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为人，数也。人伦并处，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异也，知愚分。埶同而知异，行私而无祸，纵欲而不穷，则民心奋而不可说也。如是，则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则功名未成也；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也；群众未县，则君臣未立也。无君以制臣，无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纵欲。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故百技所成，所以养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离居不相待则穷，群居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矣。事业所恶也，功利所好也，职业无分：如是，则人有树事之患，而有争功之祸矣。男女之合，夫妇之分，婚姻娉内，送逆无礼：如是，则人有失合之忧，而有争色之祸矣。故知者为之分也。
天地万物，同在一个空间，但形体各不相同，它们的用处并不固定，但对人们都有用，这是一条自然的规律。人类群居在一起，同样有追求，但要求获得满足的方法却不一样，同样有欲望，但满足欲望的智慧却不同，这是人的本性。人们对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就这一点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相同的；但是人们对于肯定的事物有所不同，从这一点上来说，聪明人和愚蠢的人是有区别的。如果人们地位相同而智慧不同，谋取私利而不受惩罚，放纵私欲而没有止境，那么人们将奋起争斗，而不可说服了。如果这样，那么有智慧的人就无从治理；有智慧的人不能治理，他们就不能建功立业，功名就不能成就；功不成，业不就，那么人们之间就不能分辨尊卑、贵贱、上下等级；人群没有等级差别，那么君主与臣下的关系就不能确立。没有君主来统制臣子，没有上级来控制下级，那么天下的祸害就会因为各人的为所欲为而不断发生。人们都喜爱或厌恶同样的东西，但是喜爱的多而东西却少，东西少就会发生争夺。所以每一个人的生活需要要靠各种行业的物品供养。但是一个人不可能兼通各种技艺，一个人也不可能同时管理各种事物。所以人不能脱离社会，否则就会陷入困境，但如果群居而没有名分规定，争斗就会产生。要挽救忧患，排除灾祸，没有比明确职分和等级差别更好的了。强大的胁迫弱小的，聪明的畏惧愚蠢的，下层民众违反君主，年少的欺凌年长的，不根据礼义道理来治理政事，像这样，那么年老体弱的人就会有无人扶养的忧虑，而身强力壮的人也会有分裂相争的祸患了。人们对事业都很厌恶，对功名利益都很喜欢，如果各人的职事没有名分规定，那么事情就会难以兴办，人们就有互相争夺功劳的忧虑。男女的结合，夫妇的区别，结婚、定亲、迎亲如果没有礼制规定，那么人们就会有失去婚配的忧虑，而有争夺女色的祸患了。所以聪明的人给人们制定了名分。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故知节用裕民，则必有仁圣贤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积矣。此无他故焉，生于节用裕民也。不知节用裕民则民贫，民贫则田瘠以秽，田瘠以秽则出实不半；上虽好取侵夺，犹将寡获也。而或以无礼节用之，则必有贪利纠譑之名，而且有空虚穷乏之实矣。此无他故焉，不知节用裕民也。康诰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谓也。
使国家富足的途径：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并妥善贮藏盈余。节省费用必须按照所规定的等级标准执行，使人民宽余必须依靠政治上的各种措施。节约费用必定就有剩余的财物，使人民宽余人民就能富足。人民富足了，那么农田就会得到治理，多施肥，得到精心的耕作；这样生产出来的谷物就会增长上百倍。国君按照法律规定征税，而臣民按照礼制规定节约使用。这样，余粮就会堆积如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是多得没有地方贮藏。君子何必忧虑没有盈余呢？所以，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一定会获得仁义善良的美名，而且还会拥有堆积如山的财富。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在于节约费用、使人民宽裕。不知道节约费用，使民众富裕，就会使人民贫穷；人民贫穷，农田就会贫瘠、荒芜；农田贫瘠而且荒芜，那么生产的粮食就达不到正常收成的一半。这样，即使国君大肆侵占掠夺，得到的还是很少；如果还不按照规定节约使用它们，那么国君就会有贪利剥取的名声，而且粮仓也会空虚匮乏。这没有其他的缘故，而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费用，富裕民众。《康诰》上说；“庇护民众，就像上天覆盖大地，遵行礼义，顺从德行，就能使你得到富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量地而立国，计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胜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必时臧余，谓之称数。故自天子通于庶人，事无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此之谓也。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夫是之谓以政裕民。
礼制，贵贱有一定的等级，长幼幼一定的秩序，贫富尊卑都有都各有的规定。所以天子穿红色的龙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龙袍，戴礼帽，大夫穿裨衣、戴礼帽，士人戴白鹿皮做的帽子，穿白色褶子裙。品德和地位一定要相称，职位与俸禄一定要相称，俸禄与费用一定要相称。从士以上就必须用礼义和音乐来约束调节，对群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统制他们。根据土地大小分封诸侯国，计算收益多少来使用民众，根据能力大小授予工作；役使人民，必定使他们能够胜任自己的工作，役使他们就能产生收益，这种收益又足够用来养活民众，普遍地使他们穿的、吃的以及各种费用等支出能和收入相抵，一定及时地把他们多余的粮食财物储藏起来，这叫做合乎法度。所以，从天子到老百姓，不管事情大小，也不管事情多少，都以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侥幸获得的官位，没有游手好闲而侥幸获得生存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减轻田赋，适当征收关卡集市的税收，减少商人的数量，少举办劳役工程，不夺农时，这样，国家就能富足。这就叫用政令使民众富足。
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贵之者，是贵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异之也，故使或美，或恶，或厚，或薄，或佚或乐，或劬或劳，非特以为淫泰夸丽之声，将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顺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贵贱而已，不求其观；为之钟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欢、定和而已，不求其余；为之宫室、台榭，使足以避燥湿、养德、辨轻重而已，不求其外。诗曰：“雕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纲纪四方。”此之谓也。
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群体，但社会群体没有等级名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一产生混乱就会陷入困境。所以没有等级名分，是人类的大灾难；有等级名分，是天下的根本利益；而君主，就是掌管这种区分的中枢。所以赞美君主，这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主，这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重君主，这就是尊重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把民众分成不同的等级，所以使有的人受到褒奖，有的人受到惩罚，有的人待遇优厚、有的人待遇微薄，有的人安逸快乐、有的人终日劳苦，这并不是故意制造荒淫、骄横、奢侈、华丽，而是要用它辨别贵贱，彰明礼仪制度。所以雕刻制作各种金玉木器，在礼服上绣上各种文饰，只是为了能够彼此辨别贵贱身份，并不追求美观。设置了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乐器，用来区别吉事凶事，用来一起欢庆，制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而已，并没有其他目的；建造宫、室、台、榭，使它们足以避免燥湿，保养德性而已，并不是追求别的。《诗经》上说：雕琢的是纹章，金玉就是本质。我们的君王勤勤恳恳，治理着四面八方。”说的就是这个。
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为淫泰也，固以为主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百姓诚赖其知也，故相率而为之劳苦以务佚之，以养其知也；诚美其厚也，故为之出死断亡以覆救之，以养其厚也；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也。故仁人在上，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其所是焉诚美，其所得焉诚大，其所利焉诚多。诗曰：“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我行既集，盖云归哉！”此之谓也。
至于穿华丽的衣服，享用美味的食品，积聚丰厚的财物而控制它，使整个天下都归自己统治，这不是故意制造奢侈和骄横，而是为了统一天下，处理各种事变，利用万物，养育民众，使天下人都得到利益的，这实在没有比仁德的君子更擅长的了。所以，仁人君子的智慧足够治理天下，他的仁厚足以安抚民众，他的德政足以感化民众。得到民心，天下就安定了；失去民心，天下就混乱。民众确实是要依靠他的智慧，所以才成群结队地替他劳动来使他得到安逸，以此来保养他的智慧；民众确实是赞赏他的仁厚，所以才决死战斗保卫他，以此来保养他的仁厚，民众确实提高他的德行，所以为他雕制各种图案的器具、制作华丽的服饰，以此来保养他的德行。所以仁人君子处在君位上，老百姓尊重他就像尊重上天一样，敬爱他就像敬爱父母一样，心甘情愿为而死，这并没有别的原因，因为他所确定的主政令太好了，他所取得的成就实在大，他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实在太多。《诗经》上说：我们背着东西，我们拉着车，我们驾驶着车子，我们牵着牛，我们运输完了，就吩咐我们都回去。”说的就是这个。
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后功；百姓之群，待之而后和；百姓之财，待之而后聚；百姓之埶，待之而后安；百姓之寿，待之而后长；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曰：“天地生之，圣人成之。”此之谓也。
所以说：君子要靠德行，小人要靠劳力。用力的人要受用德的人役使的。百姓的劳动，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得以完成；百姓的合群生活，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积聚起来，百姓的地位，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安定，百姓的寿命，要依靠君子的教化才能长久。没有君子的教化，父子之间就不能相互亲爱，兄弟之间就不能和睦，夫妻之间就不能互相欢悦。青少年依靠他的教化长大成人，老年人依靠他的教化颐养天年。所以说：“天地养育了他们，圣人成就了他们。”说的就是这个。
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赋，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不然而已矣：有掎絜伺诈，权谋倾覆，以相颠倒，以靡敝之。百姓晓然皆知其污漫暴乱，而将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杀其上，粥其城，倍其节，而不死其事者，无他故焉，人主自取之。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此之谓也。
现在的这个世界却不是这样。上面的人苛刻的搜刮掠夺百姓的财产，加重对田赋抢夺百姓的粮食，加重关税阻挠百姓的贸易活动。不仅仅是这样，他们还用胁迫、讹诈、权谋等手段互相颠覆，来摧残百姓。百姓明明知道，他们的污秽肮脏残暴淫乱将给国家带来极大的灾难。这样，就有臣子杀死君主的，下级杀死上司的，出卖城池、违反节操而不为君主的事业卖命的，这没有其他的原因，君主自作自受啊。《诗经》上说：“说话就会有应答，施恩惠就会有报答。”说的就是这个。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亩，刺屮殖谷，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也。守时力民，进事长功，和齐百姓，使人不偷，是将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节，而五谷以时孰，是天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爱之，兼而制之，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餧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
使天下富足的原则在于明确职分。开垦田地，整顿田地，铲除杂草，种植谷物，施加肥料使土地肥沃，这是农民百姓的事情。掌握农时，鼓励农民，促进生产，增加收益，使百姓和睦，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事情。使高地不干旱，洼地不受水涝，使寒暑节令适宜，使五谷按时成熟，这是上天的事情。至于普遍地保护百姓，普遍地爱抚百姓，全面管理百姓，即使有旱涝灾害，也使百姓没有饥寒交迫的祸患，这是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的事情了。
墨子之言昭昭然为天下忧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夫有余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忧过计也。
墨子的言论，非常担心天下人的物用不足。但他担心的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人民共同的祸患，而只是墨子个人过分的忧虑。现在那土地上生长五谷，如果人们善于管理它，那么每亩田就可以出产几盆谷物，一年可以收获两次；此外，瓜、桃、枣、李等每一棵的收获也得用盆来计算；其次，各种蔬菜也多得数不清；其次，各种家畜与猎取的禽兽都肥大得一只就要独占一车；鼋、鼍、鱼、鳖、泥鳅、鳝鱼按时繁殖，养育的洋洋成群；再次，飞鸟、野鸭、大雁之类多得就像烟雾覆盖在大海上；还有，昆虫和各种各样的生物生长在天地之间：可以供养人的东西多得不能尽举。天地长出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够用来供人食用了；丝麻和鸟兽的皮革等等，本来就丰富有余，足以供给人民使用的了。所以物用不足，并不是天下共同的祸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的忧虑啊。
天下之公患，乱伤之也。胡不尝试相与求乱之者谁也？我以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非将堕之也，说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蹙然衣粗食恶，忧戚而非乐。若是则瘠，瘠则不足欲；不足欲则赏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将少人徒，省官职，上功劳苦，与百姓均事业，齐功劳。若是则不威；不威则罚不行。赏不行，则贤者不可得而进也；罚不行，则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贤者不可得而进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则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失宜，事变失应，上失天时，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烧若焦，墨子虽为之衣褐带索，嚽菽饮水，恶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
天下共同的祸患，是混乱所造成的。为什么不试着寻找一下是谁造成这种混乱的呢？我认为，墨子非乐的主张会使天下混乱，他主张节用，那么天下就会贫穷。这并不是故意毁谤墨子，而是因为他的主张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种结论。如果让墨子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忧心忡忡的穿粗布衣服、吃劣质食品，忧愁地反对音乐。这样，那么生活享受就很微薄：生活微薄，就不值得追求，不值得追求，那么奖赏就不能实行。如果墨子让掌管天下，或者是诸侯国，就会减少仆从，精简官职，崇尚辛勤，与老百姓做同样的事情。这样，君主就没有权威；君主没有权威，有罪的人就得不到处罚。赏赐不能实行，贤人就不可能得到进用；不能处罚，那么不贤的人就不可能遭到罢免。贤人不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不会遭到罢免，那么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都不能得到适当任用。这样，万物就会不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不到相应的处理；在上，错失天时，在下，丧失地利，在中则失掉人和；天下遭受的煎熬就如同烧焦了一般；虽然墨子只穿粗布衣服，粗绳做腰带，吃豆叶，喝白水，又怎么能使人民富足呢？既然已经伤害它的根本，断竭了它的源头，因而天下的财物枯竭了。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而大富，使而功，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诗曰：“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此之谓也。
所以，古代的帝王圣人就不这样做，他们知道那当君主的，如果不美化、不装饰就不能够统一民心，不富足、不丰厚就不能够管理臣民，不威严、不强大就不能够禁止残暴、战胜凶悍。所以一定要敲大钟、打响鼓、吹笙竽、弹琴瑟来满足自己耳朵的需要，一定要在器物上雕刻花纹、在礼服上绘制图案来满足自己眼睛的需要，一定要用各种肉食、细粮，以及各种美味佳肴来满足自己口胃的需要，此外，增加随从，配备官职、加重奖赏、严厉刑罚，以儆戒人们的内心，使天下人民都知道自己所希望得到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奖赏就能实行；都知道自己所畏惧的全在这里了，因此处罚就能产生威严。奖赏能实行，处罚有威力，那么贤人就能得到任用，不贤的人就会遭到罢免，有才能和没有才能的人就能得到恰当的职位。这样，那么万物就能协调，突发的事件就得到相应的处理，在上，可得到天时，在下，可得到地利，在中间则可得到人和，于是财物就像急流一样滚滚而来，浩浩荡荡就像江河海洋，高大堆积如同高山，即使时常被烧掉，也还没处贮藏，那还怎么担心财物不够呢？所以儒术如果真能实行，天下就会平安富足，役使百姓就会有成效。敲钟打鼓也能和谐。《诗经》上说：“钟鼓冬冬，管磬锵锵，天降幸福。上天赐福宽又广，仪容威严端庄。酒醉饭饱，功德无量，大福大贵到来，万年不息。”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如果真的实行了墨子的学说，天下就崇尚节俭，而结果却越来越贫穷，反对争斗却天天争斗，劳累困苦却无成效，愁眉苦脸地反对音乐，而人民却更加不和睦。《诗经》上说：“上天正在降下灾难，丧亡祸乱非常多。人民没有好话，你怎么不加惩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垂事养民，拊循之，唲呕之，冬日则为之饘粥，夏日则为之瓜麮，以偷取少顷之誉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顷得奸民之誉，然而非长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奸治者也。傮然要时务民，进事长功，轻非誉而恬失民，事进矣，而百姓疾之，是又偷偏者也。徙坏堕落，必反无功。故垂事养誉，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奸道也。
不管政事而用小恩小惠养育民众，抚慰他们，爱护他们，冬天就给他们准备稀饭，夏天就给他们供应瓜果、大麦粥，用这个来换取一点点名誉，这是一种苟且的做法；它可以暂时得到奸邪之人的赞誉，然而这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就不能成就事业，建立功绩，这是用奸邪之法治国。尽力争取农时，役使农民快速发展生产，增加功效，不顾毁掉名誉，失去民心，结果事业有成，但百姓却都怨恨他，这又是一种极端的行为；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肯定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只要成功而不顾民众，也不行；这些都是奸邪不正的办法。
故古人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暍，冬不冻寒，急不伤力，缓不后时，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皆爱其上，人归之如流水，亲之欢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愉者，无它故焉，忠信、调和、均辨之至也。故国君长民者，欲趋时遂功，则和调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说乎庆赏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三德者诚乎上，则下应之如景向，虽欲无明达，得乎哉！书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力懋，和而有疾。”此之谓也。
古人就不是这样做。古代的君主夏天不让人民中暑，冬天不让他们挨饿受冻，紧急的时候不伤民力，缓和的时候不失时令，这样就会事业成就、功绩卓著，君臣上下都很富足，而百姓也都爱戴君主，归附人们他就像水流入海，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情愿为他出生入死，这没有其他的原因，这是因为君主极其忠信，调和，公平。所以统治国家领导人民的君主，要想争取时间成就功业，那么调和无为，能比急切从事收效更快；忠信公平，能比赏赐表扬更讨人喜欢；一定先纠正那些在自己身上的缺点，然后慢慢地去责备那些在别人身上的缺点，这比使用刑罚更有威力。如果君主真能实行这三种德行，那么人民就会积极响应，即使不想显耀通达，可能吗？《尚书》上说：“如果君主非常英明，民众就会尽心尽力，协调而又迅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故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教而不诛，则奸民不惩；诛而不赏，则勤厉之民不劝；诛赏而不类，则下疑俗险而百姓不一。故先王明礼义以壹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若是，故奸邪不作，盗贼不起，而化善者劝勉矣。是何邪？则其道易，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故曰：上一则下一矣，上二则下二矣。辟之若屮木枝叶必类本。此之谓也。
所以，不进行教化，而使用刑罚，刑罚用得多就会混乱，却不能克服邪恶；但只教化而不实行惩罚，邪恶的人就得不到惩罚；只进行惩罚而不实行奖赏，勤恳的人就得不到鼓励，如果奖惩不一致，那么民众就会疑虑、风俗险恶，人民的行动就不会一致。所以古代的圣王彰明礼仪来统一民众；努力做到忠信来爱护民众；尊崇贤人任用贤能来安排各级职位，用爵位，服饰、表扬、赏赐去反复激励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他们的劳动、减轻他们的负担来调剂他们；广泛普遍地庇护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如果这样，奸诈邪恶之人就不敢做坏事，盗贼就不会出现，而归依善道的人就受到鼓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古代圣王的方法平易可行，他灌输给人们的思想很牢固，他的政令严谨一致，他的赏罚规定明确。古语说：“上面团结一致，下面就一心一意；上面三心两意，下面也就离心离德；就好比草木，它的枝叶要有它的根决定。”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者，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者，危国家者也。
不给人民利益，反而所取于民，不如先使他们得利，然后再从他们身上索取更为有利。不爱护民众而使用民众，不如爱护他以后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予利益后再索取利益，不如只爱护而不使用更有功效。爱护民众以后再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使民众得利而不索取，爱护民众而不役使民众，这样，国君就能得到天下了。使民众得利以后再索取，爱护民众以后再役使，这样的国君能够保住国家。不使民众得利而还索取无度，不爱护民众而还役使没有节制，这样的国君只能使国家危险。
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见矣。其候徼支缭，其竟关之政尽察：是乱国已。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不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不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不悫：是闇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顺孰尽察；其礼义节奏也，芒轫僈楛：是辱国已。其耕者乐田，其战士安难，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调议：是治国已。观其朝廷，则其贵者贤；观其官职，则其治者能；观其便嬖，则其信者悫：是明主已。凡主相臣下百吏之属，其于货财取与计数也，宽饶简易；其于礼义节奏也，陵谨尽察：是荣国已。贤齐则其亲者先贵，能齐则其故者先官，其臣下百吏，污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悫：是明主之功已。
看一个国家治乱的好坏，来到它的边界，就可以看出端倪。如果哨兵来回巡逻，边境检查非常繁琐，这个国家就很混乱。进入国境，田地荒芜，城镇破败，这个君主就很贪婪。看他的朝廷，尊贵的并不贤明；考察他的官员，处理政事的并无才能，观看他的亲信，他们并不诚实，这就是个昏君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的收取和支出，进行十分精细的检查，而对于礼义制度，却茫然无知，漫不经心，这是个受人凌辱的国家国家。农民乐意耕作，战士不避危难，百官依法行事，朝廷崇尚礼义，卿相政论协调，这就是个治理得好的国家了。观察他的朝廷，贤者位尊；考察他的官员，能者任事，看看他左右，皆为诚实，这就是个英明的君主了。凡是君臣百官，对于财货收支的计算，宽容大方简略便易；对于礼义法度，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就是个光荣的国家了。如果贤德相等，那么有亲戚关系的人先尊贵，能力相同，那么有旧关系的人先任用。这样的臣子官吏种，就会有受到教化而改正，凶狠强暴的受到教化变得朴实善良，狡猾奸诈的也因受到教化而诚实，这就是英明君主的功劳了。
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上不爱民则兵弱，已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不能则兵弱。上好功则国贫，上好利则国贫，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则国贫。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故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谓国蹶。伐其本，竭其源，而并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恶也，则其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以国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谓至贫，是愚主之极也。将以取富而丧其国，将以取利而危其身，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是无它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君人者亦可以觉矣。百里之国，足以独立矣。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有一定的征兆：君主不崇尚礼义，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爱护民众，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不讲信用，他的兵力就衰弱；奖赏不厚重，他的兵力就衰弱；将帅无能，他的兵力就衰弱。君主好大喜功，他的国家就贫穷；君主喜欢财利，他的国家就贫穷；官吏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他的国家就贫穷；没有规章制度，他的国家就贫穷。民众贫穷，君主就贫穷；民众富裕，君主就富裕。所以，田野和乡村是财物的根本；粮囤地窖谷仓米仓是财物的末节。百姓顺应天时，耕作适宜，这是钱财的源头；按照等级征收的赋税和国库，是钱财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主必定谨慎地顺应时节的变化，节流开源，时常谨慎的考虑这些问题，使天下的财富绰绰有余，国家就不再担忧财物不够了。如果这样，那么上下都富足，双方都没有地方来储藏财物，这是懂得国计民生达到了顶点。所以，即使禹时碰上了十年水灾，商汤时遇到了七年旱灾，但天下的人民没有遭受饥饿的苦难，十年以后，谷物又丰收了，而原来储备粮还有节余。这并没有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懂得了本末、源流的关系啊。所以，田野荒芜了，但国家的粮仓很充实，百姓很贫乏，但国家仓库却满满的，这就叫做国家灭亡。断绝了根本，枯竭了源头，把财物都归并到国库中，然而君主、宰相还不知道危险，那么他们的灭亡很快就要来到了。用整个国家的财货供养他，还是不能够容纳他这个人，这叫做极其贪婪，是最愚蠢的君主。本来希望富有，可是因此丧失了国家；本来希望得到利益，可是因此危害了自身；古时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有十几个了，这没有其他的原因，他们丧失国家的原因只有一个。统治人民的君主，也应该觉悟了。百里见方的小国，完全能够独立存在的。
凡攻人者，非以为名，则案以为利也；不然则忿之也。仁人之用国，将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屦之士诚是，则虽在穷阎漏屋，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以国载之，则天下莫之能隐匿也。若是则为名者不攻也。将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上下一心，三军同力，与之远举极战则不可；境内之聚也保固；视可，午其军，取其将，若拨麷。彼得之，不足以药伤补败。彼爱其爪牙，畏其仇敌，若是则为利者不攻也。将修大小强弱之义，以持慎之，礼节将甚文，圭璧将甚硕，货赂将甚厚，所以说之者，必将雅文辩慧之君子也。彼苟有人意焉，夫谁能忿之？若是，则忿之者不攻也。为名者否，为利者否，为忿者否，则国安于盘石，寿于旗翼。人皆乱，我独治；人皆危，我独安；人皆丧失之，我按起而治之。故仁人之用国，非特将持其有而已也，又将兼人。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凡是进攻别的国家的，不是追求名誉就是为了谋求利益；否则，就是为了发泄私愤。仁德的人治理国家，要修养自己的意志，端正自己的行为，达到崇高的政治思想，做到忠厚有信用，使礼仪制度极其完善。身穿布衣、脚穿麻鞋的读书人，真能做到这样，即使住在偏僻的里巷、简陋的房屋理，天子诸侯也不能与他争夺名望，如果让他治理国家，天下就没有谁能埋没他的德行。如果这样，那么追求美名的就不会攻打他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开垦田野，充实仓库，改进器械装备，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用这个来远征苦战，那肯定不行；在国内囤积兵力，保卫巩固，情况许可，便会迎击，擒获敌方将领，就像掰断麦芽一样容易；战争中得到的东西，不够医治创伤，补充打败仗的损失。他们爱惜自己的将领，而惧怕自己的仇敌，如果这样，那么谋取利益的就不会来攻打了。这样的人在国内当权，就会履行小国同大国，强国同弱国的道义，礼节将十分完善，会见时赠送的玉器将很大，贡献的财物将非常丰厚，所用的说客是文词优雅，聪慧善辨的君子。如果他能通情达理，谁还能怨恨他呢？如果这样，那么心怀怨恨人就不会来攻打他了。求名的不来攻打，谋利的不来攻打，发泄怨愤的也不来攻打，国家稳固的就会像磐石一样，长寿如同恒星。别的国家都混乱，只有我治理得好；别的国家都危险，只有我安稳；别的国家都丧权失国，我便起来制服他们。所以讲究仁德的人治理国家，不仅是要保住他的国家，还要兼并别人的国家。《诗经》上说：“我们理想的君子，它是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他就能安定四方的国家。”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持国之难易：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宝单，而交不结；约信盟誓，则约定而畔无日；割国之锱铢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弥烦，其侵人愈甚，必至于资单国举然后已。虽左尧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譬之是犹使处女婴宝珠，佩宝玉，负戴黄金，而遇中山之盗也，虽为之逢蒙视，诎要挠腘，君卢屋妾，由将不足以免也。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将巧繁拜请而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故明君不道也。必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民；然后节奏齐于朝，百事齐于官，众庶齐于下。如是，则近者竞亲，远方致愿，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暴炙之，威强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挥，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譬之是犹乌获与焦侥搏也。故曰：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此之谓也。
保住国家的难易是：侍奉强大残暴的国家难，但让强大残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如果用财宝侍奉强大残暴的国家，财宝用完了，可是仍不能建立邦交；和他们结盟，订立条约，可是没几天他们就背信弃义了；割让国家领土去贿赂他们吧，他们的欲望却不能满足。对他们越依顺，他们就变本加厉，一定要到财物送光，国家全部拿来送给他们，才肯罢休。如果这样，即使有尧、舜的辅助，也没有能靠这种办法幸免。这就好像一个系着宝珠，佩着宝玉，背着黄金的姑娘，碰上了山中的强盗，即使对他只敢眯着眼睛看，弯腰、屈膝，像家里的婢妾，仍将不可避免那厄运。所以，如果没有使人民团结抗敌的办法，只靠花言巧语、跪拜请求，诚惶诚恐地侍奉他们，是仍然不能保持国家、保护自己的。所以英明的君主不这样做，他必定修饬礼节，严肃法令，整顿百官，公正地处理政事，整治民众，然后才能够礼节整齐，各种事情治理得有条不紊，群众齐心合力。这样，邻近国家就会争先恐后地来亲近，远处的人民愿意归顺，上下一心，三军共同努力；名声足够威慑他们，武力足够惩处他们；从容地指挥，那些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受驱使的；这就好像是大力士乌获与矮子焦侥搏斗一样。所以说：侍奉强暴的国家难，但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容易。说的就是这种情况。