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书信体论说文。李翊曾向韩愈请教写文章的技巧,韩愈写了这篇文章作答。文章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作者的文学观,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决定表现形式,所谓“气盛则言宜”;同时结合自己的写作实践具体指出,写好文章的基本条件是要不断加强学习和修养,无望其速成,不诱于势利,树立“立言”的志向,并且要注意修改,求新,“惟陈言之务去”。
《答李翊书》是韩愈宣传其“古文”理论的重要文章之一。文章可分为四段。
第一段表示原回答对方的问题,谈谈写作之道。先称赞来信文辞高卓而态度谦恭;接着宕开一笔,感叹世人久已不讲道德(指儒家仁义之道),道德之外的“文”当然更无人讲求。这一笔并非闲笔,它抒发了深沉的感慨,又暗示自己所说的“文”不是一般文章,而是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接着说自己虽所知亦有限,但却不可不为对方谈论一番。这不仅因李生谦恭好学,更因他“不志乎利”,是可教之材,不过这个意思是一在文末才点明的。
第二段正面揭示中心论点。先向李先生提出希望,希望他不要满足于文章胜过一般人而可为时人所取,而就树立“至于古之立言者”的宏大志向。这一期望很高,但是在先称赏对方文章的基础上,再以问句出之,故显得态度诚恳语气平缓。然后正面提出“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论点。指出要写好文章,须从根本做起,须加强道德修养,使自己成为“仁义之人”则自然能够“其言蔼和”,蔼,原意为草木美盛,此处借指语言文辞之美。
第三段即以自己学为古文的经过和体会说明这一论点。先说写作古文确乎很难,不过自己学着写已二十余年了,言外之意是也还有心得。以下叙述学为古文的三个阶段,都扣紧“道”与“文”的关系着笔。第一阶段,“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这志不敢存。”韩愈认为三代两汉书中有儒道精醇者(如《五经》、《孟子》)。有大醇小疵者(如荀况、扬雄的著作),魏晋以后则儒道不传。起步须正,故不敢观两汉以一之书。这两句写出兢兢业业唯恐误入歧途的心情。“处若忘”以下四句即是形象地写其专心一意,苦思冥想之状。学有所得,发为文章,务求增除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甚感为难,所谓“陈言”既指立意,也指文辞表达。有了好的思想内容,要表达得新鲜有力,也颇不易。所作之文,内容既是阐发不合流俗的独特见解,形式又是不拘于对偶、声律的“古文”故颇为人所非笑。但韩愈“不知其非笑之为非知,置之不顾。当时骈文势力很大,日常应用文字和科举取士,大多使用骈文。韩愈提倡古文,确实是经过艰巨斗争的。如此坚持数年,便进入第二阶段,此时已有分析批判能力,能辨古书中何者为合乎儒道之“正”,何者为假是而非之 “伪”,何者大体虽“正”而犹有所不足。其阅读范围也就不再有所限制,而能去伪存真,此时执笔为文则能如水流泪不绝;示之于人时,不但不为其毁誉所动,而且毁之反以为喜誉之反以为忧;表明其主见已写,心思朗彻,正俗反时俗之道而行之。这也是就意与辞两方面说的。
如此数,又进入第三阶段。此时作文如长江大河,滔滔而至。但仍不敢掉以轻心,仍须平心静气,对所欲言者一一加以细心的体察和捡点,确知其醇而不杂,然后才奔涌而出;而且,须不断加强道德修养,“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首《诗》《书》之源”终身以之,总之,学为古文须有极严格而自觉的道德修养,须花费长期以至一生的工夫,且不但不能以至谋取私利,还要为世人所非笑,故为之甚难。至此已将三个阶段为李生描述完毕,然后指出关于气和言的心得举以告之。气,指作者对于所欲表达的内容具有充分自信而产生的昂扬的精神状态。气盛则句式长短、声调高下便能自然合宜。作者之“气”即以此而表现为文章的气势,气之盛大与否,当然又取决于平日修养。这养气之说当是继承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孟子善辩,其文气势盛大;不过他并未将“气”与“文”联系起来加以论说。韩愈则将二者联系起来,并将文气具体化为“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从文辞声音之美的角度而言,骈文的句式长短,声调变化都较整齐,具有人工美,但易流于单调板带。韩愈提倡古文力矫其弊,但古文亦应讲求节奏、声调之美。以“气”即气势、语气为主导来决定其长短高下,其声音之美便比较自然,具更能切合文章的内容。
第四段表明坚持古文之道的态度。先紧接上文,说虽已得心应手,但仍不敢自以为近首有成;即使近乎有成,也不为世人所用。而君子正不欲苟合取用于世俗之人,而是以坚持其道,立言不朽,传请后世为乐事,不过,应者寥寥,毕竟又使他乐中有悲。其提倡古文的态度是坚定的,而感情则是矛盾复杂的,最后表明对李生的劝勉之意,与第一段“不可不为生言之”相呼应。
韩愈曾说过,君子“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正因为作文是为了明道,所以要强调作者以道德修养。韩愈这样鼓吹儒道,有其观实意义。例如:用儒家大一统和君臣名公的思想去反对藩镇割据,要求儒道独尊以反对佛教迷信和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在当时都有一定进步性。古文理论是与现实斗争密切相关的。不过其理论也充分重视文章的艺术表现,如此文莫于务去陈言和气言关系的主张就很有价值,影响于后世极大;即在今日对于学习写作也不无可借鉴之处。至到“于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的观点,则更具有较普遍的意义。许多在文化科学领域内卓有建树的人物,正是以其百折不回的毅力和不求名利,甘于寂寞的品质取得成功的,韩愈的话至今仍给人以启发和鼓舞。
《答李翊书》在写作上颇有特色,首先是其文气的变化流转与内容情相切合。文章充满了对自己主张的强烈自信和不为流俗所动的气魄,读之令人振奋,但是,文中言及“志乎古必遗乎今”时,不能不叹恨感慨;所述学为古文的过程,有如临深履薄;对李生竭诚相告,而不可有居高临下之势。凡此种的内容方面的因素,使得文势又起伏多变。而其语言形式亦与之相应。如第二段先以参差如口语且杂以问句的形式表达委婉、商量的语气,而后面的”无望其速成“等句则采用整齐排偶的句式,再加以“仁义之人,基信蔼如”的有力一结,显得凝练铿锵,精光焕发,充分显示其斩钉截铁的态度,很好地突出了中心。第四段“君子则不然”以下数句则以较整齐而对比的句式表示其坚定的态度。文中转折连词“抑”“虽然”用得较多,但具有语气的往复回旋之感。此文虽纯是论说而语言颇为形象。如以“养其根”“加其膏”比喻作文当求根本,以水与物比喻气与言,都新鲜而生动,又如以“处若忘”等句描写若思,使读者恍如目击其状。全文针线绵密而不露痕迹。如第一段自称“焉足以知是且非”,第四段说不敢“自谓几于成”都表明了为古文之难,第三段更以一个“难”字贯穿,而这又都是为了说明写作古文是终生事业,“无望其速成”的道理。又如果第四段“志乎古”“不志乎利”“用于人也奚取”分别与第二段“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无诱于势利”“取于人”相照应,且都自然而然,绝无重复之感。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