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 商之兴也，有仲虺、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邓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欤？ 今犹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询众庶，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直之路开矣；不迩小人，则谗谀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哉。
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此二者，必然之势，古今之通义，流俗所共知耳。何治安之世有之而能兴，昏乱之世虽有之亦不兴？盖用之与不用之谓矣。有贤而用，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 商之兴也，有仲虺(huǐ)¹、伊尹，其衰也，亦有三仁²。周之兴也，同心者十人，其衰也，亦有祭公谋父、内史过。两汉之兴也，有萧、曹、寇(kòu)、邓之徒，其衰也，亦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之众。魏、晋而下，至于李唐，不可遍举，然其间兴衰之世，亦皆同也。由此观之，有贤而用之者，国之福也，有之而不用，犹无有也，可不慎欤？ 今犹古也，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今之士民亦古之士民。古虽扰攘之际，犹有贤能若是之众，况今太宁，岂曰无之？在君上用之而已。博询众庶，则才能者进矣；不有忌讳，则谠(dǎng)直³之路开矣；不迩(ěr)⁴小人，则谗谀(yú)者自远矣；不拘文牵俗，则守职者辨治矣；不责人以细过，则能吏之志得以尽其效矣。苟行此道，则何虑不跨两汉、轶⁵三代，然后践五帝、三皇之涂哉。
译文：国家都是因为任用贤能的人才能兴盛，因为不用贤能之人而专凭君主一己之见而衰败。这两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古往今来都是这样，也是一般人所能认同的。可为什么和平安定的时代，有了贤能之人，就能够兴盛；混乱动荡的年代即使有这样的人也不能兴盛呢？这就在于是否任用这些贤能之人了。有了贤能的人并加以任用，这是国家的福气；有了贤能的人却不用，就像没有一样。商朝的兴起，有仲虺、伊尹这样的贤臣，等到衰败时，也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这样的贤人；周朝兴起时，有与武王同心同德的十位贤臣，等到衰败时，也有祭公谋父、内史过这样的贤臣；两汉兴起时，有萧何、曹参、寇恂、邓禹这样的人，等到衰败时，也有王嘉、傅喜、陈蕃、李固这样众多的贤人。从魏晋以后，一直到唐朝，这样的贤人很多，不能全部列举，而这其中有的出现在兴盛的时代，有的出现在衰败的时代，也和上面所说的相同。由此看来，有贤能之人并加以任用，是国家的福气；有了贤能的人却不用，就像没有一样。对于这种情况，怎么不应该慎重的对待呢？现今的情况，和古代是相通的。现今的天下，就如同古代的天下。现今的士人和民众，也如同古代的士人和民众。古代在扰动不安的时代，还有像以上所说的那么多的贤能之人，何况现今太平安宁，怎么能说没有贤人呢？ 这就在于君主和处于上位的人如何任用了。广泛地征求百姓的意见，有才能的人就能进用了；没有忌讳的事情，人们就敢于直言进谏了；不亲近小人，那些进谗阿谀之人就被疏远了；不斤斤计较于文牍细节，受制于世俗之见，主管相关部门的人就能够明辨的处理事务了；不挑别人的小毛病，有办事能力的人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设想以达到相应的效果了。如果能够这样做，还怕不会超越两汉，胜过三代而达到五帝三皇那样的盛世么？
注释：¹仲虺：商汤左相，奚仲之后，汤王归夏，至大峒时，仲虺作诰以告汤。²三仁：三位仁人，指微子、箕子、王子比干。³谠直：正直的言论。⁴迩：接近。⁵轶：超过、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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