儿女却在远方，难以相见；一年终了，诗人托身何处仍无结果，心中感到抑郁不平。
“半生忧患里，一梦有无中。”这一年，诗人已三十四岁。古人说：“三十而立。”而诗人的半辈子却在忧患中度过，虽有才华，却无处施展；虽有抱负，却无法实现，只好在梦中寻求理想，寻求安慰。可梦境和现实截然相反。“有”，是指梦境，“无”，是指现实。梦中，抱负有地方施展，理想有可能实现，还有欢笑、有团圆、有衣食、有房舍……应有尽有；而现实中却一无所有。
“发短生催白，颜衰酒借红。”是说严酷无情的现实粉碎了诗人美好的梦幻。眼见光阴流逝，生白了头。这里说“发短生催白”，他的头上不一定真有白发；说“颜衰酒借红”，他的颜面也不一定真的如此衰老。诗人这年才刚刚三十出头，在作于同年的《次韵答邢居实》中，诗人也说：“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王直方以为“元祐（指1086-1094）中多用老成”，所以苏轼、陈师道、秦观皆有“白发”句（《王直方诗话》）。诗人此写生催白发，酒助红颜，无非是表示生之深、心之苦罢了。杜甫、白居易、苏轼、郑谷等人都曾写过类似的诗句，但诗人此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仗更工整，且恰如其分地表现了诗人当时的窘况，带上了他个人特有的主观色彩。
“我歌君起舞，潦倒略相同。”生不能胜，苦不堪言，满腹牢骚，无人诉说。座中只有当时也是“布衣”的秦少章与诗人遭遇处境略同，可以作为他的知音了。所以在发泄了一肚子的不平之气后，诗人和秦少章一起唱和，两个“潦倒略相同”的人，用歌声来排遣满腹生绪。这一晚是除夕之夜，他们只希望来年再努力了。全诗针对题目收住，把前面的意思放开，在低沉压抑的气氛中透露出一丝亮光，却正衬出诗人无可奈何的心情。
诗中体现了诗人不幸的遭遇和生苦的心境，也体现了诗人那种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诗人并非仅仅哀叹时光的流逝，他做梦也希望能一展平生抱负，他为理想不能实现而郁郁不乐，而愤愤不平。此诗正是他的一曲高唱，情词奔骤、意气挥霍。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
这是陆游闲居故乡山阴时所作。山阴地近镜湖，因此他此期词作多为“渔歌菱唱”。山容水态之咏，棹舞舟模之什，貌似清旷淡远，萧然物外，殊不知此翁身寄湖山，心存河岳。他写“身老沧洲”的惨淡生活，正是“心在天山”的痛苦曲折的反映。这首《鹊桥仙》即其一例。仔细品味当得诗人心思、真实处境。
词从南郑幕府生活写起。发端两句，对他一生中最难忘的这段戎马生涯作了一往情深的追忆。在华丽的明灯下与同僚纵情赌博，骑上骏马猎射驰驱，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当时南郑地处西北边防，为恢复中原的战略据点。王炎入川时，宋孝宗曾面谕布置北伐工作；陆游也曾为王炎规划进取之策，说“经略中原必自长安始，取长安必自陇右始”（见《宋史·陆游传》）。他初抵南郑时满怀信心地唱道：“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山南行》）因此，他在军中心情极为舒畅，遂有“华灯纵博”、“雕鞍驰射”的“当年豪举”。词句显得激昂整炼，入势豪迈。但第三句折入现实，紧承以“谁记”二字，顿时引出一片寂寞凄凉。朝廷的国策起了变化，大有可为的时机就此白白丧失了。
不到一年，王炎被召还朝，陆游转官成都，风流云散，伟略成空。那份豪情壮志，当年曾有几人珍视？此时更有谁还记得？词人运千钧之力于毫端，用“谁记”一笔兜转，于转折中进层。后两句描绘出两类人物，两条道路：终日酣饮耽乐的酒徒，反倒受赏封候；志存恢复的儒生如已者，却被迫投闲置散，作了江边渔父，事之不平，孰逾于此？这四、五两句，以“独”字为转折，从转折中再进一层。经过两次转折进层，昔日马上草檄、短衣射虎的英雄，在此时却已经变成孤舟蓑笠翁了。那个“独”字以入声直促之音，高亢特起，凝铸了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声情悉称，妙合无垠。
下片承“江边渔父”以“轻舟”、“低逢”之渺小与“苹洲烟雨”之浩荡对举，复缀“占断”一语于其间，再作转折进层。“占断”即占尽之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无拘无束，独往独来，是谓“占断烟雨”。三句写湖上生涯，词境浩渺苍凉，极烟水迷离之致，含疏旷要眇之情。词至此声情转为纾徐萧散，节奏轻缓。但由于“占断”一词撑拄其间，又显得骨力开张，于舒缓中蓄拗怒之气，萧散而不失遒劲昂扬。“占断”以前既蓄深沉的孤愤和掉头不顾的傲岸之情，复于此处得“占断”二字一挑，于是，“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官家赐与”这更为昂扬兀傲的两句肆口而成，语随调出，唱出了全阕的最高音。唐代诗人贺知章老去还乡，玄宗曾诏赐镜湖一曲以示矜恤。陆游借用这一故事而翻出一层新意——官家（皇帝）既置他于闲散，这镜湖风月本来就只属闲人，还用得着你官家赐与吗？再说，天地之大，江湖之迥，何处不可置他八尺之躯，谁又稀罕“官家”的赐与？这个结句，表现出夷然不屑之态，愤慨不平之情，笔锋直指最高统治者，它把通首迭经转折进层蓄积起来的激昂不平之意，挟其大力盘旋之势，千回百转而后骤现，故一出便振动全词，声情激昂，逸响悠然，浩歌不绝。
这首抒情小唱很能代表陆游放归后词作的特色。他在描写湖山胜景，闲情逸趣的同时，总蕴含着壮志未酬、壮心不已的幽愤。这首《鹊桥仙》中雕鞍驰射，苹洲烟雨，景色何等广漠浩荡！而“谁记”、“独去”、“占断”这类词语层层转折，步步蓄势，隐曲幽微，情意又何等怨慕深远！这种景与情，广与深的纵模交织，构成了独特深沉的意境。明代杨慎《词品》说：“放翁词，纤丽处似淮海，雄快处似东坡。其感旧《鹊桥仙》一首（即此词），英气可掬，流落亦可惜矣。”他看到了这首词中的“英气”，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平之气，清代陈廷焯编《词则》，将此词选入《别调集》，在“酒徒”两句上加密点以示激赏，眉批云：“悲壮语，亦是安分语。”谓为“悲壮”近是，谓为“安分”则远失之。这首词看似超脱、“安分”，实则于啸傲烟水中深寓忠愤抑郁之气，内心是极不平静，极不安分的。不窥其隐曲幽微的深衷，说他随缘、安分，未免昧于骚人之旨，委屈了志士之心。
这首词，读来荡气回肠、确是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